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北地区水神信仰的变迁研究

历史上豫北地区水系复杂,古黄河、漳河、卫河等时常泛滥或改道,故此时期的水神信仰多以河神为主。宋末,黄河逐渐改道南流入淮,豫北局部地区的水环境发生了变化,此后气候渐趋干冷,形成了龙王占据主流的水神信仰。人们通过神灵信仰寻求心理慰藉,祈求安澜生活。豫北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影响了其水神信仰的变迁,形成了多元的水神信仰体系。     

诸葛亮崇拜与古代蜀汉地区的民间信仰

对诸葛亮的崇拜和祭祀是古代蜀汉地区一种突出的历史民俗现象，其表现特点是祭祀葛亮民间活动出现最早，历时最长，官民共祭以及传说神异化，崇拜民俗化等。主要原因除了蜀汉地区诸葛亮治武功留有巨大影响外，还与蜀汉长久而浓厚的道教信仰风气，四川，汉中盆地封闭型地理环境与西部内陆地区农耕化心理有密切关系。诸葛亮崇拜反映了蜀汉地区民间仰的古性，封闭性与发展变化的缓慢性。     

试论明清鲁中地区水神信仰

水是生命之源,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在以农业立国的中国,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产生了水神信仰。明清鲁中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其水神信仰具有地区和历史之特点,主要表现为：参与者广泛,神灵体系完备,祈雨行为功利化,政治、道德色彩浓厚、具有地域特色等,既对前代有所继承、发展,又与周边地区有所不同,这些无疑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政治、文化传统息息相关。     

论汉代河洛地区的社会信仰

河洛文化是两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汉代社会文化的缩影。汉代是河洛文化的重要发展时期,东汉王朝定都洛阳,丰富和拓展了河洛文化的内涵,河洛地区形成了以重孝、追求现世安乐和长寿、升仙为主的社会信仰。其中孝道对后世影响巨大,逐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     

陕北地区新编地方志书编撰的特点及文献价值

陕北地区新编地方志书秉着新志新修的原则,在编撰过程中,从材料应用上、种类类目上、内容取舍标准上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修史编志目的是鉴古知今,为人所用,因此陕北地区新编地方志有较强实用价值和学术价值。     

神圣的阅读:宗教生活中的许逊传记

对于一般读者而言,道教祖师传记不过是一种传记文学。但是对于道教徒而言,祖师传记则具有特殊的意义。净明祖师许逊之传记,对于一般道教徒、南宋净明道以及元代以降之"新"净明道徒而言,亦产生不同之阅读体验,出现不同之阐释方式。     

大理地区民间信仰的世俗影响

民间信仰是生活的一部分,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对普通民众的影响远远超过任何一种制度化宗教。民间信仰不仅反映了社会环境和发展水平,也和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本文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方面对大理地区民间信仰的世俗影响进行了讨论,并分析了大理地区普通民众对待信仰的态度。     

宋明时期的经学与史学

吴怀祺教授主编的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2005年已由黄山书社全部推出,受到学界关注。他们要把研究推向深入,承担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地的重大课题"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研究"①;在福建人民出版社支持下,他们又将撰写6卷本的《中国史学思想通论》,这就是:《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的《总论卷》、《历史思维卷》、《经史关系论卷》、《历史盛衰论卷》、《历史编纂学思想卷》、《历史文献学思想卷》。为了民族史学的振兴,他们努力学习,不断把研究向前推进,期待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明清时期宁夏地区水神信仰探析

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与水息息相关,尤其在古代农业社会,水量的充足与否关系到农业生产的丰歉,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乃至生存。明清时期的宁夏地区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水神信仰多元化,包括自然神、龙神、人格神。在自然条件、地理环境、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水神信仰呈现出神灵种类多样性、信仰阶层广泛性、南北方明显差异性、政治色彩浓厚等特点。     

河湟地区民间信仰的地域特征

河湟地区是一个开发历史较早的多民族地区。在这一区域除了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信仰外,还有较多浓郁的民间信仰。对整个河湟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从青海地方文献记载的祠庙统计入手,分祈了河湟地区民间信仰的类型、分布、地域特点及其成因。     

明代方志出版中的财务问题

明代地方志出版中的财务问题可以根据五百多种明代府、州、县方志来考察。地方志比 其他书籍更有可能包含生产成本的信息,因为监督地方志编纂的官员们需要核算费用。编纂出版一部 地方志需要购买原材料和生产设备,需要支付编纂人员和工匠的工资、工人的伙食费、给协助编纂或撰 写序言者馈赠的礼品费用,以及诸如运输和储存费用等杂项支出。对这些条目繁多的花费情况的考察,不论是对中国地方志的研究,还是对普遍意义上的书史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     

论宋明理学与经学的关系

宋明时期许多注经的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的讲学内容也大多不离经学的主题。两者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离开对方,便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理学",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又是从经学思想中升华出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反过来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宋明时期许多理学家的语录是以讲儒家经学为主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有七十九卷是纯粹讨论儒家经学的,这些语录反映了对理学家经典文化的一种深度理解。由于传统教育是经典教育,理学家的一个最终目的和手段,就是用理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并通过经典教育来传播和宣传理学思想。     

宋、明刻本字体比较研究

宋体字历史悠久,一般被认为产生于宋代、定型于明代。宋体字的产生与发展受到宋、明两代刻书实践的直接影响,因此,考察宋、明两代刻本中的字体,对于了解宋体字有重要的价值。文章分别选取宋代与明代刻本图书,尝试对两代刻本中的字体进行对比分析,从而了解宋、明刻本字体的异同,进而探究宋体字的形成时间及特征。     

向来枉费推移力,今日水中自在行--宋诗中禅的理趣

有宋数百年间,理学独尊天下,禅风如火如荼,宋代文人,释也罢,儒也好,或身居庙堂之高,或浪迹江湖之远,他们的诗歌创作,重说理,尚议论,并以"悟"为入理、入道的途径,在形式上不主故常,有明显的散文化的倾向.诗亦偈,诗亦文,重理而以意胜的宋诗,无处不洋溢着禅的理趣.     

宋明理学与当代新儒家的对比及其前瞻

宋明理学在辟佛老、抑荀子、贬功利、取消知识、轻忽气性与才性等方面,心态是相同的,而当代新儒学的学术向度与宋明理学相比在共同中也有差异性,主要是辨佛老而不辟佛老、讲孔孟亦讲荀子、尊德性而不贬气质之性、重内圣亦重外王、新外王的开显等。宋明理学和当代新儒学在生命的实践方面,均尊崇经典、看重人品、化气成性、重开教化。所以,要发挥儒家"推爱"的精神,以完成大我生命的全幅价值。     

论宋朝潮州前后七贤出现的思想文化氛围

历史上某一地区的精英群体与杰出人才,往往是在国家民族的整体文化重心推移的强势辐射与该地域文化发展的上升形成合力的情况下涌现的。本文以大量翔实的资料,论述了宋、明时代潮州的“前后七贤”正是在我国宋代以降,整体思想文化重心南移而偏于东南一隅的潮人文化则历经长期的文化交融与变革,步入发展的高峰期这样的思想文化氛围之下出现的。     

论唐五代词向北宋词的演变历程——王国维“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之论的反思

王国维认为,词至李后主"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但唐五代曲词与两宋词的本质区别,主要是宫廷词与士大夫词、市井词的不同.词体在唐五代时期,其主流始终在宫廷文化之中,李白的宫廷应制词、西蜀花间词、南唐词是此时期的三个标志;所谓民间词应该是中唐之后才发生的,真正实现这一转型的标志应为东坡词.     

明代言官与严嵩

嘉靖中后期,严嵩擅权乱政二十余年,言官对他进行了长期的弹劾和抗争。由于世宗刚愎暴戾,厌薄言官,喜谀恶谏,严嵩善于趋媚迎合,并利用各种手段分化打击言官,因而言官得祸颇重,而严嵩则屡劾不倒。嘉靖时言官与严嵩的颃颉抗争是明代言官与阁臣关系的转折点,此后言官蜕变加剧,与阁臣閧斗不已,对明亡产生了恶劣影响。     

江西诗派的精神内核是宋明理学--二论宋明理学是"江西之学"

从诗学思想这个角度去考察,宋代诗学的主流是江西诗派的诗学思想.因江西诗派的首领黄庭坚等人对诗歌的观点与理学家接近,为理学家所接受,而当时理学的影响正在日益扩大,故得相辅而行;不少江西诗派的主要成员同时又是理学家,其创作实践也渗透着理学观.以此观照,江西诗派的精神内核无疑应该就是宋明理学.     

《千顷堂书目》史部地理类方志目录缺文考补

《千顷堂书目》是黄虞稷以自家藏书为基础编撰而成的明代经籍目录,是《明史·艺文志》编纂所据之蓝本。《千顷堂书目》内容中有诸多“缺姓名”“缺”“中阙”“阙”,尤其是卷六至卷八史部地理类之方志目录,多达五十四处,内容涉及人名、书名、卷帙等,现考补出其中十九处缺文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