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学论

所谓"政治文学",就是反映与政治相关的生活,表达作者的政治意向,或参与政治斗争的文学,其核心就是文学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它包括两种:一是政治倾向文学;二是政治斗争文学。中、西方政治倾向文学存在文化上的差异,而中国和苏联的政治斗争文学也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政治文学具有它特殊的美学意义,当然也有审美上的缺陷。     

席勒传声筒和工农兵文学传声筒——兼析政治倾向文学和政治斗争文学

德国剧作家席勒的剧作,曾被马克思称作"传声筒",我国的工农兵文学,也被研究者称为"传声筒"。两者有着许多不同之处:前者是政治倾向文学,后者是政治斗争文学;前者传的是时代精神之声,后者传的是阶级之声;前者从个人感受出发,后者从宣传目的出发;前者显露,后者直露。但两者又具有某种相同的审美价值。从马、恩和毛泽东的不同态度中,又可以感受到"传声筒"的不同意义。     

“五四”以来文学与政治关系简论——从“文学本体论”谈起

在文学理论研究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历来都是文论工作者经常关注的一个重点。尤其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学与政治往往相互交织,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梳理带来难度。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也总是渗透着政治的影响,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争往往就成为各种学说产生的思想背景。因此,文学的本质或本体的相关理论作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一种理论体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二者关系的亲疏变化。文章以"文学本体论"为切入点,对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探讨。     

走向革命——三十年代海派文学的政治叙事

传统观点认为海派文学就是世俗文学、商业文学,强调欲望表达,官能感受,描绘都市的声色景观,充满低级趣味。其实,海派作家同样拥有爱国情怀,关注底层民众,创作上不乏进步政治倾向,内容具有民主自由精神,有些作品在当时甚至被视为普罗文学的典范之作。因此,海派小说是带有先锋性和革命性的现代作品。     

双重书写:女性文学的特质--20世纪中国"女性书写"研究系列之四

女性文学所蕴涵的政治文本与性别文本,分别倾向于政治意识与人本意识,这是文学的基本属性,因为文学的美学价值虽然重要,但文学的意识形态影响也显而易见.因此推导女性文学的双重书写是必然的现象,女性文学的发展有赖于创作主体和批评主体对双重书写的认识,只有在这一理性认识之上,才能促进女性文学的发展与进步.     

《子夜》的叙事倾向和文学价值的再认识

《子夜》是茅盾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对《子夜》的主题倾向和文学价值,过去和现在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认识与评价。《子夜》实质上是现代的政治小说,其倾向和价值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符合政治文学的要求,应该予以尊重和承认;但同时《子夜》也存在由政治化追求和创作方法带来的失误与局限,它的政治小说的价值和局限交融并存,为文学史提供了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与教训。     

工农兵文学发展阶段论

作为政治文学的工农兵文学,其30余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初创时期、发展时期和极端化时期等三个阶段。初创时期是突出政策意识,描写人物,表现阶级;发展时期是突出历史意识,塑造典型,表现英雄;极端化时期是宣讲政治,描写类型,表现神魔。政治文学不是不能存在,但不能作为简单的政治斗争武器而存在;文学不是不能表现政治,但不能只是表现政治,而要走向文化。     

近百年明代文学与政治研究述评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话题 ,明代文学与政治也受到学术界关注。本文对近百年来有关明代文学与政治的研究进行了清理 ,重点评介了明初文学与明初政治、明代党争与明代文学、明代阶级斗争与明代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提出了作者对这一研究课题的一些思考     

考察中唐文化与文学转型的新视角--读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

在唐代文学领域,近年最引人注目的是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与政局的关系,如卞孝萱《唐人小说与政治》、王汝涛《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孙琴安《唐诗与政治》、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政治兴变与唐诗演化》;一是文人的政治角色,如傅璇琮《唐宋文史论丛》所收翰林学士研究系列论文、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傅绍良《唐代谏议制度与文人》。仅从这些书名就能感受到,“政治”正在成为学者们热切关注的视角。最近出版的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属于后一方面的研究,它为我们多角度地认识唐代文人和文学带来富有启发性的思考。     

另一种抑制与遮蔽——当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从文学史的重修到高校现当代文学教学,从创作到批评,从出版到文学活动,各方面都体现出一种过分推崇所谓"纯文学"、过分关注"闲适"类作品、而将带有一定政治功利性的文学给予抑制和遮蔽的极端化倾向。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出于对以往政治压制文学的反拨,但矫枉过正;二是将政治这一概念作了狭隘的非科学的理解;三是先锋小说家们对"文学反映生活"的理解既有科学的一面,也有同样狭隘的一面。     

海外华人文学与“承认的政治”

在为少数或弱势群体争取文化和政治权力的斗争中，在构建一种更加宽容多元的文化结构中，“承认的政治”和“少数话语”两种理论立场和论述策略存在对话、互补和辩证的空间。对于弱势／少数族裔文学而言，认同与承认无疑是一场永恒持续的奋斗。实现多元族群、多元文化之间真正的宽容、多元、平等和相互承认，人文知识分子需要更积极的文化参与和政治参与，需要进行不断的“文化抗争”和“文化协商”。海外华人文学的历史即是一部华裔知识分子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展开“文化抗争”和“文化协商”的发展史。     

论“人杰宣传”派——英模报告文学的价值功能——报告文学流派研究之七

＂人杰宣传＂派——英模报告文学是遭受非议最多,甚至影响对报告文学整体评价的流派之一。实际上,一切文学都是宣传,文学不能脱离政治和缺少歌颂,问题是为什么样的政治和怎样为政治进行＂宣传＂,歌颂什么和怎样歌颂;英模报告文学同样有干预现实的功能,只不过不是从反面进行否定、抨击,而是侧重从正面进行肯定、提倡和引导。它的＂政治＂、＂宣传＂有主动迎合与独立思考之别,在官方意志（主流意识）与民间立场、主体倾向与艺术效果的统一上有完美、和谐与顾此失彼之分。新时期以来,它不再紧跟＂中心＂,而注重将主旋律与多样化有机融合,在＂政治＂、＂宣传＂中挖掘传统文化精华与弘扬民族精神。它所挖掘和＂宣传＂的典型,必将对改善与提升民族素质、推进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进一步发挥积极、有效作用。     

东林党议视野下晚明文学的历史分期

晚明文学夹杂学术思潮，复杂而多变，故学界尚未有分期之论，然并非不可操作。万历二十年（1592）至天启四年（1624），是性灵文学繁盛的时期。在王学与“狂禅”的影响下，湖北地区的公安派和竟陵派先后登上历史舞台，高举“性灵”大旗，倡导革新，逐渐形成了全国性的影响，继而在东林党学术与政治的双重压制下先后没落。天启五年（1625）至崇祯十七年（1644），是社团文学繁盛的时期。伴随政治危机的加剧，东林党议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原本士大夫之间利益的纷争，演化为东林党与阉党你死我活的血腥斗争。突出反映在文学上，则是江南地区文人结社的勃兴，呈现出党社一体化的鲜明特点。     

中国政治宪法学理论溯源初探

中国政治宪法学是中国宪法学的一个理论流派,它的特点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研究宪法。中国政治宪法学的提出表面上看是因为宪法规范有效性不足,背后实质隐藏着某种"事实"与"价值"之争。在中国政治宪法学理论的建构中,国外的"宪法政治"与"政治法学"两大理论已经成为其主要依托的理论资源。因此,对中国政治宪法学进行理论上的溯源,不仅能加深我们对中国政治宪法学的理解,也使我们认识到它所具有的价值。     

中国文艺“反修”时期对苏联文学的“逆反式”接受

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文艺＂反修＂,当时翻译出版的供批判用的苏联文学作品,主要有三种类型。中国当时组织的对＂苏修文艺＂作品的批判有四方面问题。由此可以获得两点启发,即：1.文学批评不能全盘附庸于政治;2.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不会被意识形态分歧和政治偏见所湮没。     

践行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的内在逻辑

政治解放基础上的社会解放是无产阶级政治价值实现的内在要求,维护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实践的价值原则、能否有利于化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是政治价值评价的根本标准,实现共产主义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是无产阶级政治的终极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百年艰苦奋斗的历史,是一部践行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的伟大历史。中国共产党顺应无产阶级政治价值的内在要求,彰显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实践的价值原则,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政治价值评价标准,蕴涵着无产阶级政治价值的终极追求。     

谈周作人对“载道文学”的批判

在周作人的文学理论体系中,＂言志＂与＂载道＂是一对核心概念。而且,对＂载道文学＂的批评是周作人20世纪30年代＂言志文学观＂的一项重要内容。该文分三部分展开论述：其一,对载道文学所维护的专制思想进行批判。质而言之,载道文学实际上就是为文化专制主义张目。其二,对载道文学所蕴含的＂政治作用＂的批评。过分相信和夸大＂文字有灵＂以及对于政治有大作用是载道文学的弊病。其三,反对模拟。周作人认为,封建专制是模拟之风久盛不衰的根源,其结果便是＂无定见＂。     

"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沿革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称<讲话>)提出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政治"是较狭义的政党政治.从上世纪40年代末开始,为政治服务不仅跃升为国家的文艺基本方针,也被明确地阐述为要为执政党的具体政策和任务服务.60年代,文艺又被要求完全服从于以阶段斗争为纲的执政理念.1980年,作为国家文艺方针的为政治服务始为"二为"取代,在实践形态方面,为政治服务自新时期文学肇始起已有根本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