楚官源流考索

中国的官制始于何时?纬书说“隧皇、伏羲既有官……但无文字以知其官号也”(贾公彦《周礼正义序》引《春秋纬·命历序》)。谓伏羲时已进入阶级社会,唐兰也有这种说法,但尚难成定论。我们探索楚官的源流,还只能从夏、商、周三代开始。     

楚都何时迁郢

关于春秋初期的楚国都城何时自丹阳迁郢,历来有两说并立。其一是文王始都郢之说。《史记·楚世家》云:“文王熊赀立,始都郢。”同书《十二诸侯年表》周庄王八年“楚”栏:楚文王熊赀元年,始都郢。”《汉书·地理志》南郡“江陵”县原注:“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楚文王元年为公元前689年。这是目前常见称引的楚都始迁郢年代,而上引《史记》、《汉书》的三条记载则是此说的主要依据。另一说是楚武王时即已迁郢。成书最早     

屈原曾任楚太子师傅

楚怀王为太子时,屈原曾经当过他的老师.楚国历来就有太子师傅之类的官职.春秋时,楚成王之太予商臣,得其师潘崇之谋,弑父自立(《左传·文公元年》),楚庄王又使大夫士亹为太子箴之傅(《国语·楚上》),楚平王亦使伍奢、费无极为太子建之师(《左传·昭公十九年》).屈原之任太子师傅,虽不见于记载,却是一桩班班可考的事实.其证据有三:     

春秋时楚对江南的开发

春秋时楚国对江南的开发情况及其南部疆域的具体地望,现在看到的先秦文献都无明确记载。直至唐代的地理专著《元和郡县图志》、《十道志》以及《通典》的州郡部分,才对春秋楚南境作了比较明确的记述,一致认为已达洞庭湖以南。其中所记地理沿革,一直为以后的许多历史地理著作所沿用。至清代,顾栋高在其《春秋大事表·春秋时楚地不到湖南论》中,却提出了根本对立的说法,断定春秋楚地“未尝越洞庭湖南一步”。虽然杨丕甫曾提出过不同看法,但自此以后,顾的论断为不少人所信奉,人们或者径宗其说,或者避免直书春秋楚南境,近数十年来的某些通史或春秋史专著,就是如此。     

《左传》及楚简所见彭氏家族人物考

关于楚国彭氏家族,过去学界未有太多关注。近年来,南阳市区发现了楚申县彭氏家族墓区,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线索和思路。彭氏家族是春秋时期南阳地区非常显赫的一个家族。我们认为,《左传》等传世文献及楚简等出土文献中的相关彭氏人物,应该被纳入到南阳所发现的楚申县彭氏家族范围内。春秋时彭氏家族居于楚国上层政权中,而战国时彭氏在楚政权中的重要性较春秋时已明显下降。     

古厉国历史地理及其相关问题

一、厉国的地望《左传》桓公十三年(公元前699年)载楚屈瑕伐罗,"楚子使赖人追之"句下,杜预注:"赖在义阳随县",说明赖在春秋早期已是随枣走廊内附属于楚的一个小国.《汉书·地理志》南阳郡"随"县条原注:"厉乡,故厉国也";颜师古注:"厉读曰赖".结合以上两条记载来看,赖、厉古音同,故赖国即春秋之厉国;汉晋时期随县境内之厉乡,即古厉(赖)国之所在.关于厉乡的位置,盛弘之《荆州记》说:"随县北界有厉乡村,村南有重山,山下有一穴,父老云是神农所生处",言在当时的随县"北界";对此,《水经注》作了更具体的介绍,卷32漻水篇云:     

论(艹为)掩治赋

关于东周时期楚国的经济,近些时已有不少文章讨论,提出了一些很好的看法。《春秋》经传记述楚国事迹较详,但涉及经济的却不多。楚大司马(艹为)掩受命治赋一事,说明春秋晚期井田制仍在楚国保存,对楚经济的研究最为重要。本文想在前人成说的基础上,就这一问题作几点补充分析。     

楚史二三题

众所周知,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强大国家,所谓“楚国之强,大地计众,中分天下”(《淮南子·兵略训》)。它存在的时间很长,从“殷之时尝为侯伯”(《史记·楚世家》)开始,到战国末年最后结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作为一个活跃于当时历史舞台上的强大国家,前后也有七、八百年的历史。楚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有着深远的影响,洪亮吉作过一篇《春秋时楚国人文最盛论》,他在列举楚国出过许多政治人才(包括当时在他国的百里奚,伍子胥,范蠡等。《左传》上说是“楚有材”,“楚材实多”)之后指出:“文彩风流,楚     

春秋前期楚北上中原灭国考

楚先北向后东图,申吕随唐实首涂。汉阳诸姬食灭尽,征诸传记半模糊。清代治《春秋》学者顾栋高写在《春秋列国地形口号》中的这首楚灭国诗,概略地指出了入春秋后楚拓土扩疆的方位及顺秩,同时也说明了因时间久远,史籍湮灭,考证某些西周封国被灭原委的困难。楚灭国兵锋首向于北,是为了同中原诸国争夺“一匡天下”的霸权。据《春秋》     

楚风与楚辞

一、诗经不收楚风,并非楚地无风可采《诗经》十五国风不收楚风,引起了许多推测,其中就有楚地无风可采的假说。此说能否成立?考诸先秦典籍,此说大有问题。《左传·襄公十八年》载晋国乐师师旷自述“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以南风之歌对楚言,则南风即楚风。《淮南子·览冥训》》载“昔者师旷歌《白雪》之音而神物为之下降。”《白雪》即楚曲。又《成公九年》载晋景公命楚囚钟仪奏乐,钟仪“操南音”,受到晋大臣范文子的称赞,说他“乐操土风,不忘旧也。”可见春秋前期,北方诸侯不但知道有楚风,而且还能欣赏楚风,甚至会唱楚曲。     

方志源流与县志编纂

方志源流与县志编纂□任建云一、中国地方志的源流与浩繁的志书远在先秦，中国即有地方志出现，如《郑志》、晋《乘》、楚《杌》、鲁《春秋》等，自汉以降，地方志编修逐渐发展。魏晋南北朝多为地记。三国时有魏阮籍的《宜阳记》，蜀僧仁显的《华阳记》，吴顾启期的《娄...     

屈原身世及官职新说

一——屈原非楚之同姓,屈氏楚之大姓而已。《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正义》引王逸说:“楚王始都,生子瑕,受屈为卿,因以为氏。”检王逸《离骚章句》“……是时(楚武王)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屈原列传》只说屈原为楚之同姓,但没有提供其它的资料,既然司马迁说屈原为楚之同姓,王逸也就敷衍出屈原为楚王族后裔,看得出他是根据《左传》推理的。《左传》记楚事始于楚武王,屈瑕是楚武王的开疆大臣,但《左传》没有记述屈瑕系楚武王之子。显然,王逸所谓屈姓始于屈瑕,只限于楚国及屈原系屈瑕之后的推论是靠不住的。     

春秋时期“县”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态

春秋时期的“县”有县鄙之县与县邑之县两种基本涵义。春秋早期的秦县为县鄙之县 ,其与西周时期推行封建之制而形成的“国”、“野”之间的地域差别有关。《周礼》所载县制资料有一些西周、春秋时期历史的真实内容。同《周礼》所载县制情形最为接近的为春秋时期齐国的国野分治之制。春秋时期的晋国之县多作为封赏卿大夫的采邑 ,带有颇为浓厚的封建制因素的残余 ,其组织管理形式直接反映了春秋时期晋国政治在新旧政治制度相互对立的总体框架下 ,按照辩证的法则向前发展的客观史实 ,以上内容构成了春秋时期晋国国家结构形式的部分内容和若干时代性特点。春秋时期的楚国较早以大邑为县 ,楚国之县基本上是建立在新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制度的基础之上 ,楚王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对其直接进行管理。战国以后 ,楚县逐渐开始由边地军事重镇向地方行政区划转化。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县开始了由县邑之县向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的郡县之县的转变。     

战国时期楚国令尹序列考述

本文拟根据战国楚令尹的有关史料,辨艰析难,对这一时期楚国令尹的序列作初步探研.以下的考述,将按当时楚令尹任职的先后,以次进行.公孙宁字子国.平王之孙,令尹子西之子.其任令尹始于惠王十一年(前478),《左传·哀公十七年》有明确交待.次年,他因"败巴师于?",以军功受封析君,其时已接近春秋之尾.观     

《左传》“夏汭”考

对夏汭地望的几种不同注解春秋时期的"夏汭",两见于《左传》.昭公四年记有吴伐楚时"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昭公五年记有楚伐吴时"?射以繁阳之师会于夏汭".西晋杜预注:"夏汭,汉水曲入江,今夏口也."古汉水(沔水)下游又称夏水,故春秋以至汉、晋,汉水之口称为夏口,此即《汉书·地理志》所记之汉水东流"南入于江"之处,约位于今湖北省武汉市汉口最东端的碪家矶至黄陂县南的沙口之间.不在今入江处.     

魏源对“《诗》亡然后《春秋》作”的阐发

自孟子提出《诗》亡然后《春秋》作之后,历代多有训解。魏源对历史上以颂、正雅或是变风之亡等来训解《诗》亡的各种说法都给予否定,认为应该从王者之迹熄来理解《诗》亡,只有这样的理解才可以认识到孔子著《春秋》为后王制法的微言大义,知晓《春秋》是对王迹的承接,而《春秋》承接王迹是通过五霸来实现的。与以往人们论五霸多推尊齐桓、晋文不同,魏源特别称许楚庄王,多或少也有赞美清王朝的意味。     

董仲舒《春秋》决狱案例评析

《春秋》决狱，又称经义断狱，是指除依据法、令断狱外，还可以直接引用儒家的五部经典：《诗》、《书》、《易》、《礼》、《春秋》，特别是《公羊春秋》的内容和语义作为判决案件的依据。《春秋》是孔丘修订的一部鲁国的编年史。我国以《春秋》决狱始于西汉中期，是经董...     

郑樵、顾祖禹州郡沿革说辨析

顾祖禹《读史方域纪要》卷八,有一段以州的变迁为主要脉络,概括综述我国古代政区划分的起始及沿革的文字:“郑氏曰:‘分州始于人皇。州统县、县统郡始于周。郡统县始于秦。州统郡、郡统县始于汉。割据之世,置州乃多。隋文析天下为州,炀帝改州为郡,而州郡相等。唐混州郡为一,于建置京邑之州,则始命为府。宋又府州并列矣。’自元建路、府、州之制,州乃益降而小,几与县同列云。” 文中郑氏当指郑樵。《夹漈遗稿,献皇帝书》曰:“其未成之书……在地理,则有《郡县迁革志》。”可见郑氏确曾有对郡县迁革的研究,惜未传世,     

荆蛮浅释

荆蛮,据新《辞海》云:“即楚,周人敌视楚国的称呼。”新《辞源》云:“古代中原地区泛称江南楚地之民。”窃以为皆失之太简。考之史籍,似应有以下三种解释:(一)指楚。《春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奔楚,而其告诸侯曰:‘兹不榖震盈播越,窜在荆蛮,未有攸底。”周人敌视楚国,称为蛮荆,《诗经·采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说苑·尊贤》:“救中国,攘戎狄,卒协荆蛮,以尊周室。”(二)古族名。《史记·吴太伯世家》:“荆蛮义之,纵而归之者千余家。”《史记索隐》云:“荆蛮,南夷之名。”《汉书》谓:“荆蛮之吴子寿梦,盛大称王。”荆蛮为吴越之地的古族称。而朱熹注《诗经·采芑》云:“荆蛮,荆州之蛮也。”为荆州之古族称。荆蛮为古代长江中下游之古民族。(三)指地域。(1)指吴越之地,《史记正义》在注释《史记·周本纪》:“古公有长子太伯奔荆蛮。”一段时说:“而亡荆蛮者,楚灭越,其地属楚,秦灭楚,其地属秦,秦讳楚,故曰荆。故通称吴越之地为荆。及北人书史云蛮,势之然也。”这里说明是长江下游的吴越之地的通称。(2)指长江中游江     

《春秋榖梁传》的作者为榖梁子

真正意义上的《春秋榖梁传》当始于榖梁子，榖梁子从传说的子夏所传之笼统的《春秋》阐释之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了《春秋榖梁传》。榖梁子对于《春秋榖梁传》的开创之功是不可抹杀的，可以说榖梁子是《春秋榖梁传》的第一作者，《春秋榖梁传》最初的古文文本的写作年代当在战国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