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避责的内涵属性、表现形式与生成逻辑——基于基层政府减贫实践经验分析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下,有效克服以问责治理避责的单向路径依赖,需要正确认识基层避责行为的双重属性。基层避责包括履职避责、压力避责和风险避责3个方面,其生成并不仅仅是组织或个体基于利益得失判断而作出的经济理性选择,深层原因在于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某些可能不足。具体而言,基层避责行为受到科层体制、目标责任制和激励机制等制度条件的综合影响,基层多元主体以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避责策略组合作为对制度压力的响应。因此,需要在刚性政策规制和弹性政策执行之间寻找到恰当的平衡点,从而克服基层避责的积弊倾向,疏导基层面临的多重压力。     

泥淖之上 科层之下:产业扶贫中乡土企业与基层政府的关系研究

在贫困地区乡村,具有不同行动逻辑的行动者及其编织的关系网构成了产业扶贫政策实施的民情基础。 返乡精英创办乡土企业参与产业扶贫后,在追求盈利、公益和认同的多目标过程中,因自身资源有限而采取拟亲性关系构建、人情馈赠等行为,使基层政府分配扶贫项目具有排他性;基层政府及官员则遵循扶贫政绩竞争、乡土社会网络和政治共同体信任的逻辑,将项目回馈给企业。 这种政企关系表明,在经济利益规则基础上,政企互动遵循伦理规则可较快对接国家与贫困小农,弥补基层政府自身的不足,但非正式的伦理规则削弱了作为正式规则的扶贫政策执行成效,增加了乡土企业的经营成本。 这种政企遵循多重规则的产业扶贫与西部乡村市场发育、社会基础和政府治理构成的宏观环境密切关联。     

关系、结构与利益表达--政策制定和治理过程中的网络范式

现代国家政策制定与治理有三种模式:自上而下的科层治理模式、自下而上的多元主义模式和平行结构的政策网络模式.政策网络治理模式是一种新的治理模式,也是一种对治理问题新的分析框架.政策网络范式一方面重视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和结构对政策制定和治理的作用,另一方面注重分析政策行动者的利益表达对政策制定和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并强调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强弱对政策制定和治理的深远意义.政策网络范式力图将制度分析法和理性选择分析法结合起来,试图解决结构与行动者、网络与社会背景、政策网络与政策结果之间的辩证关系,全面透视行动者如何在一定的制度、文化背景下改变政策制定和治理的格局,加强政策自身的学习能力.     

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性的生成逻辑

国家涉农政策能否有效转化为执行效能,是基层治理场域中国家自主性目标能否实现及其实现程度的重要衡量标准。制度、权力与行动者构成了基层治理情境下国家自主性实践的分析框架。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发现,制度、权力和行动者的不同组合是导致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的直接原因,这与地方政府自主性和乡村社会自主性对国家自主性实践的制约与影响紧密相关。不同政策实践中,国家自主性与地方政府自主性、乡村社会自主性之间的不同关系形态是塑构国家自主性目标实现程度差异性的内在逻辑。国家自主性的博弈实践表明,治理实践中的国家自主性呈现出碎片化样态,具体表现为动态性与有限性并存、层次性与相互性并存,这是造成国家涉农政策执行效能差异的根本原因。 通过制度 -权力 -行动者路径以推动嵌入式、适宜的国家自主性的普遍形成,是从整体上提升涉农政策执行效能的重要进路。     

从政治整合到政策统筹:中国农村基层治理70年的路径与趋向

分析政党国家对农村基层治理的逻辑转换及其特点,对于理解当前中国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1949年建立起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党国家,通过国家主导政治整合方式对农村进行改造和建设。此种政治整合主导逻辑在于权力形态和治理结构的高度中心化,即政党及其组织运行成为基层治理的中心。1978年开启农村改革以来,国家通过政策统筹方式调整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分为体制改革重塑基层治理结构、制度建设培育基层民主、农村综合改革统筹乡村发展三个阶段。新时代背景下,乡村振兴战略在于衔接国家治理目标与农村社会内生性演变逻辑,平衡国家政策导向、农村发展实际与农民现实需求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引导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促进农村综合发展。     

乡村基本治理单元及其治理能力建构

国家治理与乡土社会的双重变奏中,乡村基本治理单元保持着简约治理的基本形态。公共资源下乡的过密化,导致目标管理责任制嵌入基层民主实践,催生半正式行政结构的科层化。多种张力下的基层治理制度供给,不仅没有带来乡村社会公共性的复兴,反而使得乡村治理走向了善治的反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村干部理应成为承接公共资源的接点性治理主体,也可能不受监管而坠入乡村“微腐败”的温床。现代国家要更好地造福于民,需不断提高行政村的基层治理能力,初步的构想是,建构行政村的社区福利评估能力、政策释义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利益协调能力,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制度-资本-行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何以构建?——基于鲁西南S镇的案例研究

遵循“制度基础→资本保障→行动结果”的作用链条,构建了“制度-资本-行动”的分析框架,并借助鲁西南S镇“水污染治理共同体”的案例深描,呈现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全过程。研究发现：科层制下的制度创新和权力下放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奠定基础,制度创新促进共同参与,权力下放实现赋权增能,但该过程普遍面临着政府间财权和事权的摩擦和调适;基层政府正式治理资源不足使其通过公众协同共治、官员关系运作和政府间利益共谋等方式嵌入非正式治理资源;个体资本禀赋的价值属性使得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差异性;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政府策略表现为维护政治稳定和任务导向下的行政动员、基层政府“适应性执行”以及基层官员“职位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公众策略表现为权益受损及参与意识的提高促进参与实践,企业主利益驱使下的不同策略转换,村干部在政府、村民与自身之间“三重角色”扮演中寻求综合收益最大化。因此,基层治理实践中,需要从上级政府、镇政府、村民、企业主、村干部等多主体视角优化制度设计、强化资本保障、调适利益取向和目标追求,最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公共政策的国家认同建构功能研究

国家认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公民是国家认同的主体,公民对国家最直接的感知和认同就是国家治理的成效及其能否满足其生存发展的需要。国家治理成效关乎国家认同建构,公共政策作为国家治理的理性选择,对国家认同建构有着基础性影响。公共政策作为国家治理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政策过程与国家认同建构具有交互性,本文力图厘清公共政策在国家认同建构中的功能逻辑。由公共政策在政治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公共政策对国家认同建构既有积极功能,也具有消极影响。好政策有利于促进国家认同建构,不良政策却不利于国家认同。     

外交政策的理性判断与国际法

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需要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与追求目标,理性判断是其中主要的依赖法则。理性判断原则下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因主观判断分化成不同的政策偏好,如美国外交政策中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分野。而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还会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挠,导致理性判断的失误。甚至因为客观条件的"情势变更"而导致国家利益的变化,从而促使国家对外政策以及对国际法态度的转变。对国际法实践的分析表明,外交政策的理性判断原则是理解国家对具体的国际法律制度的态度与行动选择的重要路径,只有充分考虑各种因素,我们才能正确判定国家利益、外交政策及其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     

“项目进村”中的政策执行梗阻及其消解

“项目进村”要成功不仅依赖于公共政策的合理性,更依赖于项目在实际运作中的顺畅执行。鲁东R市C镇村改厕项目事实表明,政策执行梗阻贯穿于政策本身、政策执行、政策接收三个环节之中,其“显性”表征为政策目标倒逼下的选择性执行、政绩考核压力下的偏向执行、政策认知缺失下的抵制执行,从而引致基层治理面临“内卷”挑战,村庄之间的差距被人为拉大,惠民利民宗旨难以充分实现等社会后果。“项目进村”在科层逻辑和乡土逻辑的双重嵌入与互动下,却遭受“嵌入性”的权力运作主导项目实施、政绩导向挤压政策执行中的村民主体性、政策传递中的信息沟通不对称、项目实施中的全过程监督乏力等“隐性”因素的制约。“项目进村”实施中建立健全行政引导与乡村自治的合力机制、增强政策执行中的村民主体性、畅通政策执行中的信息双向沟通渠道、强化项目资源分配中的全过程监督是消解政策执行梗阻的关键所在。     

工具理性：精准扶贫实践困境的一个伦理学解释——基于我国中部地区Z村的调查

结合对我国中部地区Z村的调查,从伦理学视角对精准扶贫实践过程进行研究,发现工具理性超越价值理性是导致精准扶贫基层实践困境的重要原因。工具理性的形式合理性导致了在农村场域中扶贫干部与贫困户关系松散的境地。政策的效率优先逻辑弱化了政策的公平属性,考核的数字化挤压了扶贫干部的工作成效,政策的形式合理性以及政策的工具化认知,致使精准扶贫陷入实践困境,出现了地方政府、村干部与贫困户共谋和贫困户对政策的福利依赖,精准扶贫实践困境进一步凸显。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国家政策嵌入到农村社区网络的过程中,谨防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弱化工具理性是精准扶贫高效实践的有效方式,也是实现农村社区治理良性运作的重要途径。     

“新治理”理念下居家养老服务政策的执行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治理成为分析和解决公共问题的规范性思路。面对居家养老服务目前存在的供需失衡等现实问题,"新治理"理论以其聚焦政策工具分析的"操作化"取向,为理论探讨与回应提供了一个颇具适切性的切入视角。以湖北省X市为例,可借由"新治理"理论管窥居家养老服务政策执行的丰富现实。湖北省X市在居家养老服务政策执行中综合运用了直接政府、拨款、政府企业和购买服务合同等多种政策工具,在X市三个不同的县级行政区域,政策工具的类型选择和组合模式又有所不同。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造就了政策工具选择与组合的具体模式形态,其中既有"科层治理"的最大现实,也有"治理"理念的广泛影响和个人性的"自主努力",政策资源"差序格局"的现实和执行主体利益损益的考量则构成了理解模式分野的两条具体线索。     

政策吸纳:理解农村低保政策执行偏差的新视角——基于黔西南M县Y乡的田野调查

我国农村低保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政策执行偏差。基于黔西南M县Y乡的调查发现，基层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通过政策吸纳，使得农村低保政策变成政策配角或政策便车，从基层政府的角度解释政策吸纳的发生。一方面科层体系内部的行政压力构成基层政府整合政策的推力，另一方面农村低保政策自身特性所产生的政策异化收益形成基层政府整合政策的拉力，双重力量共同促使农村低保政策的执行出现偏差。具体而言，政策吸纳导致政策对象评选标准泛化、政策资源严重稀释、政策目标彻底异化，使得低保政策的底层实践与中央层面的政策意图彻底分裂。要改变这一局面，需要基层政府转换政策执行思路，在执行政策时平衡中央政策目标与地方发展目标，明确国家政策的原则与底线，从而维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正性与合法性。     

协同共治视角下的环境治理现代化——基于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当前,环境治理已然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基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视角,围绕政社互动的分析框架,就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发现,在压力型体制和政绩竞争的驱使下,相关主体不可避免地将自身利益追求和行为倾向掺杂入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之中,使得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为寻求利益最大化与其他利益主体展开竞争,致使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塑造了无形的组织界限。因而导致地方环境政策执行主体依托正式科层体制反馈政策设计问题往往难以奏效,不得不依托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采用非正式行为策略“自下而上”反向施压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但其成本付出也要远高于正式反馈的行为策略。由此提出,要建构政府与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相对平等的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基层政府由“行政枢纽”向“治理枢纽”转型以及引导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有序参与环境治理监督,才是打破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的组织壁垒、政府与社会实现双向良性互动以及推进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利益博弈视角下小产权房治理的反思

小产权房治理中存在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并由此导致了政策压力持续增加与小产权房快速扩张的悖论。考虑到动态治理成本,地方政府的实际偏好序列既不满足＂理性经济人＂假设,又难以符合政策预期,反而更倾向于通过合作的方式参与小产权房的利益分配。而对于利益相关者来说,遵守不会成为理性策略,他们只会在合作与冲突之间进行选择。小产权房治理中政策执行亏空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制度创新与制度仿效促进小产权房的合法化。     

精准扶贫政策的分级落实机制及其基层实践困境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目前,精准扶贫政策在实践中形成了分级落实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基层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使政治机制、行政机制和治理机制共存于政策落实的过程中。行政机制意味着地方政府只会遵循官僚制的惯性逻辑,将精准扶贫从一个宏观政治层面上的战略问题转换成为一个官僚体制内部行政层面的政策执行问题,按照事本主义的原则落实政策;治理机制反映出村庄场域中不同利益参与主体在贫困户指标的分配中遵循着乡村逻辑,影响了扶贫政策的落地;行政机制与治理机制间的内在紧张关系,造成形式主义在基层行政中的泛滥,使政策呈现出“悬浮”状态。这促使中央政府启用政治机制,发起运动型治理,将“行政问题再政治化”以克服官僚体制的内在弊病,推进政策落实。受此影响,省级政府只得调整、修订政策,而政策的变动又加重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以及进行贫困治理的难度,这构成精准扶贫政策陷入基层实践困境的内在制度逻辑。     

精准扶贫中农户“争贫”行为分析

“扶真贫,脱真贫”是政策实践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通过对贫困地区的田野调查发现,农户争贫行为以争闹上访和达标不退为典型表现形式。该行为是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嵌入乡土社会过程中,在结构性因素和文化性因素共同制约下,政策与乡土社会实质性脱嵌后引发的意外后果,对基层政策执行、国家社会治理及资源分配公正等多方面产生不良影响。当前由争贫行为所引发的实践困境,需要不断优化政策供给,增强政策举措适应性,从争贫行为的实施空间、政策空间、文化空间上进行有效缓解,最终提升扶贫资源的使用效率,实现脱贫攻坚的预期目标。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框架下农村留守家庭问题治理研究——基于会村的调研

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出发,基于个案,探讨在农村留守家庭问题治理中治理主体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选择的原则和效果。研究发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选择的错位是农村留守家庭问题难以根治的重要原因。要实现终止留守,农民能体面地劳动、有尊严地生活,既要改变制度供给方式,又要重视乡村价值,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基于组织学习的基层治理效能提升机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城市基层治理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街道办事处是我国城市基层行政管理的末梢,连接着政府和社区,在基层治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以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为访谈对象获取一手访谈资料,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构建了能够反映组织学习和城市基层政府治理效能之间关系的“学习-认知-行为-结果”理论模型。研究发现组织变革、执行能力和科层压力在二者关系中发挥了影响作用,其中组织变革是组织学习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关键驱动,执行能力是组织学习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的核心环节,科层压力是组织学习影响基层治理效能的阻滞因素。扎根中国故事,归纳实现城市基层治理效能的中国智慧,能够为推进城市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树亮点”:基层治理中政策信息环境的塑造——G镇打造“亮点村”的案例分析

村社社会资本是基层政府政策调配和落地的客观条件。基层政府的层级性和科层属性使其并不能够直接了解村社层面的政策信息环境,因而导致政策精细化遭遇困境。而村社主动展示“亮点”,能够为基层政府的政策调适提供必要信息,形成以村社为核心从下至上对科层组织注意力的反向吸纳。在G镇的“亮点村”案例分析中发现：(1)村社通过聚焦基层政府的项目预期方向,对接村社条件禀赋,并细化政策目标价值的真实性、本土性,能够作为亮点绩效来获得科层组织青睐;(2)村社通过自我动员有效解决了项目落地的前置难题,抑制了科层主导项目分配的信息障碍,使得政府获取政策绩效的风险降低;(3)科层的属事责任压力使其必然要注意到村社社会资本对于政策执行的积极作用,因而采取对接村社需求的方式来达成积极合谋。村社通过展示“亮点”来吸引科层项目分配的注意力,使得政策分配更为聚焦,调适了政策精准度。此现象是我国基层政府治理中政策目标与社会需求对接的一种逆科层的实践,体现出政策民本主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