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朝道教斋醮科仪的时代特点

宋代是封建国家重神祀、兴礼仪的时代.宋代道教在继续履行国家宗教祭祀职能的同时,开始对民间信仰进行理论化的改造吸收.宋代民间信仰的活跃与道教复兴的时代背景,促成道教斋醮的兴盛和科仪经典的编撰.道教斋醮科仪与民间信仰的结合,民间俗神道教化的演进趋势,说明宋代是道教斋醮科仪的历史转换期.     

试论明清鄱阳湖区域民间信仰的道教化

明清鄱阳湖地区民间信仰的神灵众多,并居相当的主导地位,随时日演变,这些民间信仰神灵大多演变为道教神灵,民间信仰神灵与道教神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间神灵信仰逐渐为道教神灵所演化,演化之因为国家力量的介入、百姓民间信仰的强烈诉求及道教信仰其本身固有范式的优势.     

从民间叙事文学中的道教信仰看民众的生命意识

道教信仰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民众的文化心理,与民众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道教长生不死的神仙信仰、消灾辟邪的法术等渗透在民众的精神世界里,表现在民众的口头创作中,使民间叙事文学浸染上浓厚的道教色彩。民间叙事文学中的道教信仰蕴含着民众的心理指向,表达出民众欲超越生存局限的生命律动。     

义和团研究会一九八二年年会讨论综述

<正>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于九月十三日至十九日,在山东省威海市召开会员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提出了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中一些值得注意的新见解,兹综述如下。一、关于义和团源流问题争论已久的义和团源流问题,近几年在研究上虽说有较大进展,但多注意从组织源流上追索,而忽略了思想源流的探讨。在这次会上,程啸同志的《民间宗教和义和团揭帖》一文,则从义和     

道教与民间宗教的角力与融合:宋元时期晋东南地区二仙信仰之研究

宋元时期晋东南地区的二仙信仰是研究道教与民间宗教关系演变的有力个案。君主、士人、道士、巫觋与地方民众基于各自利益,共同促成道教与民间宗教等因素的角力与融合。尽管道教对二仙信仰的改造始终不彻底,道士以及道教信徒还是通过重塑二仙形象、赐封道教名号、推行道教仪式等手段影响着二仙信仰。此外,道士影响二仙信徒的手段不止于传播教义,还注重地方社会的建设。     

特约评论人语

关注民间文化与民间信仰,重视民间文化的田野调查,为山东大学的学术传统之一。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义和团民间资料调查,长达四十余年,三百多名师生的足迹遍及冀鲁豫数省,获得了民间宗教与义和团的起源等方面的资料百几十万字。2000年结集出版的《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     

论早期道教与西部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关系

汉文化系统中的道家学说、阴阳五行、神仙方术,与西南少数民族民间信仰有机融合,从而形成了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早期道教孕育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广泛吸纳西南诸族民间信仰因子。早期道教神灵体系中不乏西南少数民族神灵,少数民族民间巫术亦深刻地形塑了道教斋醮科仪。唐以来,源自西域地区的民族音乐亦在唐王朝推重道教的时代背景下,渗透到道教仪式中。道教是各少数民族进一步了解和学习汉文化的桥梁,并积极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融。     

清代湖北汉水流域的民间信仰

清代湖北汉水流域是民间信仰比较发达的区域,民间信仰根植于民众的万物有灵思想和鬼神崇拜,是各种思想意识的重要影响力量,形成诸多文化现象。民众的生活、政治的稳定、儒生的宗教身份、道教与民间信仰相互吸收,彼此同化,巫师对民众信仰的激发都与民间信仰密切相关。民间信仰对地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随着地方社会变迁,由兴盛转向衰落。     

简论“三言二拍”中神仙思想的特点

宋、元、明三代的道教信仰与唐代以前相比呈现出较大不同:一方面,外丹术的衰落与内丹术的兴起,使道教修仙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道教日趋走向民间,仙道观念益趋世俗化。道教信仰的这种变化在"三言二拍"中有明显的体现,其中的神仙思想呈现出新的特色:一是神仙信仰的世俗化,即神仙形象的世俗化、人性化、社会化;二是心性修炼说的形成与仙道观念的世俗化转向。     

藏羌彝走廊民间信仰与道教文化的互融与整合

"藏羌彝走廊"内民族众多,文化形态多样,并呈现和谐共存和睦共荣特征,是我国典型的多元文化汇集之地。道教作为中国本土文化,对中华文化、历史和民间习俗、民众心理等产生了广泛影响。本文以民俗学视角,主要运用"对点式"观察分析法,梳理走廊中具有典型代表的藏羌彝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中的道教文化要素,探究道教文化与民间信仰之间的内在关联,拓展藏羌彝走廊的整体文化共同特征,并就如何发挥好民间信仰文化作用,更好推进区域文化产业资源整合、维护宗教生态平衡、增强区域和国家文化认同、促进民族团结发展事业提出一些思考。     

从楼观道看道教在组织形态上的转型

道教的组织是组成道教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道教形成了多种不同的组织形态。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道教自身发展的需要,吸纳了佛教的组织方式,形成了以陕西楼观道为代表的宫观式组织方式,它促成了道教道士人数大为增加、教徒向低龄化和贫民化发展、管理更加严格等变化。     

论道家和道教的公益慈善伦理思想简

道家从道是万物之宗的本体论出发,倡导“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慈善伦理观,强调“无为”而善,并把从事慈善活动看作是“体道”和“入道”的重要途径。道教认为天下财物乃“中和之有”,应当周穷救急,提出“承负说”,宣扬善恶报应观,把积善行德看作是修行修仙的重要途径．并提出了“致太平”的慈善伦理理想。道家和道教的慈善伦理思想虽有区别,但也存在着相通之处．并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批判地继承和弘扬道家和道教的慈善伦理观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会通与疏离：论沈从文与道家文化关系

沈从文思想与创作都与道家文化有着较为鲜明的关联。其人生境遇中山水自然的滋养,虚己待物的性情．形成了他与道家文化会通的基础;他对都市文明的批判,对湘西边地的表现,从正反两面深契了道家精神。但时代的影响,视阈的新变,让他最终疏离并超越了道家的局限。     

道、学、术:道教史研究的新视角

术、学和道的双向互动关系是道家演变和道教产生、发展的内在实质和动力,其中,术与道的双向互动关系更加重要。以道统术,以术得道,是道家、道教思想发展演变的内在动力。据此可以解决道教史研究中如何处理道家与道教的关系、道教与科学的关系、道教究竟是不是宗教、道教史的分期等问题,并可以借此整合道教思想的外史和内史的研究。     

论第三代诗歌的道家精神

第三代诗人虽然不曾对道家文化作过专门的研究,也不曾树起＂复兴道家＂的旗帜,但道家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却是潜隐而又深刻的,他们对道家的价值观也表现出了明显的接受与认同,这突出地表现在对本真的执着、对虚静的沉溺和对精神家园的追求。     

道教文化对李白人生道路及其诗风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李白与道教渊源颇深，道教对李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道教文化与李白的诗歌创作为切入点，探求道教对李白人生道路所产生的深远影响。通过对李白信道、学道、寻道、悟道的分析，阐明李白的道教信仰。道教追求自由的精神，与李白悟道的灵性完美结合，促使其山水诗具有人格化、神灵化特点，形成独特的仙灵化风格。     

论道家思想的伦理意蕴

作者对道家思想进行了概述,阐述了道家伦理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内容,指出道家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一家,与儒家和佛教并足而立,它们既相互排斥,又相辅相成,共同筑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     

明朝皇帝的崇道之风

明成祖在"靖难之役"中自称得到真武大帝的佑助,故夺得皇位后极力崇道。后世皇帝仿效成祖,崇道之风愈演愈烈,至嘉靖、万历而盛极。因崇道而日事斋醮,皇帝怠政之风日盛,加速了明王朝政治的腐败。因怠政而出现权力真空,内阁的权力随之上升,逐渐有了所谓"宰相之实"。皇帝崇道促进了"道藏"的编纂和道教的传播,道教更加民间化和世俗化。明代道教虽未出现新流派,没有理论上的新贡献,但相对于佛教,其地位却上升了,故不宜笼统地说明代道教处于衰落时期。     

《红楼梦》中“一僧一道”的文化意蕴

《红楼梦》中“一僧一道”集中体现了曹雪芹对于佛、道二教尤其是佛教的理解与体悟。“一僧一道”在太虚幻境与尘世之间示现的形象变幻,旨在告诫世人要破除对脏与洁、丑与美的执着;“一僧一道”同时登场,折射了中国文化史上佛、道二教融合互补的文化态势;“一僧一道”之使命乃是对红楼诸人物的度化指引。     

宋代道教与劝善习俗

为了实现得道的终极目标,道教为想成仙之人的宗教实践内置了一个道德原则,即在修道过程中必须去恶为善。两宋时期,道教对社会成员的道德教化主要借助了两种渠道：一是通过那些关于具有监察善恶及惩恶扬善功能的道教神灵的道教经文劝善;二是造作专门的劝善书并使之行于世。在宋代的劝善之风中,道教成为一些善行的思想基础和动力源泉;同时使得一些善念、善行被赋予了强烈的功利化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