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民国时期《大乘掌珍论》二量之争

民国时期,围绕《大乘掌珍论》中观论证,既有南京支那内学院王恩洋与吕澂的讨论,又有武昌佛学院与南京支那内学院之争,讨论核心为佛学论证规则,即佛学论证以因明规则还是以佛理为标准。解决清辩中观论证之争,一方面须正确把握因明特征,另一方面以三支论式展开佛学论证必须遵循因明规则。     

百年来的中国因明学研究

自中世纪以来,因明自印度传入中国汉地和西藏,又东渐朝鲜、日本、蒙古。近代以来,又弘传至欧美诸国,形成了一门国际性的学术。中国是因明的第二故乡,因明在中国分为藏汉二支。藏传因明侧重于知识论,故又称为藏传量论(“量”是指认识和知识)。汉传因明的研究则是以逻辑为中心,只是随着唐初法相宗的衰落,宋、元以后,汉传因明几成绝学,研习的重心反而东移到了日本。20世纪初,随着佛学在近代中国的复兴,汉传因明亦随之复苏,并与藏传因明交融发展,迎来了中国因明     

“因明”未必等于“佛教逻辑”

“因明”一般被解释为“佛教逻辑”.但追溯其在印度的渊源和传入中土、东瀛后的内涵,就会发现“因明”一词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地域、不同阶段、不同思想史背景下,其所指是有所变化的.究竟该如何理解“因明”、“佛教逻辑”等词的含义,就要看是在何种意义下、何种思想背景下理解,不可一概而论.文章以因明的重要传承地日本为例,通过考察“因明”在北传过程中意义的变化,阐明玄奘所创“因明”一词在不同思想史背景中的具体所指,再现其千余年佛学研究的研究轨迹以及与汉地因明研究的不同.     

“譬”、“喻”之辨——从名辩学和因明学的角度

“譬”、“喻”因含义相近常被人们不加区别地使用。从名辩思想和因明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它们在缘起、论证方法、悟他目的等方面有诸多相同之处,但从推理的结构、形式的稳定性等方面来看,二者具有本质的不同：名辩学之“譬”是一种独立的推论形式,而因明学之“喻”只是推论中前提的一部分;形式上名辩学之“譬”相对稳定,因明学之“喻”不同时期有较大差别;方法上名辩学之“譬”大多使用类比、比喻说明问题并且例证详尽,因明学之“喻”与“譬”大致类似但在细节上有所不同。     

倡议开展玄奘研究和修复玄奘故里

玄奘(600～664),唐高僧,通称三藏法师,是我国著名佛学家,因明家,翻译家和旅行家,世界文化名人。 他精研佛理,多有创获,造《会宗论》、《制恶见论》、《三身论》等著作,发展了唯识论,创立了唯识宗。 他把印度新因明系统传人中国,开创了中国汉传因明传统。他及其弟子们对因明的贡献,在世界因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且成为中国逻辑史的重要内容。 他的《大唐西域记》一书,是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中亚地区各国历史地理的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对考古研究也有重要参考价值。     

量论因明学的理性精神与批判精神

量论因明学作为印度大乘佛教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高峰,标志着大乘佛教在理论上的终结,其内在价值至今尚未被学界所完全领悟,而这一价值本身的深远意义当然也就尚未被世人所普遍认知.作为一个完整全新的理论类型,量论因明学本身内在地具有彻底的理性精神与批判的超越精神.这种理性精神与批判精神可以从陈那"不顾论宗"、法称"成量"论证以及二位圣者对圣教量之批判中得到说明.     

从心性论看朱熹对佛学思想的吸收与融会

佛教传入中国后,历经两晋、南北朝和隋唐,到宋代依然得到较大发展。佛教的发展一方面说明了佛教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妥协,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佛学理论思辩性强的特点,这突出表现在它的佛性论方面。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尽管也和宋代其他士人一样,对佛教展开了批判,但由于他认识到了佛学心性思想的可取之处,在批佛的过程中,灵活地采取了明排佛学、暗窃佛学的方式,对佛教的佛性论进行了吸收改造,从而发展完善了自己的心性思想。朱熹的心性思想使儒家心性论达到了完备的程度,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要论

心性和谐思想是中国佛学和谐思想的核心内容.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具有融合中印佛教心性思想的特征,它突出发展了印度大乘佛教的智慧解脱思想,相对于印度佛教而言,具有关注现实人生、现实人心、现实之用的特征.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体现在修行观上、心性本体论和境界论上,具有将心性和谐推展到现实人生,将内在精神和谐与应对世间智慧相结合的特征.研究中国佛学心性和谐思想对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促进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文心雕龙》与因明学

周振甫先生在其《文心雕龙注释·前言》中说:“刘勰《文心雕龙》的所以立论绵密,这同他运用佛学的因明是分不开的。”王元化先生在其《文心雕龙创作论·后记》中也说:“六朝前,我国的理论著作,只有散篇,没有一部系统完整的专著。直到刘勰的《文心雕龙》问世,才出现了第一部有着完整周密体系的理论著作。……这一情况,倘撇开佛家的因明学对刘勰所产生的一定影响,那就很难加以解释。”这些话极为精当。但《文心雕龙》究竟怎样受了因明学的影响,却都没有详细的论述。而且至今也没有见到其他关于对这个问题探索的文章。笔者不避浅陋,愿为周、王二家所论加一小注,以就教于专家。     

唯识“非量”考释

在陈那的因明学中,非量与量是对立的概念。玄奘编译的《成唯识论》也是如此,但其弟子窥基在《因明大疏》中已开始将非量与现量、比量并列,其后学慧沼在《成唯识论了义灯》中认为现量、比量与非量"或应立三"。五代延寿的《宗镜录》进一步认为"非量即量""非量非无量",明确将三者并称,且对非量与心识之间的关系有详明阐析。明人《成唯识论》《八识规矩颂》的相关注疏完全接受延寿的说法。从学理角度而言,在现、比二量之外没有必要安立其它诸量,但在注重修行的中土佛学背景中,将非量立量,且与现量、比量并称有其实践意义。     

中国古代史论与《史传篇》

成书于公元六世纪初叶的《文心雕龙》,是中国第一部综论古今文体的文学理论巨著。作者刘勰,字彦和,生于南朝宋明帝始元年(公元466年)前后,卒于梁武帝普通元年(公元520年)左右。勰少时“笃志好学”,因家贫而不事婚娶,“依法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这期间他研究了佛学的因明学理论,并用之于晚年对古今各种文体的研究。     

藏传佛教史上的量学

藏传佛教因明学又称藏传佛教量学,是藏传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自格鲁派开始,量学几乎成为每一个宗派僧人必修的课程.因此研究量学对研究藏传佛教有着重要的意义.     

因三相管见

因明是古印度的逻辑学,与中国墨辩、古希腊亚氏逻辑并列为世界三大逻辑起源。陈那以其独创的因三相为核心,批判继承了古因明,将五支论式改造成三支论式,完善和净化了因明体系,开辟了新因明的科学阶段,对于在新因明体系中起决定作用的因三相理论,学术     

因明与亚里士多德的语言分析比较

在逻辑史上因明与亚里士多德各自建立了一套语言逻辑系统,从范畴分类和区分谬误两方面来看,因明的论述比亚氏更为详尽、深入,在表述上也更为清楚明确,说明了因明具有更强的论辩性和应用性,应得到我们的充分重视。     

“因三相”、“九句因”、及诸“过”与因明的实质

本文对因明学说的“因三相"、“九句因”及诸“过”等理论的分析研究 ,提出了一些与学术界传统看法不同的观点 ,对三者的内容以及它们当中的某些关系进行了一些新的解释 ,并在此基础上 ,从人类思维的发展进程、思维方法研究的抽象程度这一新的视角对因明学说的实质进行评析 ,得出了因明理论的实质是论证而不是推理的新见解     

论僧祐佛学思想

僧祐在南北朝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的佛学思想立足于其弘法护教的宗教实践,是对南北朝佛教生存、发展问题的思考与回应。僧祐的佛性观维护和巩固了佛教信仰对象的神圣性,强调了佛与众生之间的联系;其心行并重、以制心为始的律学思想已经具有了融通大小乘律学思想的萌芽;而其天竺地理中心观和夷比夏优文化观则是其弘法护教实践的反映。僧祐的佛学思想既是南北朝三教之争的缩影,也从侧面反映出魏晋以来佛教主流思潮由般若性空之学到涅槃佛性论的转变。     

略论梁启超的"应用佛学"

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是近代中国佛学思潮的前身,作为梁启超思想的一个部分,体现了他本人的思想特色.根据梁启超的思想变化,本文把他的佛学思想分为启蒙、佛理与经世思想冲突、以佛学为国教的尝试、作为学术与人生的佛教四个阶段.从佛学与经世、佛学与政治、佛学与学术、佛学与西学四个方面,分析了"应用佛学"几个基本的向度.最后把他的"应用佛学"放到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在与其它的佛学思想做比照之后,肯定了"应用佛学"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价值.     

天台智的反形而上学佛学体系

天台智的“圆融三谛”说是反二元论的佛学真理论 ;“一念三千”是在修行论方面对心法二元论的挑战 ;圆顿止观是对形而上学次弟修行方法的改造。智佛学虽然给形而上学次弟修证方法留下地盘 ,但仍不失为佛教史上第一个体系化的反形而上学学说。     

体用与性相--略论熊十力哲学对佛教唯识学的继承与改造

熊十力哲学是通过对大乘佛学的独特诠释建立起来的.这种诠释的根本特点,就是以体用解释性相.对于大乘佛学来说,性相问题是最根本的理论问题.无论是大乘的空宗还是有宗,都是从存在论的"真"、"妄"分别的立场来说明法性、法相及其相互关系的.但华夏文化传统是以体用-元为其基本思想构架,故中国佛教的主要流派往往也把这作为诠解印度大乘佛学的出发点.这种诠解必然包含了一种思想语境的转移.故空有二宗的理论在传入中国后,都被融入如来藏思想的系统之中了.熊十力哲学对佛教唯识学的阐发,也是以体用一元为出发点的.熊氏的体用论是一种生存论的体用哲学,它主要来自于<易传>,实际上是以易解佛,同时也是以佛解易.这种解释实质上是把问题从存在论转移到生存论领域.     

论唐代“三教合流”趋势的形成

印度佛教引入中土后,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经过了一段不适应的时期,到唐代已经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形成互相融合的趋向。这种融合首先以佛学的中国化为契机,如天台宗“一念三千”就与儒家心性之学有某种暗合,唯识宗学理上虽仍与中国哲学格格不入,但亦显示出对皇权的依赖和臣服,华严宗则大量引用老庄而“以老解佛”,同时又对双方都有所改写和调和。禅宗是对佛教作中国化改造最彻底的案例,其顿悟说既融合了道家和玄学的成分,也具有儒家心性论的背景,成为后来宋明理学和心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对这些中国式佛学,儒家的回应既有批判,也有吸收,由此而提出儒家“道统说”(韩愈),并试图以心性之学来统一儒佛两教(李翱)。道家则以《道体论》为代表,借助于郭象的“无心论”而将佛理佛法大量融入道家经典,使道家哲学在思辨层次上提高了一个档次。这些都为后来宋明理学吸收三教而成一统准备了充足的理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