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净心的殊途同归--神秀与慧能的心性论

神秀与慧能的理论基础是对“心”的定位与定性,清净心的回归是他们心性论的共同目的,然而,回归的途径存在神秀观心看净与慧能“识心见性”的差别,这使他们的心性论分别代表着禅宗心性论发展的两大基本方向,在根本上决定了神秀北宗与慧能南宗的群众基础及发展路向,并成为北宗衰微而南宗兴盛局面出现的理论渊源。     

从心性论看朱熹哲学的历史地位

朱熹的心性论,是建立在他的宇宙本体论的基础之上的.在宇宙论上,他确立了以形而上之理为本体的理气一元论.按照一般的解释,他在心性论上,便是以理为性,以气为心,性和心便是形上与形下、体与用的关系.但是仅仅这样解释朱熹的心性论,那就未免太简单了.朱熹确实说过,性是理,不是心,性是形而上者,心是气之"精爽".但这并不是朱熹心性论的全部内容.朱熹心性论的基本观点是:"心有体用"、"心统性情",并且只有把     

论司马承祯的道教心性之学

作者从道与心、工夫论、道与形3个方面探讨了司马承祯的道教心性之学，指出其坐忘主静说将重玄的心性论具体化为道教的修行实践，主张“虚无之道，力有浅深，深则兼被于形，浅则唯及于心”的形神合一论，对后世道教内丹和宋明理学都有一定的影响。     

程颐心性论的演变与内涵——以心分“体用”为主

程颐作为理学的创建人,其心性论具有重要意义。他与弟子吕大临讨论"中和"问题时,引出了心分"体用"的观点,从性、情两个方面来解释心体、心用,成为朱熹"心统性情"说的重要理论依据。但他原本的观点并非如此。他起初认为"心"只能是已发之情,而不包括未发之性。受吕大临的启发,才认同心既可以指已发,也可以指未发,只是分体用而言。这样理学的"天命之性"才在禀气而生的身体上有了一个着落处——"心体"。涵养"心体"须用"敬",性正"心用",程颐的心性论逐步完善,并影响了朱熹的"己丑之悟"。     

从《实相藏》等看宁玛派大圆满法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

隆钦然降巴的《七宝藏论》以及其它著述虽然各自独立成篇,却有一个整体性的关联。这就是其觉性菩提心、自然智慧、自然解脱、本来解脱的主题贯穿于各篇之间,成为其中心思想。而菩提心的起源、本质、表现、功能与作用的阐发,尤属七篇之核心观念。本文以隆钦然降巴《七宝藏论》中的《实相藏》、《句义藏》为主要资料依据,并辅以其名著《心性自解脱》、《法性自解脱》和《平等性自解脱》等《三自解脱论》中的重要材料,运用现代哲学的理念深度梳理、论述、诠释了宁玛派的特殊教法——大圆满法。     

朱熹视域中的佛教心性论

朱熹对佛教的"心论"和"性论"分别表达了自己的理解和评价.朱熹认为,佛教"心论"是"以心观心",实际上是"裂心为二";认为佛教"性论"是"作用是性",实际上是"以气质为性";并因为这样的"心性论",佛教不分是非、不事存养.但是,朱熹对佛教"心性论"的理解与佛教"心性论"本有内涵是有距离的,朱熹并没有领悟佛教心性论的真正意义.     

论先秦儒学心性思想的历史形成及其主题

本文认为先秦儒家的心性思想将"心"析为三义,而"性"的范畴具有主观与客观之间的中介性质.先秦儒家心性论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围绕着人的本质问题,孟子和荀子提出了迥异的性善论和性恶论,其症结有三一是"性"之定义的歧义;二是应以何者作为参照标准判定人性;三是圣人与凡人之"性"有无区别.围绕着如何实现或转化人之心性的问题,孟子以"尽心知性"论,荀子以心知"道"论作为答案.孟子言道德心以及内省自反,而荀子分疏了认知之心的感知与分析综合两种功能.     

论隋唐道教"道性"论对于佛性思想的吸收

隋唐道教关于道性起源有"本有"、"始有"、"亦本亦始"三种观点,而这些说法恰恰与佛性论的三种理论直接对应,显然是从佛教之中直接移植的。而孟安排所言的五种"道性"是将"道性因果"与"亦本亦始"两个方面的问题合为一体的尝试,同样是在佛教思想影响之下完成的。与佛性常清净的思想相似,三种道性说都是持"道性"本来清净的立场,这样便有一个清净之本体与妄染之心的关系问题。隋唐道教对此有多种略有区别的诠释,而以"心性清净,烦恼所覆"的理论模式和"两半义"最重要。这两种理论都是在吸收佛教中观学的基础上,将道教的传统思想加以改造而形成的。     

韩愈性论思想研究

韩愈时代,佛学以其心性本体论超越儒学,韩愈力图复兴儒学,必须在心性问题上有所建树,本文探讨了韩愈是如何意识到要原性问题的,并论述了韩愈性论的先天道德本质、性本为善、本源之性与现实之性及性情关系等特点,从而揭示了韩愈儒学复兴中做出的贡献。     

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要论

心性和谐思想是中国佛学和谐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具有融合中印佛教心性思想的特征,它突出发展了印度大乘佛教的智慧解脱思想,相对于印度佛教而言,具有关注现实人生、现实人心、现实之用的特征.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体现在修行观上、心性本体论和境界论上,具有将心性和谐推展到现实人生,将内在精神和谐与应对世间智慧相结合的特征.研究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对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初论张说与北宗禅

张说是北宗禅的信仰者和修习者 ,北宗禅作为哲学对他的思想影响颇深 ,表现在出处观念上 ,即济世之志与清净禅理的结合 ;表现在文学上 ,即是禅思与诗情的结合。张说在山水诗融禅境入诗境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试论惠能心性论对二程的影响

佛学和儒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相互影响的。惠能的心性论以自性为核心概念,打通了身、真心、自性和佛性,充分肯定了个人的价值和地位。二程在批评禅宗社会影响的同时,又在吸收和改造惠能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天理为中心,把情、心、性、理相贯通的心性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儒家哲学。     

陆王心学与早期禅宗心性论关系的再考察——以王阳明和神秀、慧能为中心

理学与心学是宋明理学中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流派.作为陆王心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王阳明继陆九渊“发明本心”之后,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等思想命题,使宋明理学更进一步接近“中正仁义”的“人极”指向.王阳明险象丛生的政治生涯以及早年的参禅经历皆为其心性思想的重要来源,而后者往往为学界所忽视.通过将王阳明以“致良知”为核心的心性论与禅宗北宗神秀、南宗慧能的心性思想作相关比较,分析与诠释其对早期禅宗代表人物神秀、慧能心性思想的借鉴、融合,有利于了解宋明理学与禅宗之间的相互融摄关系;发现儒佛两家在为学理路、思想旨趣等方面的具体差别;并对探究宋明时期儒家心性思想为何由传统之人生、伦理视角转向心性本体层面提供有益参考.     

本觉：中国佛教心性本体的根本内涵——汉唐佛教心性论研究之三

印度佛教强调心性的寂止方面,最关心的是空寂洁净的心性不受外界凡尘造成的烦恼所干扰,而深受传统哲学影响的中国佛教则在继承印度心性论哲学的同时,更侧重于心本体的清静与本觉,从直觉认知角度,理解成佛与本体觉性的关系问题,从而在宗教理论与实践上为体验和顿悟佛性找到了一条捷径。中国佛教各派由渐悟而最终都走向顿悟,正是心体本觉说带来的必然结果。     

程颢“识仁”思想及其与陆王心学的关系

陆王心学之所以自宋明理学中产生，有着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性。但就思想根源上看，程颢的“识仁”思想，直开心学一派源流。他从天人一体的人生境界及心理合一的道德修养工夫上体认“理”，开辟了理学中心性合一的本休论和直觉体认方法论的先河。它依据孔子之“仁”，上承先秦《易传》的“生生之化”，及《中庸》的性理合一思想，吸收了张载《西铭》万物一体的伦理本体意境，与“大心”说为学方法的直觉倾向，将理学之“理”看作人性与物性、知觉与性理贯通的伦理本体，并由本体而推及方法，论述了伦理本体与实践道德的统一关系。而这正是陆王心学所始终要解决的问题。     

儒学心性论述义

儒学的心性论,是一种心、性合一论。在人的精神、生命的动态展开、生成、创造历程中显现人性和人的存在的整体性,而不是作预成性的抽象静态分析,这是儒学理解人或人性的方式。“心”的反思功能不是单纯对象性的理论认知。心被理解为一个自觉和体验、感受着自身的意志情感表现。通过教养的创造活动重现身心、知情的本原合一,在体验性的直觉中亲证和展现性体,是儒学心性合一论的根据。但儒学不是在直觉与逻辑相对立的意义上理解直觉。儒学反对以心为空寂的“顿悟”说,标明了一种直觉证悟与名言逻辑相统一的精神。     

心学与国人的信仰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本精神是要确立和解决人的价值和人生的意义。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是一种内向性的自反思维,是一种以精神境界为目标的价值思维,中国文化主张通过内在精神超越的方式克服主体自身的局限,在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中寻找人生的意义和归宿。无论是从目的、内容还是方法上看,中国文化都可以说是一种心学或"心文化",心学蕴含着深厚的宗教精神和圆融的超越智慧。"心"蕴涵了所有的生命潜能和宇宙奥秘,"内求于心""反求诸己"式的修行,乃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根本途径。人内在的生命价值必须通过个体的修行才能得以实现,即强调实践,强调知行合一或本体、工夫与境界的融合。     

真妄和合与本觉自证——《大乘起信论》“心灵环保”义趣探析

针对当代存在的身心失衡、社会失序和生态恶化问题,佛教界契理契机提出了“心灵环保”思想,开始了对心灵净化的探索.《大乘起信论》树立“体用不二”的心体论,统一染与净、觉和不觉、体和用,提出了“真如本觉”和“染净互熏”的新思想.说明了众生心灵是佛凡一体、真妄杂处的,也可以自我主宰,通过真如熏习的内在机制与本觉自证的修行实践,众生可以返染成净,实现心灵的净化,并以此因缘自利利他,共同建设人间净土.     

艺术情感体认与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

体认,即体察认识;体,指身体,认,指认识,识别,分辨。体认在中国古典哲学思想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熊十力就在《十力语要》中说:“中国哲学有一种特别精神,即其为学也,根本注重体认的方法。”①明代著名的心学家湛若水就提出了“随处体认天理”的方式。中国古典哲学有时也把“体认”简称为“体”,比如“体道”、“体无”,这里的“体”主要是“以身体之”的意思,这是古代哲学家十分推崇的一种认知方式,这种方式重视的是亲身体验,他们甚至认为“体认”的认知方式比读书学习的认知方式更加有效,“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世说新语·赏誉》)
　　张岱年先生在分析了张载的《正蒙·大心》时指出,“体认”应该是一种直觉认识方法。熊十力在《新唯识论》中也说要认识和证实真实的存在,只有依靠“觉”,即直觉。熊十力先生的直觉论有一个批判西方哲学,尤其是实证主义哲学认识方法的前提。他的这个“觉”是一种既不依赖感觉经验也不依赖理性分析的独立的认识方式,他称之为“反观自照的直觉”。由此可见,体认作为一种认知方式,虽然以感觉为主,以区别于理性分析,但是并不等同于感性认识,而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结合;虽然以直观的方式为主,但是也有对抽象概念的识见。因此,它是一种认识方式,而不是感觉方式。这种识见不是西方式的以概念范畴为中心的分析判断式的认识方式,而是以个体经验为中心的直观洞见式的认识方式。     

“合敬静为一”——论真德秀工夫论的理论特色

在真德秀的工夫论中,主敬作为"百圣相传"的"圣门心法",是修养心性的根本工夫。而主静一方面指敬贯动静之义下的"静时之敬"与夜晚之时的主敬工夫,另一方面又含有以静时与夜晚之时的主敬工夫为根本的意蕴。这样,他就将周敦颐的主静说纳入到主敬工夫的意义结构之中,形成了其"合敬静为一"的工夫论特色。就其本质而言,这种涵摄主静之义的主敬工夫既不是牟宗三所谓的对于实然之心气的外在的空头的涵养,也不是对于实体性之超越心的逆觉体证,可谓是宋明理学中一种特殊的工夫论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