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投入产出视角的政府公共投资效率研究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非常注重利用政府公共投资的扩张来实现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目标,但近年来城镇化中的公共品供给不足与过剩并存\地方经济运行质量与政府投融资平台风险累积等一系列矛盾和投资低效率问题已经成为极大影响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基于投入产出的分析视角,采用面板随机系数模型,对1995—2011年东、中、西部政府公共投资的投入产出效率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结果表明:中国不同地区政府公共投资的效率改进都不太理想,政府支出并没有显著提高单个要素产出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中国政府公共投资整体规模和区域分配上仍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     

破解农村社区社会风险路径研究——以成都市调查研究为例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城乡统筹意味着城与乡之间缩小差距,变二元化结构为一体化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又提出了"四化互动"的概念,强调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新型农村社区伴随我国城镇化战略而迅速发展,是城市乡村统筹发展中期缩小城乡差别、改善农村生活环境的重要形式。文章通过对成都市新型农村社区属性和发展现状的调查,发现其规划建设、社区构成、产业资源、管理体制等方面存在问题,同时分析了形成社会风险的原因和三种影响因素,提出了化解风险进一步放大、扩散的演化路径,并针对溯源和容错两种防范风险形成给出了减少风险损失的对策及建议,对都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基于效率测度的安徽省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研究

以安徽省16地市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简称“三化”)发展效率作为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利用协调度模型对“三化”协调度进行测度.研究发现,安徽省工业化效率存在严重的地区不平衡;农业现代化效率普遍较低;绝大部分地市存在“三化”发展低效且不协调的情况.选择农业发展的视角,利用Ologit模型,对“三化”高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业现代化升级过程中以机械以及其他工业品投入为代表的农业机械化、农业工业化水平提升应该是“三化”高效协调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基于类型分析的陕西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经验探析

区域发展差异大、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不一致、生态脆弱、公共服务不均等城乡经济社会的差异化特征,决定了陕西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实施过程不能采用固定的、单一的模式。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建立相关指标体系,测算陕西城乡一体化的实现程度,结合陕西主体功能区的划分,根据区域类型的特点将其发展划分为四大类:城郊区、资源富集区、农业区和生态脆弱区,总结不同的类型区域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成功经验,为陕西及我国其他同类地区统筹城乡一体化提供借鉴。     

黄河流域农业生态效率时空演变格局及驱动因素分析

基于2010—2019年黄河流域九省面板数据，利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农业生态效率，通过全局自相关莫兰指数分析农业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构建Tobit模型分析农业生态效率的驱动因素。结果发现：黄河流域农业生态效率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省际农业生态效率差异明显。投入冗余、非期望产出冗余所带来的投入非效率，是黄河流域农业生态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黄河流域农业生态效率呈现全局空间正相关特征，局部空间集聚主要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财政支农、农业规模化、农业生产能力对于农业生态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机械化、城镇化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省区财政支农投入对农业生产率及其构成的影响

通过构建空间相关加权项估计多边贸易重力模型,构造了以地理因素表征农产品特征的省区贸易开放度的工具变量,实证研究了中国省区财政支农投入对农业生产率及其构成的影响弹性。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财政支农显著偏低,但财政支农投入确实显著提升了农业劳动生产率;通过进一步分解劳动生产率,发现财政支农投入对资源配置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影响弹性为正且显著,而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弹性显著为负。表明财政支农发挥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的作用面临着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低和基础设施欠完善的强约束,未来应通过加强这两方面的投资助推农村经济组织创新来实现农业技术进步,条件不成熟时向农业新技术推广应用领域过度投资,极易陷入“拔苗助长”式的农业现代化的泥潭,降低了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率。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的重点省份数据的实证研究

以"一带一路"倡议重点圈定的省份(重庆和西藏除外)为研究对象,选取了2000—2015年的数据进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研究。实证研究发现:(1)以金融发展效率为门限变量时,其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总体上是抑制效应;(2)以金融发展规模为门限变量时,当该变量跨过各个门限值时,其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由负效应逐渐转为正效应;(3)改善农村劳动力结构和提高农业科技投入可以促进农民增收。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下建议:(1)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提升金融体系运行效率;(2)增强农村劳动者素质教育,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3)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完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     

西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功能分类模式及其实现途径

西部地区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初始条件是区域内部发展差异大、生态环境脆弱、双层刚性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滞后。西部地区实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不可能建立统一的模式,可以依据主体功能区建设的思想,实施功能分类发展模式,西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模式可以分为三类：实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不可能建立统一的模式,可以依据主体功能区建设的思想,实施功能分类发展模式,依据主体功能区建设的思路,西部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模式可以分为四类：都市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模式、资源富集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模式、农业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模式、生态脆弱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模式,不同模式应该采取不同的思路和对策。     

城乡统筹背景下城镇化推进与新农村建设的协调

建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实现城乡统筹,一方面要大力推进城镇化,继续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改变农村落后面貌.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不可或缺.通过分析城镇化推进和新农村建设的若干问题,认为城乡统筹背景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应两端推进,建立产业、空间、就业、帮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万州区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发展不协调的表现研究

通过大量调查,分析了万州区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发展不协调的表现.具体表现在: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工业化发展不协调,工业化程度偏低,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和产业链;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城镇化发展不协调,影响市场容量的扩大,制约农业自身的发展,制约第三产业发展和农民进入城镇就业步伐,城镇化辐射带动能力弱;农村工业化与农村城镇化发展不协调,城镇对生产要素的集聚功能差,农村工业布局较分散且技术落后,"空城现象"明显;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区域经济结构运行质量不高,区域经济的市场竞争力不强,区域经济的发展环境不优.     

乡村振兴战略:历史脉络、理论逻辑、推进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追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历史脉络、理论渊源,研究其主要推进路径,有利于更好地开展我国新时代农业农村工作。从历史脉络看,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历史逻辑;从理论逻辑看,乡村振兴战略依循了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和城乡关系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城乡融合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伟大实践;从推进路径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健全“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快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     

变革的村庄：农耕文明裂变下的乡村书写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古老的乡村挟裹在时代漩涡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世纪之交的乡土小说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续写着乡土世界的变迁,形象地展现乡土情感日渐式微、乡村政治走向瓦解、乡村伦理不断颓败的现实图景。这些小说文本准确地把握住了当下乡土世界含混而复杂的时代脉搏,透露出作者面对农耕文明裂变下乡村现实的迷惘与无奈,同时在深层次上触及到乡土中国现代性构建的价值困惑。     

新乡贤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吗？——基于新乡贤与传统乡贤治村的比较分析

乡贤治村,既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时期乡村治理历史演进的缩影,又在现代乡村治理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现阶段党和国家也高度重视和支持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通过对新乡贤与传统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多维比较分析发现,两者在治村的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治村背景方面,传统乡贤以“双轨政治”为时代背景,而“协同共治”是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突出特点;在择取条件方面,传统乡贤功名与贤德共重,现代社会的新乡贤则弱化功名,更加注重贤德以及治村能力;在组织基础方面,传统乡贤主要依靠传统乡村社会中自发形成的自治组织进行乡村治理,新乡贤则主要通过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等参事议事机构参与乡村治理;在角色定位方面,传统乡贤是封建社会乡村治理的“主导者”,新乡贤则是现代社会乡村治理的“协同者”;在治村功能方面,传统乡贤衔接国家与乡村社会,并争取乡村社会处于无讼状态,新乡贤则以引领乡风文明作为首要功能;在治村方式方面,传统乡贤以礼治为本,形成“礼治秩序”,新乡贤坚持德治为先,并积极嵌入村民自治和乡村法治。因此,新乡贤对比传统乡贤在多个结构要素上发生了质的变化,绝不是传统乡贤的现代回归。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下,新乡贤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促进治理有效大有可为。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建设路径

乡村振兴是破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战略部署。从分析乡贤文化和乡村治理关系变迁入手,阐述了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即有助于重塑乡村治理主体、营造文明乡风、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引导资金技术回流。在分析新时代乡贤文化建设的实践样态和误区的基础上,提出了乡贤文化的建设路径,即明确乡贤群体的身份界定归类、构建多元协作的乡村治理主体、建立人本亲善的配套保障机制。     

论我国农村金融服务及其完善

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发展滞后且存在诸多问题,严重制约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步伐。如何重塑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优化农村金融经营环境,有效增加农村金融服务的供给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论成都农村经济发展与乡镇财政建设

成都乡镇财政中存在着赤字、预算支出结构单一、管理不规范等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因此 ,要培植和扩大财源 ;增加乡镇收入 ;适度扩大乡镇规模 ,提高资源利用率和政府运行效率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加强预算外资金的管理 ,以优化乡镇财政管理     

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及文化向度

乡贤治村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其浓厚的乡土情怀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为新乡贤入场乡村治理提供了内生性依据。在经历传统乡贤与乡土文化的深度互嵌以及近代乡贤与乡村社会的多维脱嵌后,新乡贤现已发展成为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力量。新乡贤在乡村治理实践中汲取了传统乡贤治村的丰富经验和卓越智慧,并结合新时代乡村的发展现实,深入挖掘乡土新文化、嵌入治理新因子的逻辑理路,为乡村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振兴范式。在乡村文化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耦合逻辑不仅能够拓展乡村文化发展空间,淬炼乡村文化特色品牌,而且可以通过文化治理的“软”手段,激发乡村主体的内生发展动力,助力乡村文化的全面振兴。     

关于农村市场开拓问题的若干思考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给我国的企业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农村市场空间广阔 ,开拓农村市场 ,是我国企业的新生之路。但由于农村消费基础环境差 ,农民增收难等多项历史性因素的制约 ,农村市场的开拓任重而道远。当前 ,以政府投入为主体 ,引导、带动民间资本的加入 ,是开拓农村市场的现实选择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的农村高等教育

本文从解决农村贫困的核心战略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呼唤农村教育改革;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呼唤农村高等教育发展;发展农村高等教育不是梦;发展农村高等教育的对策五个方面,论述了发展农村高等教育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必由之路的新观点。     

乡村振兴背景下文化传承型乡村景观的存续与发展

乡村振兴是一项国家战略,乡村景观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景观是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然而当前乡村文化在这一载体上的丢失现象日趋严重。如何使乡村景观建设体现乡村历史和文化的传承,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深入剖析文化景观衰退的原因,结合历史和文化传承价值的多元化和内外部特征,从物质和非物质层面提出文化传承型乡村景观规划建设的方略,即从四个方面的内涵要素来科学规划:维护乡村自然资源景观格局的连续性;优化原有乡村规划布局,构建现代乡村文化景观新格局;保留修复原有乡村建筑,传承创新凸显地域文化特征;提炼乡土特征符号,发掘乡村文化深厚底蕴。从三个方面来构建多方协调引导机制:政府引导,建立多层次的政策引导与规划体系;社会协同,多方参与共同推动;发挥文化自觉,引导村民主动参与和维护乡村景观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