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低保和扶贫财象动态管理机制研究

最低生活保障与扶贫开发是新时期我国农村两项重要的社会救助政策,如何实现贫困对象的动态管理是目前制约两项制度顺利实施的一大难题.对重庆市贫困地区的调研表明,农村贫困对象识别存在偏差,贫困对象分类不够明确,扶持措施缺乏针对性;“福利依赖”和“贫困陷阱”现象突出,受助人口退出难;部门之间缺乏协作与联动,扶贫资源供给分散.应基于贫困对象识别机制、贫困对象分类救助机制、贫困对象自身“造血”机制、动态考核与退出机制和部门联动与资源整合机制构建科学高效的农村低保和扶贫对象动态管理系统,对贫困对象进行科学、规范管理,实现“应保尽保、应扶尽扶、应退尽退”的目标,提高两项制度的运行效率,维护制度的公平性.     

基于绩效评估的精准扶贫路径优化研究

精准扶贫是新时代我国贫困治理的基本方略,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同步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我国精准扶贫的脱贫成效、经济绩效、社会绩效三个维度的评估结果显示:全国扶贫成效显著,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扶贫资源边际效应递减,扶贫政策未能覆盖全部农户。贫困群体个体层面的自主脱贫能力不足,政府层面的扶贫政策、主体、方式碎片化,扶贫资源瞄准偏离和绩效考核动态机制不完善是扶贫绩效弱化的重要原因。应构建整体性贫困治理模式,完善扶贫绩效动态监测和考核机制,加大贫困群体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培育等方面的优化路径,进一步提升精准扶贫绩效。     

中国农村贫困动态性与扶贫政策调整研究

持久性贫困与暂时性贫困对应着不同的反贫困政策.基于2000～2009年CHNS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暂时性贫困在当前农村贫困中已占绝对主体地位,且这种特征具有全局性,而不是仅仅出现在特定类型的农户群组中.不同特征农户群组中持久性贫困和暂时性贫困的相对比重存在明显的差异,暂时性贫困的比重与户主年龄、家庭规模呈倒U型关系,与户主受教育程度、农户居住地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持久性贫困则完全相反.因此,在对少数持久性贫困农户继续实施以提高其人力资本投资和物质资本投资为主要手段的反贫困措施的同时,应结合当前农村贫困的动态结构特点对未来扶贫政策作出相应调整,实施以应对收入波动为主要手段的反贫困措施,从而提高扶贫政策的效果.     

切断贫困代际传递实现全国同步小康的对策思考

当前,扶贫过程中出现了财政投入总量不足、输血式被动扶贫为主、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缺乏、返贫及贫困"代际传递"现象突出、金融扶贫不足、扶贫手段单一、扶贫退出机制缺乏、人才建设不足等问题。本文认为,应通过进一步增加专项扶贫投入,重视贫困地区优生优育和子女教育问题,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提升以产业扶贫为核心的造血式扶贫水平,加快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与增加公共服务供给,推进金融扶贫,充分利用城镇化机遇,推动扶贫手段多样化,完善扶贫退出机制,提高贫困地区基层干部和技术人员待遇等,切实提升扶贫工作效果,实现贫困地区同步小康。     

扶贫管理:来自战略、组织与资金维度的问题与创新对策

贫困是复杂的社会建构,那么研究与治理贫困的视角和思路也必然是系统而多元的.如何优化扶贫管理、提高扶贫绩效,从扶贫的战略、组织以及资金三个维度出发,对我国的扶贫架构和扶贫绩效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细化扶贫客体,采取有针对性的扶贫政策;建立严格的资金管理和使用责任制;加强贫困人口的组织化程度,提高贫困人口对扶贫项目的参与程度;逐步加大扶贫力度,巩固现有扶贫成果;建立科学的扶贫效绩评价体系,推行财政扶贫基金监管信息系统.     

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一项预判性分析

中国如若在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则意味着后扶贫时代到来。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的提出有助于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要义,坚持共同富裕的特色道路走向,维护宪法对人权保障的权威性,发扬党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助推中华民族的民族团结进程。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应重点关注贫困新标准的认定,脱贫对象重返贫困,城乡扶贫一体化,扶贫区域协作,激发贫困对象内生动力,多元主体合作互动扶贫及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等其他政策衔接。后扶贫时代贫困问题治理需要党和国家全方位统筹,直面根本矛盾,敢于碰硬和突破,确立以收入水平为基础的多维贫困认定标准,构建预防脱贫对象返贫保障机制,制定城乡一体化扶贫政策,推动扶贫区域协作向纵深发展,着眼于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强化政社扶贫利益共同体建设,实现扶贫政策与乡村振兴等其他政策的融合互补。     

社会发展视角下的中国农村扶贫政策改革30年

贫困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收入问题,而是涉及健康、教育、社会资本、自然资源、基础设施、社会公正、参与权利、性别平等、个人尊严等多种复杂因素的社会问题.社会发展理论以实现更加公正的发展作为自己的核心目标,它也为全面而深入地认识贫困问题、设计更为有效的扶贫战略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分析和梳理1978年以来我国政府为解决农村贫困而制定和实施的救济式、开发式和攻坚式农村扶贫政策,反思过去农村扶贫政策的得与失,从而设计和实施新世纪有效的扶贫策略.     

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构建策略与路径

当前,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面临诸多挑战,即大扶贫格局下如何动员社会力量与用好社会资源,市场化背景下如何提升贫困地区和人口的风险应对能力与自我发展能力,城乡一体化中如何推动县域民生事业发展与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如何激活贫困乡村的发展要素等。构建稳定脱贫长效机制的策略与路径有:立足大扶贫格局,找准社会扶贫与稳定脱贫的契合点;贫困退出中实现稳定脱贫与县域治理的有效衔接;以城乡互动和融合为导向,构建稳定脱贫与县域发展的联结机制;实现稳定脱贫与农村基层治理有机关联。     

精准扶贫的选择、创新与挑战——精准扶贫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2016年5月29日，由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四川农业大学共同主办，《天府新论》编辑部、西南减贫与发展研究中心共同承办的精准扶贫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四川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在我国扶贫战略部署的大背景下，就精准扶贫的选择、创新与挑战，精准扶贫中的政府作用与社会参与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会议还邀请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及四川省农业厅等相关部门同志出席，他们介绍了四川省精准扶贫工作取得的成效，并希望学界关注扶贫宏观上公平与效率、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标准、城市贫困和农村贫困，中观上“三位一体”扶贫的发展方向、政府扶贫和社会扶贫的关系、贫困村户的精准识别等问题。现将会议内容综述如下。     

电商扶贫视角下志愿服务影响农村相对贫困的实证研究

在剖析志愿服务缓解农村相对贫困内在机理基础上，以1042份从事脐橙销售的电商问卷为例，同时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最小二乘法(OLS)实证分析志愿服务对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并引入电商扶贫作为中介变量，探究两者之间的内在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无论是从农村客观相对贫困维度看，还是从农村主观相对贫困维度看，志愿服务都能够有效缓解农村相对贫困；消除内生性问题后，志愿服务对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影响更为显著。电商扶贫在志愿服务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但中介效应仅对国家级贫困县而言存在，对非国家级贫困县而言则不存在，中介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不仅如此，电商扶贫在志愿服务缓解农村相对贫困过程中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志愿服务转变农户从事电商的创新创业意愿、影响农户从事电商的创新创业行动和提升农户从事电商的创新创业成效等三个方面，且这种作用机制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结构性贫困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及其破解——基于豫西元村的研究

出现贫困的代际传递,是因为当前阶段的农村贫困已具备显著的结构性内涵和特征。贫困人口具有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等四方面的结构性贫困特征,这些结构性贫困要素构成了钳制和制约贫困户跨越贫困陷阱的主要障碍,结构性贫困的出现也使得代际间的脱贫行动异常艰难。按照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观点,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就需要破解结构性贫困,要从社会、政治、教育和经济等层面革新或建构出亲贫的结构,以使贫困人口摆脱不利的结构性位置和处境。     

农村已婚女性贫困状况及脱贫对策——以河南农村已婚女性为例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河南农村已婚女性与男性相比,为数不少尚属于贫困人口。对于河南农村已婚女性政治的贫困、经济的贫困、婚姻家庭生活的贫困以及精神和文化的贫困等,需要我们在理性审视的同时提出有效的脱贫对策。首先,在主观方面,这类女性应加快强化自我的社会性别意识,不断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和技术能力。其次,在客观方面,基层政府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加强对农村女性和男性的性别意识培训,并要花大力气逐步改善农村社会综合运行环境。     

交易成本与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困境——基于农户层面的分析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必然,但它因需求的不足而迟缓不前。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农民对合作组织的需求与合作组织所带来的交易成本的节省密切相关。但交易成本是否降低不仅取决于合作组织对外交易成本的多少,而且还取决于组织的内部交易成本以及农民参与合作组织之前的初始交易费用的高低。我国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是缘于农户户均经营规模狭小、农业市场化程度不足、合作组织生存环境的制度性缺陷等因素,导致了可节省的交易成本十分有限,从而抑制了农户对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需求。     

论现代化过程中贫困的结构性前提——以俄罗斯为例

俄罗斯在国家转型过程中多种经济类型共存,贫困类型具有多样与不均质特征。由于大多数贫困者不具有专业职业技术能力,不适应多种经济类型并存的新经济结构,从事低薪职业或者处于失业状态,他们逐渐沦为社会底层。国家没有从贫困的结构前提着手对贫困者实施救助,导致他们摆脱贫困的机会仍然很少,长此以往必然使绝对贫困和长期贫困者数量增加。近三十年经济改革完成,确保各阶层代际再生产的分层因素不断增加,社会岗位在俄罗斯阶层的代际流动中起到关键作用。贫困者职业类型的特殊性与复杂性,使他们实际正流向社会底层,当前的阶层流动模式会逐渐把国家拽出机会平等的理想社会状态。     

我国扶贫项目监测与评估的缺失与对策——基于泰国村庄基金的思考

扶贫开发是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也存在着突出的问题。泰国村庄基金是一个成功的扶贫项目,"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政府主导 市场运作 企业参与 全力提升对口支援就业扶贫工作水平——基于新疆和田地区就业扶贫工作的调查研究

新疆和田部分区县的劳动力转移就业扶贫工作,在促进和推动劳动力转移就业扶贫方面的基本做法有三:一是由政府部门直接组织协调,向疆外和北疆地区输出较大规模的劳动力;二是在政府引导下由劳务公司和培训学校教育培训后,向外转移和输出一批劳动力;三是由政府支持在当地创办更多中小微企业,吸收接纳一批就近就地就业人员等等。经验措施包括:"凡就业先培训"的办法;劳动力转移采取"组团式"输出方式;形成"双语干部驻厂配合集中管理"特色模式;以及解除劳务输出人员后顾之忧的"四托"政策(托儿、托老、托养牲畜、托种土地)等等十多条。这些做法和措施是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实行的,值得其他地区的扶贫工作中,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贫困区推广借鉴。     

精准监管与嵌入式扶贫中的“微腐败”治理——基于广东经验的考察

"微腐败"是扶贫开发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是影响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国家通过扶贫开发向贫困村庄下沉、开展嵌入式扶贫,使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转换呈现出崭新的图景。依循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转换中的嵌入逻辑,面对贫困村民主监督机制运行乏力的现实困境,广东积极推动国家反腐力量同步嵌入贫困村庄,通过监管下沉、健全网络和信息共享三大机制推进扶贫"微腐败"治理,强化监督力量和化解信息不对称困境,以精准监管保障精准扶贫,为国家扶贫领域的腐败治理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     

全球贫困与国际责任——富国的援助责任如何可能

富裕国家解决全球贫困问题所承担的是一种人道义务还是一种正义义务?约翰·罗尔斯和托马斯·博格对此各执一词。但这两种主张都犯了简单"一刀切"的弊病,其根源在于对全球贫困的原因缺乏全面的认识,忽略了人道义务和正义义务在贫困根源、援助目标、以及性质上存在的显著差异。我们主张应当超越"一刀切"的分析模式,把责任原则作为解决全球贫困问题的道德依据。基于这一立场,我们把责任区分为后果责任和补救责任,并依此来确认富裕国家在解决全球贫困问题上所承担的义务性质。     

中国治贫70年:历史变迁、政策特征、典型制度与发展趋势 ——基于各时期典型扶贫政策文本的NVivo分析

新中国70年来,中国贫困治理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际反贫困事业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成功的关键,就在中国特色治贫制度建立和逐步完善。为梳理总结70年中国治贫的经验、特征和模式,为治贫制度的定型化提供理论参考,以1949-2019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出台的扶贫政策文本为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通过词频分析揭示扶贫变迁历程及其特征。研究发现,中国治贫在理念上,经历了经济性扶贫到内生性治贫的转变;在对象瞄准上,实现了区域、县、村、户的层层下移;在治贫主体上,从政府包揽转变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在治贫路径上,从重资金投入转变为分类施策;在治贫制度上,以开发式扶贫为主,典型制度主要有以工代赈、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对口帮扶扶贫等。2020年后中国贫困治理的主要问题是摆脱相对贫困,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应着重构建和完善返贫风险的防控机制、农民工阶层固化的阻断机制、农村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衔接机制和互联网赋能反贫困的开发机制。     

马克思主义哲学向何处去——兼谈所谓的“哲学贫困”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摆脱“困境”继续发展,出路在于改革和创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需要的是既掌握人类哲学思维的共同规律,又有深厚浓烈的民族哲学思雏特征的中国化、国际化的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哲学探讨的着重点,应当由探索、实践社会革命变革的逻辑,揭示深层问题,提出前瞻性的见解.哲学工作者要改变长期以来的思维定式,变复制式、教条式的思维方式,为创新型、创造式的思维方式;要参与“全球性问题”的探讨,参加全球性的哲学的“百家争鸣”,既推出有民族特色的成果,又从交流中汲取有益成分,以充实和发展新形态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