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音乐与道教的传习:一种人类学的阐释

以上海正一道士的入门教育为例,讨论仪式音乐何以能成为许多宗教对初入门者进行宗教传习的主要手段。首先呈现上海正一道士教育传统给仪式音乐学习赋予的角色,然后说明并批判包括道士自身在内的观察者通常为这种教育传统给出的"经济理性解释",接着分析、批判了近年来稍见流行的"宗教身份标识说",即以"仪式音乐为道士身份的标识"来解释这一教育传统的做法,最后,援用认知人类学的视角和概念来分析上海正一道教的《进表科仪》,据以论证仪式音乐之所以会被采择为此一教育传统的入门课程,终极原因在于仪式音乐在辅助记忆和激发、训练想象力这两方面的卓越功效。     

鸡足山的诸王权——基于王权与山岳关系的讨论

处在"多文明接触过渡地带"的大理鸡足山,拥有众多的王权传说。它表明鸡足山的王权形态并非单一,而是多种王权在这里汇合。或者说,多种王权都企图在鸡足山上得到表达。鸡足山上保留的王权传说正是在王权终结之后,王权与山岳结合的产物。历史上在这一地带角逐、拉锯过的地方政治势力都试图以王权的形态在山川中得到延续和展现。文章试图对不同的王权形态进行分类,并找到彼此间的结构关系。     

查理一世之死与英国宪政体制的确立

尽管1351年的《叛国法案》有把国王推上审判席是叛国行为的规定,但英国的普通法传统同样为审判和处死查理一世准备了坚实的基础。资产阶级革命力量对"王在法下"、"议会至上"原则的坚定信念以及反对暴政的决心成就了这一最"革命"的行动。经过"光荣革命"的"反革命",英国用宪政框架吸纳革命原则,成就了代表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近代宪政体制。正是审判和处死查理一世坚定了资产阶级冲破旧制度障碍的决心,也以一种强大的震慑力粉碎了绝对主义专制王权复活的可能性,才迫使王权低头接受限制,资产阶级与王权之间才得以达成王权接受限制的持续妥协。     

古代埃及王权历史表述模式的起源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古代埃及的国王能以神的身份进行有效的统治,可见王权的思想起源很早,且思想深厚。和王权相关的有效的"历史"表述是王权正常运转的必备的宣传工具,象征性的符号体系、可视的文字艺术以及和王权的连续性相关的编年记录、王表与年代记等,一起营建起了强大、神圣却又神秘的王权形象。而象征符号、可视文字以及编年纪录的最初根基在早王朝甚至更早的历史时期已经悄然铺开。     

当代散居正一道士及其管理问题——以粤西地区为例

粤西地区存在着数量众多的散居正一道士,其历史衍变与当代境遇深刻地影响了当地宗教生态的平衡及“宗教市场”的格局.而其“散居”于乡村社会并融会于民间的宗教生活及活动方式,一方面表现出正一道教传统的民间性、地方性和社会性特点,另一方面也突显出当前制度环境下宗教“活动”与宗教“场所”之间的矛盾,散居正一道士的管理成为当今政府部门宗教管理的重要议题.在宗教社会化管理的探索中,当代香港地区道堂的管理模式,可以为散居正一道士的管理提供借鉴.     

英国都铎王朝的财政结构及王权和议会的关系

都铎王朝财政收入结构由普通收入和非常收入两部分组成。从都铎王权财政收入结构看,王权对议会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这突出体现在关税和议会税在财政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上。这种依赖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王权和议会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王在议会"和"议会至上"原则萌芽以及王权有限性和议会权力增长等方面。这种独特的关系对英国政治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     

"春秋笔法"的文化溯源

"春秋笔法"是在宗周神权-王权的相互制约下形成,它有扬善抑恶、监督王权的神圣功能,同时也有诉诸宗周王权统治的政治性质."春秋笔法"的渊源和文化性质决定了所谓"书法不隐"只是后世不断期望达到的完美境界.在现实实践中,由于王权制约和史官的无奈,"春秋"类史籍必然带有迎合王权、美化王政、遮蔽历史的一面."春秋笔法"在发挥其"大义"功能时,有时却恰恰与历史的正义相悖.史官可以借用文字是与上天沟通,提供天帝与后人仲裁的功能,通过记录的途径来美化君王、遮蔽历史真相."直书"背后也隐匿着价值判断的偏颇、对历史事实的隐匿与遮蔽.     

试论中古早期西欧的"王权神授"

中古早期西欧"王权神授"的神权政治理念起源于基督教的<圣经>之中,在基督教的神权政治文化传统中,蕴涵着浓厚的"王权神授"的政治理念,"王权神授"的理论是通过教会为国王施涂油加冕礼而具体地表现出来的,它赋予了世俗权力从未有过的神圣,但也给它加上了从未有过的束缚.涂油加冕典礼为以后罗马教会的教权高于俗权的主张提供了口实,同时也为教权与俗权之争埋下了隐患.     

王权主义概论

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王权支配社会"."王权支配社会"是在相信生产力发展状况与生产关系决定着社会的基本形态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具体社会运行机制问题.这种运行机制大致说来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以王权为中心的权力系统;二是以这种权力系统为骨架的社会结构;三是与上述状况相应的观念体系.     

苏美尔王权观念的演进及特征

苏美尔王权观念是古代两河流域文明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成就之一,也是后世巴比伦和亚述王权观念的根本源流。苏美尔王权及王权观念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王权萌芽及形成阶段、从早期王权向专制王权转变阶段及专制王权加强和完善阶段。在苏美尔王权及王权观念的发展过程中,苏美尔王权的基本特征形成,主要反映在其阶段性、神圣性及至高无上的专制性等方面。     

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作者——论儒士政治角色的自我体认

"依附型合作"是笔者借鉴政治社会学中的社会交换理论而构建的一个概念,它为我们分析儒士在传统社会的政治角色与政治功用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在古代中国,儒士自始至终对王权的合法性、神圣性高度认同,但与之同时,儒家又认为自己是王权政治良性运作的支撑力量,是王道政治得以实现的决定性因素,从而是专制王权当然的合作者.专制王权的依附型合者是儒者对自身政治角色的基本定位.     

古代中国与古代罗马的王权与法律的关系比较

通过对王权与立法的关系、王权与司法的关系以及法律对王权的维护这三方面的对比 ,指出了古代中国与古代罗马在王权与法律的关系上的不同 ,认为古代中国的王权基本上不受法律的制约 ,而古代罗马的王权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法律的制约。     

寻常的史料超凡的发现——吴于廑先生史学研究方法论的启示

吴于廑先生的两篇论文《士与古代封建社会之解体》与《封建中国的王权与法律》,分别对中国古代的"士"的性质、地位与历史作用以及封建中国的王权与法律的特征问题展开了透彻的解析,以超乎寻常的深刻洞见,为人们展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全新的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与本质特征的整体图景.即使在今天,其创新意义也毋庸置疑.     

危机与重构：董仲舒对西汉王权合法性的建构

西汉政权自建立起就一直存在着关于王权合法性问题的争论,所采取的一系列论证措施也没有获得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同,相反却导致了地方异姓诸侯与同姓诸侯的先后叛乱,产生了合法性的危机。董仲舒融合了儒家、法家和阴阳家等有关王权合法性的理论,从儒家政治哲学的视角论证了王权存在的合法性,王权统治的合法性,王权独尊的合法性,王权更替的标准和依据,以及新王＂受命改制＂的合法性,为西汉＂大一统＂的王权重新建构了一个合法性的根基。     

明代道教世俗化成因初探

明代道教世俗化是道教发展史上一次重要的宗教转型,其成因一方面源自于道教自身发展的逻辑,这可以归结为神仙信仰的动摇、内丹术的通俗化以及对儒家伦理思想的吸收三个方面;另一方面源自于道教特别是正一道,因其＂益人伦,厚风俗＂的社会政治功效而受到明代统治者的推崇,继而渗透于世俗的道德伦理生活中。与此同时,正一道自身作出的变革,特别是天师张宇初对道教规范和思想两方面的建设与提升,实际上使道教更好地适应了世俗化的需要。     

试论战国王权的几个问题

战国国君不断改变称号直至最终称王体现了战国王权的形成过程.国王通过赋税征收制度、符节制度、官僚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并辅以神权来加强王权.王权的强化与相权产生了矛盾,因而国王利用俸禄选士、严刑峻法和设置大将宠臣等手段来分化控制相权.与诸侯的君权、周代王权及秦代皇权相对照,战国王权具有自身的时代特点.战国王权是诸侯君权的扩张,其专制性与西周王权有本质区别,其不成熟性则是与秦代皇权的主要差异.     

《春秋》与"義":"義"的文化渊源及内涵之探

虽然<春秋>全文并无"義"字,但"三传"通过阐释<春秋>之"義",正好衔接了"義"在此前后的文化内涵,将本来仅是针对"天-王"关系的"義"扩展到"天-王-诸侯-大臣"、"中国-蛮夷"的维度.孟子和其他战国思想家又进一步将其扩展到君子修养和普通个体的心性使用层面,"義"成为一个重要的伦理道德性范畴.这种衔接并非巧合,"義"之所以成为阐释<春秋>的核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春秋>的文本性质与功能具有"義"的原始发生内涵与指代功能:"義"将"羊"置于"我"之上,它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仲裁性,以及神灵监督王权的合法性.<春秋>包含了天与时政纲领的依赖关系,以及天与君王及大臣的责任关系.它既能表征出王权的神圣性,又能监督王权的合法性."神"与"王"的神圣关系、史官记事对"王"的监督功能是"義"和<春秋>内在相通的契合点.历来阐释<春秋>者无不从"義"字着眼,这不是偶然,而是间接地旁证了<春秋>的巫史性和文化功能.     

欧洲中世纪教权与王权关系的演变及其意义

中世纪早期的政教关系通常被称为“两剑论”,教权与王权交织着合作与冲突。教会史上的“阿维尼翁之囚”标志着教权与王权之间的对抗达到顶峰。在此期间,法国在与教廷的对峙中占据了优势,最终掌控了教廷将其迁至阿维尼翁。与此同时,圣殿骑士团也在此过程中遭受了打击,成为教权与王权对抗的牺牲品。中世纪晚期教权逐渐式微、王权不断崛起,是欧洲历史上一项重大而深远的变革。王权的崛起限制了教权的影响力,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并为宗教改革的兴起提供了背景。这一转变也促进了现代国家政教分离理念的传播和普及。这些变革共同构成了欧洲社会新秩序的组成部分,对世界历史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英国王权的合法性基础及其发展

本文从权力的合法性基础着手,分析了英国王权的发展历史。指出,王权作为一种古老的政治统治权力,能够成为今天英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关键在于王权的合法性基础随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了改变,不同的时代为王权提供了不同的合法性基础。在立宪君主制下,王权的合法性基础是国民意志,它是根据基于国民意志而产生的宪法而存在、发展的。在这种制度下,国王依宪法享有法律上的巨大权力,但同时这些权力的行使又受着宪法的限制。由于王权虚有其表,很多人对其地位和作用产生了怀疑,但这并未削弱王权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的独特地位,只要它赖以存在的宪法基础没有改变,它就不会过时。     

中国古代乡村政治文化的特点——家族势力与国家势力的博弈与合流

自秦始皇统一到辛亥革命的两千多年里,"大一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在"大一统"的农业社会,乡村既是国家的细胞、王权巩固的基础,又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为了维系王权,封建国家采取"官民共治"的形式,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从而实现"摄取乡村资源"和"降低治理成本"的统一。而"官民共治理"的"乡里制度"则是乡村治理的政治基础,它直接决定了乡村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即以血缘为前提的有限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