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高速增长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中国经济发展面对的一个难题

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和生态之间既有矛盾,也有协调,关键是如何找到一种机制,使它们可以协调的一面成为现实.这种新机制的核心在于要调整经济结构,重点是实现能源、材料和食物结构的转换.对于我国目前出现的经济高速增长与资源、环境和生态的紧张关系,我们的选择也必须是把重点放在调整经济结构上,为此要做的有调整经济增长指标,重新认识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技术进步,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建设技术创新制度,完善制度创新体系.     

供给侧改革:依靠市场实现产业升级——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

回顾供给侧改革的理论发展和英、法、德、日等国的政策实践发现:长期来看,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兼顾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不可偏废;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是依靠市场机制实现产业升级,不可偏离。目前,我国经济在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区域发展、市场失灵、社会公平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供给侧改革应当遵循三个基本原则:调动个人的工作和创业积极性;运用市场机制推动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不忽视市场的失灵;发展教育,增加人力资本积累。供给侧改革的具体内容包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尊重市场的区域发展规划,尊重市场的产业和产品升级政策,尊重市场的农业发展政策,建立诚信和竞争的市场,完善劳动市场,改革国有企事业制度和促进社会公平。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和政府调控的正确作用需要公正的社会环境,中国未来的全方位转型应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同时发力,积极主动地推进全面改革。     

高增长行业产业组织演进特征的比较研究

中国高增长行业市场结构的演变特征与成熟市场经济中高增长行业的市场结构特征基本一致,即都经历了由市场经济结构分散化向集中化发展的过程,但由于中国高增长行业面临特殊的制度转型和经济发展条件,因此与成熟市场经济存在显著的差异,例如,企业的竞争行为集中于价格竞争,技术创新投入较弱.中国高增长行业产业政策的重点应该不是限制企业竞争行为,而是改变企业资源投入的激励结构,从而引导企业竞争优势、特别是主导企业的竞争优势从生产效率向技术创新能力转变,最终实现产业竞争力由成本优势向产品创新优势的转变.     

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存在问题与政策选择

根据１９７８－１９９７年２０年间中国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回归方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３．２９７＋０．５３３＊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测算,工业增加值增长率达到８．８３％,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即可达到８％。１９９８年第一季度中国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８．２％,第二季度以后只要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提高不到１个百分点,即可实现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８％的目标。因此,不需要对经济增长率过于担心,从而刺激过度。为使正在出现的增长方式转变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必须坚持总量上从紧、体制和结构上调整的宏观政策。不能再企图通过刺激增长来绕过改革的难点,应加快制度改革与创新,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融资投资体制改革及资本市场发展,这是当前的最佳选择     

包容性增长: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选择

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和谐因素,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最终有赖于科学的增长方式与机会平等的实现。通过高速、有效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来创造大量的就业与发展机会,增强制度设计与政策选择的公平性来促进社会的包容性与增长的共享性,从而保证人们能够平等地获得机会,这是包容性增长的研究任务。因此,实现包容性增长将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应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制度与政策的公平性,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等措施来实现包容性增长,最终促进社会和谐。     

中印能源政策比较研究

中印能源政策重点各有侧重,即印度仍然以保障能源供应为第一要义,而中国日益需要考虑环境资源的约束,近年来政策重心明显转向节能和提高能效。能源市场化改革是两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但是中国注重市场与行政手段的综合运用,而印度更致力于建立理想的自下而上的市场调控模式。就能源决策管理体制而言,中印两国努力建设高级别的集中能源管理体制,但是印度的步伐相对较慢、难度也更大。中印两国可以在缓和能源资源竞争、开发能源技术、交流市场管理和制度建设经验以及推进多边能源机制建设等方面进行合作。     

可持续发展实现途径的制度分析

经济发展成本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经济发展成本的最小化是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要围绕经济发展成本的最小化这一理论基础,通过强化制度安排来减少经济发展的代价。同时,生态环境问题形成的直接原因来自人类经济活动的负面效应,而深层原因则在于制度安排的缺陷。因此,为了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性,保证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统一性,必须强化制度安排,运用制度的激励功能、约束功能来抑制经济主体可能发生的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机会主义倾向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使得中国经济结构深层次的问题逐步凸现出来,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国际市场、经济结构失衡的约束,需求管理的局限性日益显现,长期问题和供给问题进一步突出.目前中国发展面临的约束条件发生了变化,结构失衡出现了新特点,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从短期向长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需要从战略、路径和主体行为实现一系列的转型.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三大体制条件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三大体制条件姜作培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这一系统工程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而且也涉及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需要各种条件与之配合。本文试图就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条件及其改革对策选择作...     

低碳创新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讨论)

编者按: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呈现出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特征,随着国内资源环境的消耗与破坏、国际市场能源价格的大幅上涨,这种粗放增长模式已经亟待转变。中央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的战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发展模式的价值分析

我国已是一个基本市场化的市场经济国家。我国的经济改革也付出了一定的成本:经济改革以后,我国的失业率不断上升,贫富分化日益严重,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从总体上看,我国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改革是一场收益大且成本低的改革。由于体制转轨和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在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里,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仍是我国赶超发达国家、走向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点问题及对策——以青海省为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措施,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民族地区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保护生态环境责任重、社会环境特殊、农村社会事业和经济发展方式落后等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实现农牧区经济发展是基础,民族关系和谐是政治保证,保护和建设好生态环境是决定性因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根本出路。     

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特点及政策分析

当前,我国经济正面临着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双重转型”形势。国家经济政策的重点是稳增长,即努力寻求一个扩张政策和收紧政策之间的平衡点,尽早结束经济回调的过程。在复杂的形势下,国家正在进行稳增长政策的预调微调,整个经济增长止跌趋稳的迹象越来越明显。未来,我国要更多地着眼于经济转型,通过贯彻破产制度和理顺市场定价机制、加强债务管理、风险防范等制度调整和政策改革来加快经济转型,使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态势。     

生态补偿与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的理论与对策研究

过去的分税制改革确立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能适应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探讨适应限制类和禁止类主体功能区建设所需的基于生态补偿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设计,认为应该根据这两类区域进行生态保护建设的直接成本和放弃发展经济的机会成本,以及受益区域的支付意愿来共同确定横向财政转移支付的规模,最后提出了改革现有以纵向为主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逐渐完善以生态补偿为主的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政策建议。     

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运动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针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运动 ,研究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是产生资源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可持续发展出路 ,是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 ,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 ,在保护环境中发展经济是可持续出路。     

大庆市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对策研究

黑龙江省大庆市全面小康指标体系是从经济、社会、科教、安全保障、资源环境五个方面构建的,并且运用指数变换法对其实现程度进行了测定。根据测定结果,认为大庆市实现全面小康要注意各方面的协调发展;要大力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要把建设生态城市与开发旅游资源紧密结合起来;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资源节约型经济体系;要积极开发就业岗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东亚模式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9.36%的年均增长速度保持了高速的长期经济增长。2002年,中国为本世纪的前20年的增长确定了新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中国当年的GDP将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两番。本文通过中国经济增长与东亚模式的比较,分析了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可能、趋势及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因素。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novation

China has experienced rapid economic growth since its reform and opening up 40 years ago. The prime mover and key driver of these amazing achievements originated in China’s transformation from a planned economy to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from a closed economy to an open economy.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the various factors of production and the interaction of economic growth and structural upgrading also played a significant par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over the 40 years has applied, and proven effective,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and more importantly, based on the realities of China, it has contributed to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leading China along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ering the new era, China is committed to building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s of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development, opening up and sharing.     

＂Double Surplus,＂ Capability Gaps and Innovation： A Macro- and a Micro-perspective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把握撬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杠杆,需要认清现行方式的本质特征及其形成原因。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悖论所反映的实质问题是,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能力缺口,并与外资依赖互为因果,阻碍了产业升级,使粗放发展方式顽固地延续甚至恶化,也使中国经济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左右。在国际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关头,如果不能在技术能力、组织能力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取得深刻的发展,外资依赖与能力缺口就有可能使中国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挫折。因此,能力成长才是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变量。     

A Review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over the Past 30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ange Management

The Leading Group for Deepening Reform Comprehensively has been set up on the decision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to be in charge of the overall planning of reform, taking a balanced and coordinated approach, advancing reform as a whole and supervising its implementation. This means that change managemen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tem on the agenda. Systematically reviewing and examining the course of the seven rounds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introduced by the State Council since 1978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ange management, we find that the reforms have advanced gradually and steadily, with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as the core feature and key to each round of reform.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exhibits a marked two-phase character. The first phase focuses on change in government functions relating to economic management, while the second focuses on enhancing and improving macro-control systems to strengthen social management and public service functions. However, in terms of program design, the goals and measures of the past 10 years’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have clearly not been specific enough to establish a cl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rounds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programs and the concrete measures and their effects. Therefore,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institutional reform itself needs reform has become a new proposition for practice, one that needs to be reviewed in terms of strategic orientation, mode of implementation, public responsibilities and overall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