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群体“扩容提质”：现状、挑战与对策

中等收入群体“扩容提质”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标志。利用国家统计局“个体还原”数据,使用经地区购买力平价指数调整的中等收入标准,测度发现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整体存在“数量增加、质量较低、空间分布不均”的特征,即2002-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比重明显提升,但是中等收入群体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大部分聚集在中等收入门槛下限,内部收入差距较大,向下滑落风险较高,且中等收入群体空间分布不均衡,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十四五”期间,中等收入群体“扩容提质”面临经济增速下滑、人口结构调整、技术加速迭代、抗风险能力下降等挑战,建议从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区域协调战略和“扩中提质”策略、加强数字经济治理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重点施策,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和质量。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及其特征

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规模和特征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在回顾和评述现有各种界定标准的基础上,建议采用全球所有国家收入中位数的67%~200%作为定义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研究发现,近些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在逐渐提高,从2002年的10%上升到2016年的28.9%,这主要源于我国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是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要扩大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保持中高速增长至关重要,政策的重点是提“低”而不是限“高”,同时要防范现有的中等收入群体跌落为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主要分布在城市地区,收入来源主要是工资性收入,储蓄率偏高,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低收入者和贫困人口。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下限附近分布着规模客观的低收入者,他们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潜在来源,应是政策瞄准的主要对象。     

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及路径选择

中国人均GDP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后,经济得到重大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一系列问题,比如：收入差距持续拉大、腐败多发、社会不稳、产业结构升级难和经济发展滞缓等,使中国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种风险。因此,在剖析可能阻碍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路径：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缩小收入差距;稳步推进城镇化;建立廉洁高效政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制止官僚主义作风和调整产业结构等。     

劳动收入占比视角下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分析

2010年我国人均GDP突破4 000美元,标志着我国开始向高等收入国家迈进,同时也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通过对1952—2013年相关数据的计算与分析,发现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不高且逐年下降,这无疑会对我国居民消费、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产生巨大影响,并形成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障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基于知识经济和新常态的考虑,提出了提升劳动收入助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建议。     

各国经济增长中的“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世界上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中等收入国家(地区),中等收入水平发展阶段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收入水平提高一系列新挑战,因此,围绕“中等收入陷阱”和世界经济长期增长趋势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基于对世界经济长期增长路径和各阶段特征的分析,界定了“中等收入陷阱”及其主要特征,通过大量国别的例证,考察中等收入水平阶段出现“增长减缓”的根源。这些理论和实证研究对于我国积极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挑战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中等收入陷阱”及其跨越的门槛条件:一个内生技术进步解释

按照广为流行的世界银行分类标准，我国目前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不过这一概念还需要理论上的澄清。把资本积累外部性引入经典索洛模型，通过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中等收入陷阱”形成的作用机理。论文构建ARIMA模型，对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要的人均产出和资本正外部性程度进行预测分析。研究发现，技术进步机制下资本存量投入始终表现为经济正外部性，并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显著。而要想打破“中等收入陷阱”这种均衡状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必须超过中等偏上收入水平的门槛，经济才可能向收敛于高收入水平方向运动。研究表明，通过更好地发挥资本积累外部性作用，有希望在未来五年或稍长时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及其对中国的警示意义

在世界经济史上,许多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常会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即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倒退,社会动荡不安.墨西哥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拉美国家中具有典型性.然而,东亚的一些国家却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社会公平、构建现代政府等,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富裕国家之列.当前,中国已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应该以拉美特别是墨西哥为镜鉴,合理吸收东亚日本等国家的优秀经验,未雨绸缪,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产生机制、特征与功能——基于四川林镇的田野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阶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中西部农村地区逐渐形成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的村庄社会结构,并且,在人财物外流的情况下,“在村中等收入群体”成为村庄社会和村级治理的中坚力量。“在村中等收入群体”能够在人财物流出的情况下留在村庄,也与农村社会的经济机会和资源空间有关,在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社会仍有一定滋养中等收入群体的经济机会和资源空间。本文从乡村内部的经济机会和资源空间角度,论述“在村中等收入群体”产生的基础,并从他们的经济社会特征、参政动机上来分析,他们与村庄社会的关联和在村庄社会中的角色功能。     

怎样认识和应对“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的提出有其实证依据,并有警示作用,应从发展风险预警的意义上来把握这一概念。一些国家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和社会发展滞后,而这又与收入分配不公密切相关。中国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挑战的重要战略是构建完善合理协调的收入分配格局,其重点之一是改善农民工群体的收入分配和生存发展状况。     

苏南现代化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与化解路径——无锡的探索与思考

从数据看,苏南地区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描述的收入区段上限阶段.然而,这并不表明苏南地区已经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相反,苏南发展遇到的矛盾和问题,还有着明显的“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为此,苏南地区要在总结自身探索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的经验和教训,坚持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作为长期战略,把加强自主创新作为关键环节,把发展培育新兴产业作为新增长极,把维护社会公平作为基础保障,把推进全面改革作为根本动力,走出一条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苏南现代化发展之路.     

试论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法律思想及在当代的价值

《理想国》是一部影响深远的西方名著，柏拉图以“正义”作为他法律思想的出发点，正义理论包括了国家正义和个人正义，他还强调了“人治”的思想。法是正义具体内容的体现，正义是法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我国当前的法治进程必须坚持依法治国，追求法治的核心正义价值取向。     

论我国农业法学若干基础理论问题

我国法学界对农业法基础理论中的一些最基本问题如"农业法"的命名、定义、调整对象、法律地位等的认识一直很模糊,这种状况应当引起法学界的高度重视。目前"农业法"命名之乱象不利于我国农业法的完善和发展,从命名的科学性、准确性、习惯性考虑应当将其统一命名为"农业法";广义农业法是指调整在国家干预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特定经济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农业法已具有有别于民商法、经济法的特定的调整对象;我国农业法不是产业法,它必定也应当从经济法中独立出来而成为一个新的法律部门。     

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中长期化的深层思考

扩张性财政政策,一般是作为短期政策来调控经济运行。我国从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至今已是第6个年头了,短期政策在我国出现了中长期化的趋势,理论界对此说法不一。本文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的角度出发,阐述了我国实施这一政策组合的特定背景和政策组合的特点;政策组合实施的效果及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分析了积极财政政策在我国能够中长期化的可能原因;在分析了积极财政政策长期化可能对经济产生的不良影响后指出,积极财政政策应该适时淡出。     

"三为民"思想是党的宗旨的时代体现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三为民”思想从权力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等各个方面揭示了执政为谁的执政理念问题,重申和突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宗旨及其所具有的时代价值,实现了党的根本宗旨的抽象概念具体化、实在化、时代化。它从思想基础、实践过程、工作目标三个方面全面规范了党员干部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思想保证和根本途径。     

论我国国民素质的现代化

国民素质即国民的整体质量,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指国民整体质量的现代化,也就是国民由“传统人”转变为“现代人”所应具有的素质。我国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基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根本保证。我们只有通过教育改革,更新教育理念,提高教育质量,才能提高我国国民的整体素质。只有实现了我国教育的现代化,才能实现我国国民素质的现代化。     

现代日语中的“若者言葉”特征分析

一、序言日语中的“若者言葉”,通常是指处于青年期的年轻人所使用的、具有特征的流行语。由于年轻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回避社会责任和义务,可以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他们可以通过社会性的交友和自己的实践,对成年人的价值观既批判又遵循,并欲通过此过程来获得新的、属于自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途径

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13亿人民选择的适合我国基本国情、国体的一种新的政权组织形式。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自身建设,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职权,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途径,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一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依法治国价值理念的内在统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新世纪党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两者宏观上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大业之中.就相互关系而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依法治国价值定位的精神本原和理论基础,依法治国的价值取向始终为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动力支持和现实保障,两者的良性互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三江源生态移民对于反贫困问题的意义

三江源地区是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最为滞后的地区之一,三江源地区最主要的贫困问题是受生态环境约束的基础性贫困,生态移民在认识论上就被作为反贫困问题的重要举措,试图通过改变贫困人口的生存空间,突破制约生存发展的环境约束,从而达到改变贫困人口生存状态的目的。实践证明,科学的生态移民对于摆脱因环境压力造成的基础性贫困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当代青年生命观问题研究

我国当代青年生命观问题体现出明显的时代性特征。传统“熟人社会”生命观模式让我国青年在应对陌生环境时举止失措,社会的快速现代化也让传统的教育方式方法尽显疲态。新旧交替的时代特征,导致了当代我国社会各层次的种种问题,造成了我国青年在生命观问题上的不适应。在大学校园中开展生命价值教育活动,加强大学生应对陌生情境的能力,教授其情绪控制的应激技巧,是积极应对青年生命观问题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