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惠“濠梁之辩”——两种思维的交叉

庄周与惠施在争辩之中增进友谊,在嘲讽之中切磋道术.后人曾说:“相嘲相得惠与庄”(魏源语),确实点出了庄惠友谊的特点. 在庄周与惠施的多次争辩中,对后世影响较大,而且至今仍未能定其是非的,要算是《庄子·秋水》篇记载的“濠梁之辩”.本文试图解开庄惠这一争辩的纽结,并给予恰当的评价.     

海德格尔的"濠梁之辩"

海德格尔曾经通过庄子与惠施的濠梁之辩来帮助人们理解他的"论真理的本质"这篇讲演的内容.这场著名的论辩是一个关于他人之心是否可知的争论.有论者认为在这场对话中庄子采用了诡辩的方法来回应惠施的诘难,最终陷入一种感觉主义和相对主义.更有论者以此为依据来判定"濠梁之辩"并非庄子思想的表达,而是庄子门徒对其思想的一种发挥或者说误解,不能体现道家思想的真精神.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到庄子文本本身中去,我们会发现这段著名的对话即使不是庄子所著,至少也延续了庄子哲学的精神,其中的深意需要经过进一步的辨析才能显现.庄子通过将惠施逼入理解的真空状态,使得理解的可能性自发地显现出来,对以个体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代表那些独断论和述诸自明性的立场来说是致命的一击,而作为这种独断论主张之基础的表象性思维正是海德格尔关于真理之本质问题的讨论所要向我们揭示的.     

论庄子与惠施哲学思想的差异

<庄子>一书中记载有许多庄子和惠施的精彩辩论,这成为我们研究惠施思想的重要材料.从二人思想的对比研究中,我们发现庄子和惠施在存在观、认知方式、哲学方法、人生哲学等方面均有很大的分歧与差异.庄子与惠施代表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两种思维进路,二人哲学思想上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道家与名家思想旨趣的差异.庄子及其代表的道家"逍遥"哲学在存在问题和人生境界上的确超越了惠施,但是惠施及其所代表的名家学派的"求真"的哲学和理性分析的哲学方法也在中国哲学史上独树一帜,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层次和内涵.     

庄惠之辩与惠施“历物十事”关系论

惠施著作的失传给后人理解他的“历物十事“带来了困难,《庄子》中的庄惠之辩提供了直接的文献资料,庄子在论辩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意识与“十事“颇有相通之处,因应思想、循环观念、转化意识、经验方式对惠施颇有影响。     

“鱼乐之辩”的心灵哲学解读

他心知问题是一个特殊的认识论研究领域,它探讨的主要是“我”以外的他心的本体论地位问题以及如何得到关于他心知的问题。在我国,庄子与惠施关于“鱼乐”问题的争辩堪称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提出他心知问题的典型代表,二者的争论不仅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提出了他心知问题,而且在这一问题上可知论与怀疑论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从西方心灵哲学的角度深入挖掘“鱼乐之辩”中隐含的丰富的他心知问题的思想,对填补中国哲学在这一领域研究上的空白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惠施“我知天下之中央”命题新解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是先秦名家惠施历物十事中的第九个命题。对于这个命题的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认为,惠施已经有了大地球形的观念,“天下之中央”是指地球的南极和北极。一种认为,惠施这一命题是一个思辨的哲学命题,所谓“天下之中央”,或在“燕之北”,或在“越之南”,这在惠施看来是无所谓的,因为惠施讲的是“中央”观念的相对性和可变性。究竟如何理解这一命题呢?我们谈一下个人的看法,就教于前辈和同人。     

“同异”、“坚白”之争新解读

冯友兰先生认为 ,名家内部存在着以惠施为代表的“合同异”派、以公孙龙为代表的“离坚白”派。学术界普遍接受这一观点。本文则对此提出质疑 :1.与“合同异”对立的观点是“别同异” ,与“离坚白”对立的观点是“盈坚白” ,所谓“合同异”与“离坚白”的对立提法不妥 ;2 .惠施虽持“别同异”观点而与“合同异”的庄子展开过辩论 ,但是也受到庄子的影响 ,提出“天与地卑 ,山与渊平”等“合同异”命题。公孙龙持“离坚白”观点而与后期墨家的“盈坚白”对立 ,在“同异”问题上则既讲“别同异”也讲“合同异”。因此 ,名家内部不存在各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合”、“离”两派     

论惠施

“《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13页)毛主席在这里阐述了动与静的辩证关系。“飞鸟之景,未尝动也。”这是战国时期名家的许多哲学命题中的一个。名家的代表人物有惠施和公孙龙。惠施(约公元前三七○年——三一○年)生活在战国中期,主要活动在魏国,曾任过魏惠王的相。在《荀子》一书中,他与法家先驱邓析被归于同一学派;在《庄子·天下》篇以及一般常见的思想史著作中,他与公孙龙被列为名家的代表人物。据《庄子·天下》篇记载,惠施是一位“善辩”的人,是能“遍为万物说”的大学问家。他有十条常与人辩论的题目,并且形成了一个学派。他和他的学派的那些论题,可     

庄子对真理的思考

庄周及其后学对真理问题作了多方面的思考:怎样的认识才是真理?世人的是非见解和是非争辩是否可以得到检验?人们据以评判是非的标准是否可靠?认识的真理性与认识的层次、主体的状况、客体的内容有何关系?怎样才能获得真理?如此等等。分析这些内容对于把握庄子思想的特质以及为我们在探讨认识论问题时提供历史的借鉴都是有意义的。     

庄惠之辩与惠施"历物十事"关系论

惠施著作的失传给后人理解他的"历物十事"带来了困难,<庄子>中的庄惠之辩提供了直接的文献资料,庄子在论辩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意识与"十事"颇有相通之处.因应思想、循环观念、转化意识、经验方式对惠施颇有影响.     

从现象学看“濠梁之辩”中的他人心灵问题

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濠梁之辩"蕴含着一个现象学家广泛关注的根本问题,即他人的心灵是否可以通达以及如何通达。惠施和庄子分别代表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两种不同立场。惠施认为他人的心灵是无法通达或直接体验的,这原则上与行为主义者和笛卡尔主义者的见解相一致。与此相反,庄子确信他人的心灵是可以直接通达的,而无需通过类比或外在表征的臆想去获得。这一观点也是现象学家的一般共识,尽管他们在许多细节问题上莫衷一是。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强调语言在交互主体性中所扮演的独特作用,这很具有启发性。     

国外庄学研究管窥

本文扼要介绍国外(主要是西方)庄学研究的一个或几个侧面.在别的文化背景下看庄子,会看出不同的面貌.本文着重谈论对庄子蝴蝶梦、怀疑论、知识论、庄子与惠施关于鱼乐的辩论、庄子的语言等方面的一些不同的解读.     

惠施命题试释

本文试图说明两个问题:一是人们常把惠施命题称为诡辩,其实它具有深入的思想,包含着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思想,不能简单地以诡辩加以否定;二是许多学者常用庄子思想来解释惠子,其实惠庄有着根本的不同,不能以庄解惠。我们先试释惠子十题,然后略加分析。一、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这个命题是表述空间的极限的。空茫寥廓的宇宙究竟有不有边际?惠子认为,宇宙是没有边际的,“至大无外”,大到没有外沿,也就是无限大。同样,最小的东西小到什么境地?惠子认为,只有“至小无内”,     

外内不相及与内外相冥

称郭象把庄子的“外内不相及”改造成“内外相冥”是对庄子思想的重大修正,是不成立的。外内指方外方内,方内是礼法的世界,方外是不由礼教束缚的大方世界。庄子批判礼法,方内与方外本来就无法统一,也没必要统一。郭象据以发挥的游外冥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统一,而这本来就是庄子已有的思想框架。庄子与郭象都反对刻意伏于山林,都主张游外冥内,但所要与之冥合的“内”在庄子是民间,在郭象是庙堂,指的都不是礼法。所以,我们可以说郭象改造了庄子的游外冥内,但不能说他把“外内不相及”改造成了内外相冥．否则就是混同了两种不同意义上的外内。     

论惠施的“历物十事”及其学术风格

通过对惠施的“历物十事”的阐释 ,我们发现惠施所关注的重点并非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或对名实关系的探讨 ,而是超越现象本身又回到现象本身的自然哲学思考。惠施体现出来的学术风格 ,表明他并非典型的名家。就整个先秦哲学来看 ,其非功利的哲学纯思与对自然的深切关怀和超越性思考独树一帜 ,值得重视     

《墨经》中有关原始诡辩学说的一个材料

古代中国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学派,近来大家都称为“诡辩学派”。但“诡辩”两字同样适用于纵横家,例如《史记》称张仪“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屈原贾生列传》)。《汉书艺文志》把惠施、公孙龙列入“名家”,但列入“名家”的也还有不务诡辩的《尹文子》。可见“名家”和“诡辩学派”两个名词用来称呼惠施、公孙龙这一学派都有范围过宽的毛病。     

他者的理解:《庄子》的思考——从濠梁之辩说起

不同主体之间的交往、理解、沟通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在对人之“在”的沉思中,庄子对此作了多方面考察,后者首先体现于濠梁之辩。濠梁之辩在理论上既涉及他人之心是否可知,也关联着“如何可能知”与“以何种方式知”有无区分或二者能否等同。惠施作为对话的一方对前一个问题持怀疑的态度,但其推论的过程又包含着内在的悖论;庄子对鱼之乐的可知性予以了确认,后者同时蕴涵着对他人之心是否可知这一问题的肯定回应。不过,在论证以上立场的过程中,庄子又将“如何可能知”的问题转换为“以何种方式知”,从而在逻辑上犯有转换论题的错误。当然,知“鱼”之乐所隐喻的知他人之心,同时又涉及社会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理解、沟通过程。从后一角度看,肯定他人之心的可知性,无疑为确认交往过程中人与人相互理解、沟通的可能性提供了内在的根据。广而言之,人存在于世,总是难以避免与他人的共处,而在共处或“群于人”的过程中,则不能不发生彼此之间的交往及相互理解,庄子着重分析了存在境域对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的影响。通过共处、交往过程中的对话而达到相互理解,以存在方式及存在形态的转换为其指向。就人自身之“在”而言,存在形态既涉及外在的生活境域,也关乎内在的精神世界,庄子对后者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以天合天——庄子关于艺术创作的法则

庄子堪称我国第一个文学家,庄子的文章不但完全摆脱了语录体的格局,而且想象丰富,感情充沛,文彩飞扬,全书大抵率寓言,故事情节多有虚构,与严格意义的文学创作已相去不远。不仅文辞,而且在美学、文艺思想方面,庄子都引起人们日益的重视。但目前国内对庄子的审美观、文艺观的评价上,是颇有分歧的。只要我们拿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庄子”部分的按语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研究室李泽厚、刘纲纪主编的《中国美学史》有关庄子部分比较一下就可了然。本文不想对庄子整个的文艺思想进行全面分析评价,只就其中一点,即庄子在一个寓言中提出的艺术创作的原则——以天合天——略作解剖。这个寓言见于《达生》篇,前人颇多误解。现     

“孔颜乐处”和“鱼之乐”论析

儒道两家向来非常重视人生意义问题。庄子对他所在的那个大动荡时代的人的痛苦境遇体验深切,他始终以哲人的慧识关怀着个体的解脱。他发问道:“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庄子在深思:芸芸俗生终日忙忙碌碌,疯狂地追逐名利,无情地侵害争夺,获得了什么成功?这样活着岂不丧失了人的内在价值?对于人生的意义与人的归宿,人们难道不是确实存在着蒙昧吗?人生“果有乐无有哉?”庄子这样的发问已直接取向于对生存的意义的具体感受——苦乐——的思考。     

《天下》精义

本文是“外杂篇精义”系列的第七篇。庄子再传弟子魏牟所撰《天下》,运用贯穿全篇的“道术／方术”之辨,贬斥儒家、墨家、法家等天下“方术”,割裂、遮蔽老聃、关尹传承的古之“道术”,使之“暗而不明,郁而不发”,终篇章对传承老聃、关尹并集其大成的庄子“道术”推尊至极。郭象通过妄断《天下》原文,谬注《天下》义理,又把《惠施》残篇移入《天下》混淆视听,谬解《天下》为庄子所撰,谬解庄子所撰《天下》尊儒尊孔至极。旧庄学盲从郭象,导致《天下》篇旨“暗而不明,郁而不发”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