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怪小说概念的发生

"志怪"与"小说"两词在《庄子》中各处不同语境,含义及用意皆有差异:"志怪"处于论证语境,用为论据;"小说"处于比较语境,成为贬义。它们在汉代之后先后变成目录学领域的类别概念,小说属子部,志怪先附史部后又退至子部。由于两类作品都存在虚构性,后代史家据此便将它们归为一类,从而生成新的类别概念:志怪小说。     

“志怪”与“志怪小说”

"志怪"与"志怪小说"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前者为一动名词组,是一种以记载描述怪异人事为主的创作活动;而后者则属于小说题材类型之一种,是小说发展演进中一种较为规范和定型化的创作模式,故后人又称其为"志怪模式"。从其产生和发展看,由"志怪"到"志怪小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其内容与创作手法上看,"志怪小说"基本上是"志怪"这一创作活动的进一步扩展与延伸,这使得"志怪小说"更接近于后世小说的概念。     

魏晋"志怪"的社会新闻文体论证

魏晋"志怪"这一文体一直被划入中国古代文言小说研究领域,其历史原因是概念内涵上的模糊、对志怪文体错误的定位。实际上"志怪"的内容是中国早期的社会新闻,它在内容上属于"实录"性质,不是虚构,因此不属于小说;"志怪"在采辑过程中很讲究时新性和知新性,文字多重奇闻怪谈,因而也有别于史传文字。     

“异—常”相对结构:《阅微草堂笔记》等清代志怪小说的叙事方式

"志怪"作为中国特有的小说文体,其叙事有独特的深层结构和方式。其中,"异—常"相对结构,是历代志怪作者普遍选用的阐释方式。这种叙事表达,同时也体现出志怪小说与史书共生的特点。"异"和"常"分别代表不可知、不稳定的事物和人们一般的认知经验。怪异的发生,表明常态的人间秩序被打破。清代志怪作者强化了这一结构,常在故事中将二者对举,但他们叙事的目的是使"异""常"达到一种平衡,以符合人们对于社会伦理道德的期待。叙述者一般通过"导异为常"和"化异为常"两种形式,对怪异之事进行解释,或者利用道术将其化解。对《阅微草堂笔记》等清代志怪小说叙事方式的研究,有助于了解志怪叙述者所持有的共通的知识结构和社会伦理观。     

论汉唐间的五行志与志怪小说

汉唐时期,作为历史叙述的"五行志"与神异虚诞的志怪小说在思想、内容、风格方面存在交集:阴阳五行学说、鬼神观念是五行志与志怪小说共同具有的思想文化背景;志怪小说的作者常从五行志中寻找创作灵感,或摘抄感兴趣的内容;史官在修撰五行志时,也从志怪小说中择取材料.五行志与志怪小说在文体功能与创作目的上的差异,使二者存在分化;五行志重推占,用阴阳五行学说对神鬼异常之事进行理论解释,推验祸福,指导国是.因此,五行志的叙事尽量淡化故事情节,重在揭示故事背后的政治因素.而志怪小说对故事始末刻画得细致委婉,情节比较复杂,在叙述中反映出当时的社会风气、伦理道德及人类普遍的情感.     

《辨疑志》与小说志怪传统

中唐陆长源的小说集《辨疑志》,批驳怪诞虚妄之说,是对当时流行的小说志怪主题的否定,但其写作意图又是来源于小说实录"阙史"的传统。《辨疑志》的叙事结构同样体现出对志怪类故事的批判倾向,又以逆志怪的形式带来志怪小说"惊奇"式的审美感受。《辨疑志》的批评对象是对超自然神秘力量的盲信,这是中唐士人理性精神在小说写作中的表现。它对小说志怪传统的继承和反拨,与士人学风从六朝到唐代的转变密切相关,透露出唐代志怪衰落和小说转变的一种思想动因。     

略论六朝志怪小说向唐传奇的演变

六朝志怪虽不脱"丛残小语",但在叙事上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穷怪录》是南北朝志怪小说的选本,其晚期优秀之作已呈现出向唐传奇过渡的明显迹象。在初唐到盛唐的百余年间,唐传奇从初创到成熟,并作为一种正式文体卓然确立,从而开启了我国古代小说历史发展的新时代。     

论魏晋志怪小说之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是小说作为独立文体自觉发展的关键阶段。志怪小说突出体现的就是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谐趣、勇敢、爱情是魏晋志怪小说表现生命意识的三大主题。     

汉魏六朝志怪中的佛教惩劝

佛教对志怪小说的影响，早在汉魏六朝的一些志怪小说中便已显露出来。佛教对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主要分三种类型：一是佛经譬喻中精变故事对志怪小说题材来源的影响；二是佛经地狱轮回观念与中国传统善恶报应观念的融合在志怪小说中的表现；三是增伽幻术所寄托的空幻思想对志怪小说意象与理念的渗透。三种形式相互作用，从而构成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的基本的宗教精神。     

“传奇体”辨正——兼论裴钅刑《传奇》在神怪小说史上的地位

“传奇体”这一名目 ,出于北宋尹洙之评论《岳阳楼论》,以为它和裴钅刑《传奇》都有“用对语说时景”的特点。后人因此将“传奇”看作唐人小说的文体 ,以区别于以往的“志怪”,既不符合古代小说的实际 ,也缺乏理论的根据。从字面上看 ,“志怪”与“传奇”的含义完全相通 ,二者都是从题材上着眼的。小说史上并不曾形成以“传奇”为名目的独立文体 ,更不宜将它当作一个时代小说的标志。而将“传奇”与“志怪”对立起来 ,在研究中也是很难操作的 ,诸如是“粗陈梗概”还是“篇制宏大”、是“传录舛讹”还是“好意作奇”,其实都是相对的     

论“文体”涵义的四个层次

"文体"一词在中国古代文学语境中是一个涵义多重的复合名词,它是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元概念,是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的起点。一直以来,学者们试图给"文体"一词一个在中国语境下的科学概念。实际上,中国古代文学领域里的"文体"是文学作品的体制形式的总称,它包括了文学类别、文本体裁、篇章体制和文学风貌等范畴。从逻辑关系上来讲,这四个范畴中,前三者是一个逐级层降的等级关系:文类是文体的宏观范畴,体裁相对于文类来讲是文体的微观范畴,但是相对于篇体来讲又是文体的宏观范畴。"风格"则是前三者在不同层级的审美精神体现,而"类→体→篇"和它们各自的风格都是文体的组成部分。     

志怪小说与诗赋

志怪小说与诗赋的关系,应从两个方面予以诠释,一是诗歌与志怪小说在素材使用上的共同性,比如说神话传说、释道仙灵既可为成为诗歌创作的素材,同时又是志怪小说表现的主要内容。二是志怪小说中诗歌的穿插与使用,这样不仅使得志怪小说的叙事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而且也增强了其艺术表现力。志怪小说与诗赋的结合,反映了不同文学体式间彼此借鉴利用的情况,为我们全面认识志怪小说的发展演化提供了依据。     

论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潜意识蕴含

魏晋六朝是志怪小说繁荣的时代，历来对其繁荣的原因多从社会因素、文体演变等方面加以探讨。本文认为志怪小说包蕴的潜意识，诸如对生死、情爱、安全等人类永恒话题的关注，是志怪小说作家创作的内驱力。而且志怪小说的潜意识蕴含是魏晋六朝“人的觉醒”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显示出志怪小说从神话探讨自然、探讨宇宙起源转向了人类自身，这不仅是必然出现的文学现象．也是人类认识自身历程中的一个进步。     

宗教与文学之间:愿文、僧传及志怪中的往生想象

用于"七七斋"仪式祝愿的文书承载着一种对亡灵转生的良好祝愿,显示出与西方净土信仰的密切联系.它们以文学为表现形式,传达汉传佛教对往生的想象。与之相似,僧传与志怪小说也传达着各自关于往生的想象,修为高深者直升天界,而凡俗之人则需要进入被称为"中阴"的过渡期,等待冥官依据其生前作为判断出罪福,而后再定转生的去向。三种文体表达了对同样的对象的想象,尽管其创作意图并不相同,在客观上却因信仰的传递产生了关联。     

从“故事”到“小说”——沈从文的叙事历程

沈从文的故事意识和小说理念从创作初期就交织纠缠在一起,并在他以后的叙事进程中呈现出悖论关系。作为一个"文体家"的定位正体现在沈从文的故事模式及其与小说理念的悖论式的内景中。20世纪30年代成熟期的沈从文往往在小说中自觉而且刻意地营造一种讲故事的语境。对故事语境的自觉,同时体现的是自觉的小说意识。沈从文的创作因此既表现出由故事形态向现代小说模式演化的渐进历程,又表现出对叙事意义的艰难探寻,最终以其对"叙事"的自觉超越了"故事"与"小说"的二分,呈现出某种本体性。审视30到40年代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一个乡下人是怎样从乡土闯到都市,逐渐在大学体制中变成一个孤独的都市现代人,最后作为一个曾经的"讲故事的人"走向"死亡"的象征性过程。     

“事奇”、“文奇”和“人奇”——明末清初通俗小说尚奇论的三个层面

搜奇志异是古代小说的一个特征,从文言的志怪志人小说到白话的通俗演义,无不追求"奇"的效果。明末清初,通俗小说"奇"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从原本追求"怪奇"之事到推崇"平奇"之事,继而从追求"事奇"转而崇尚"文奇",由肯定"文奇"进而称赞作者"人奇"。在以往对小说尚奇理论的研究中,人们多只注意"事奇"层面由"怪奇"到"平奇"的审美转变,而对于"文奇"和"人奇"则较少关注,实际上,"事奇"、"文奇"和"人奇"是明末清初通俗小说尚奇理论中不可分割的三个逻辑层面,彼此之间具有内在联系,且都受到晚明文坛崇真尚奇的文论思潮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作家的创作心态

志怪小说表面上“张皇鬼神 ,称道灵异” ,其实质是对生死、性爱、安全的关注。而这种内心情感的萌动与渴望 ,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或根本无法实现的 ,但它却在神道世界中实现了 ,神道世界则成为志怪小说潜意识的载体 ,这才是志怪小说作家认为“神道之不诬”的真实原因。这也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文人创作志怪小说的一种潜藏心态 ,这是介于教徒“自神其教”与“有意为小说”者之间的一种创作心态     

佛教因果观与六朝至初唐志怪小说

中国志怪类小说脱胎于古代神话,到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才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小说类型。与此同时,于汉末传入中国的佛教也逐渐摆脱了道教的附庸地位,开始正式在中国社会宣传自己的宗教思想。而佛教观念中最基本的因果观,随着佛教的传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在小说中,即是志怪小说中出现了大量宣扬因果报应的故事。佛教因果观不仅为六朝以后的志怪小说提供了新的素材,而且其思想还深入到了小说的叙事逻辑结构之中。     

新世纪长篇小说文体“本土化”的向度及反思

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在文体上,形成了回归"本土化"的创作潮流。或直接袭用古代文体,或跨文体地挪用古代非文学的文类,或在小说文本中杂糅中国本土各类文体体例,或重拾"世情"小说的叙事传统。这种文体"本土化"追求,既是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焦虑的因应之策,也是文化自信心提升与国家意识形态促推的结果,同时亦表明了小说文体经历否定之否定的变革规律。但这种"本土化"追求存在着本土化的艺术形式与精神内质脱节、审美现代性缺位、文学性削减、生活同质化等问题。有生命力的"本土化",应该是形式与内质一致的本土化,同时涵纳西方文学的优质元素。     

《搜神记》在古代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

六朝“志怪”远承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近继先秦两汉史书及诸子百家著作中的神鬼妖异故事,下开唐代传奇和宋代平话中“烟粉灵怪”故事的先河,一直深远地影响到元、明、清三代的小说和戏剧文学,而明清的笔记小说则可以说是六朝志怪的嫡传。六朝“志怪在我国文学史上,特别是在古代小说的发展史上有着承先启后的作用。《搜神记》则是现存“志怪”小说中价值最高,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种,是这个时期“志怪”小说的代表。通过它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六朝志怪小说的思想艺术成就,对我们充分认识六朝“志怪”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历史地位无疑是有帮助的。一、前代神怪作品的刨造性继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