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因果关系及其历史影响

休谟认为因果关系并非像唯理派哲学家认为的那样 ,是理性先验推论的结果 ,也不像经验派哲学家认为的那样 ,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那么如何解决因果联系观念的必然性问题呢 ?这就是著名的“休谟问题”。它从产生之日起 ,就引起了哲学界和逻辑学界的激烈争论 ,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 ,对西方近现代哲学家康德、爱因斯坦、皮亚杰等都有深远的影响     

休谟问题的解读与休谟法则的证伪--兼答马永侠、武宏志先生

进入休谟的道德学体系就不难从休谟问题的黑箱中发现隐藏的体谟法则,即:不可能从“是”推出“应该”。但可以证明,存在着反映社会事实与价值关系的分析命题或语义公理,因而也存在着从“是”推出“应该”的有效推理,即休谟法则的反例,根据休谟法则的反例可以证伪休谟法则。     

休谟问题是知识接受问题

休谟问题被学界以很不同的方式解读着。大多数人从逻辑的角度把休谟问题看作是归纳的合理性问题;有人把休谟问题看作是因果问题;甚至还有人从道德哲学的向度把它解读为“是”与“应该”问题。但历史脉络告诉我们:前休谟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对归纳的怀疑是基于归纳结论不是可靠的知识。休谟所处的学术情境使他不能不研究知识的来源和标准问题。休谟问题的论证语脉及表述语言也向我们提示:休谟问题是知识接受问题。这种知识论解读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能整合甚至解决科学假说选择与确证等哲学问题,对三大归纳悖论的解决有重要的启发价值;把贝耶斯型的概率归纳逻辑与当代知识论直接关联起来,甚至有望在这两者的交叉研究中在知识接受层面上洗刷休谟问题这一“哲学耻辱”。     

休谟政治哲学中的演化博弈论

如果人们早一些读懂休谟，政治哲学史或将改写。休谟政治哲学包含大量深刻洞见，却没有被认真对待。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休谟的科学倾向(试图建立道德与政治生活中的牛顿力学)所导致的理解困难是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学界试图以社会科学领域的新进展尤其是演化博弈论重新发掘休谟的政治哲学思想。以演化博弈论解读休谟的政治哲学，一方面可以使休谟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如惯例、财产权的起源等获得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演化博弈论可以为休谟的洞见提供坚实的证明。此外，在休谟对财产权的论述中，休谟认为财产权的效力来源于打破这一惯例所带来的不便。这实际上提示了一条跨越“是”与“应当”的途径——藉由对后果的反思建立规范性。换言之，休谟的文本之中即蕴含着打破“是”与“应当”区隔的线索。     

休谟问题与归纳问题的区别

归纳问题是个古老的问题 ,即使没有休谟哲学也会存在。休谟问题是一个怀疑论的问题 ,它不但怀疑归纳的合理性 ,而且怀疑演绎的合理性。把归纳问题和休谟问题区分开来有助于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归纳问题 ,为科学的基础辩护     

从休谟问题到休谟定律的思考

休谟站在经验论的立场上,对传统的唯理论进行了反驳,对人类的认识能力和理解范围提出了怀疑,被哲学家们称为休谟问题。休谟问题是后世哲学尚不能绕过的一个问题,从而促使众多学者试图解决它,但至今还没有一个方案被公认为是对休谟问题的合理解决。笔者从这一现象出发,认为休谟问题正确揭示了人类认识能力的特征,可以称之为休谟定律。在现在的认知背景下,休谟问题是不可解的,试图去解决它是不可行的。     

休谟道德思想的发展

休谟的道德学在其思辨人学中具有特殊的位置，在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本文通过对休谟道德学在其哲学中的位置给予恰当定位和对其道德学的两部主要著作《人性论》中“论道德”部分和《道德原则研究》进行比较研究，从理论上梳理了两书的思想理路，说明了两书在任务、问题、方法、结构和论述上的差异，揭示了《道德原则研究》在几个方面对“论道德”的重要发展     

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二元论及其规范意义

"休谟问题"不是一个有关推理有效性的逻辑学问题,而是理性与规范之间关系的元哲学问题,是指涉社会规范体系合法性的依据和源泉问题。休谟的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二元论取消了对价值进行理性判断的可能性,波普尔以休谟的事实与价值二元论为基础,进一步深化了对事实与价值关系一元论的逻辑批判,阐述了批判理性主义的事实与规范关系的二元论,为自由传统奠基。历史决定论根本性逻辑错误就是坚持了事实与价值一元论,把"是"与"应当"混为一谈;休谟和波普尔的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二元论对20世纪西方伦理学、政治哲学甚至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化思潮均产生重大影响,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批判与休谟走的是同一条路,它坚持事实与价值关系的二元论,批判和拒斥事实与价值关系一元论的理性主义,对同一性哲学采取批判立场,倡导非同一性、差异性、多样性,以此捍卫人的独立性和自由。哈贝马斯以交往理性守护基于启蒙精神的现代性也不成功。后现代主义试图摆脱"现代性"对人的压迫与控制的消解意义应该肯定。但在思想文化和价值领域陷入相对主义、怀疑主义、悲观主义,导致崇高与意义的彻底失落。     

托马斯·里德对休谟哲学的批判

托马斯·里德是第一个正视休谟哲学并在哲学上做出正面回应的哲学家，他正确地看到了休谟哲学当中的经验主义，但却未必正确地理解了它。正是由于这种片面性，里德仅仅把休谟看作洛克、贝克莱意义上的经验主义者，并且看作完全消极和破坏性的怀疑主义者，而没有看到休谟哲学背后深层次的自然主义，因此也没有看到休谟的“经验主义”与洛克、甚至贝克莱的“经验主义”之间的巨大差异。     

休谟问题及波普尔的解决

休谟问题是:凭借因果关系的关于实际事情的推论的本性如何?或者说,能否超出当下的感官经验进行推论?休谟问题即归纳问题,它的实质在于提出了关于归纳推理的可靠性和合理性的问题。波普尔将休谟问题分为逻辑问题和心理学问题,并把休谟的逻辑问题重新表述为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通过对休谟问题的分析和解决,波普尔否定了归纳推理的可靠性和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批判了经验主义的归纳观,提出了批判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思想。     

"玉器时代"研究述评

"玉器时代"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考古界提出的一个历史分期概念,这个概念的提出,主要是基于良渚文化遗址中出现的大量玉礼器所反映出来的文化信息.对"玉器时代"应该慎下结论,特别是在目前考古材料还不充分的情况下,只能将其视为良渚等文化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以宗法制度的形成、玉器的礼器化为特点的.     

“休”──一个起源于远古的美学观念

一个出现于远古时代的审美观念──“休”及其美学内涵值得引起学界的关注。从《尚书》、《周易》、《诗经》用“休”,可知其与“美”字有相近或相同之义,《庄子》以“无为”释“休”而阐述其美的意蕴,“休”字构成了若干有美感意味的话语,如“休光”、“休畅”、“休美”等。魏晋以后,“休”的美感意味向“闲”转移。     

舞台展演与文化存续——以《云南映象》为个案的探讨

《云南映象》是云南发展民族文化产业里程碑式的成果,它同时也被视为民族文化传承和开发的模式之一。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云南映象》都不可能实现“原生态”。但这并不妨碍舞集的价值,以崭新形式出现的《云南映象》理念新颖、形式超脱,在艺术上达到了极高的造诣。把传统文化传承的重担完全交给《云南映象》不太现实,“杨丽萍模式”还需要一些其他角度的补充。     

古代西方哲学“本体论”起源探究

"本体论"一直是古代西方哲学的中心议题.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古代西方的哲学家提出许多不同的见解.从泰勒斯的"水"到柏拉图的"理念"再到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实体",他们始终围绕这一哲学的基本命题进行探索.     

陈寅恪：走出“史料学派”

陈寅恪与傅斯年关系密切,且都十分重视史料,以考实为治史方法前提。学术界一般将陈寅恪视作“史料学派”,与傅斯年归为同类。其实,史学有其“史心”,陈寅恪与傅斯年方法相类,而治史精神大相径庭。傅斯年紧随胡适,将胡的“实证”史学精神臻于极致。胡适不赞同“民族主义”史学的提法,某种意义上也影响傅,而陈寅恪昌言民族本位,其终身史学行走,乃胡适、傅斯年史料学派之别途。他走出了史料学派。陈寅恪既是一个热望人格尊严独立的自由者,又是一个强求历史更新再造的传统人,以勇猛的精神一身而兼双任。他不是旧模样的“中体西用”者,而是别具现代性的“新体西用”者。     

从所知学的角度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

尽管以列宁的物质定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不断受到包括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阵营内部的种种责难,但就其基本点来看,以列宁的物质定义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观仍然是成立的,只是还有从所知学的角度加以推广、改进的余地.这种推广、改进主要包括把列宁的定义中的"感觉"推广为"实知",把"客观实在性"推广为"可实知性";把客观实在性区分为直接的与间接的;在讲客观实在性时先要明确作为什么与对谁而言.     

休谟"是"与"应当"问题的重新解读

"是"与"应当"问题是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自伦理学产生以来,它就一直影响着伦理学的发展。这一问题关系到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联系与区别。英国哲学家休谟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这一问题,其后康德等人对该问题作出了直接回应。20世纪元伦理学家摩尔、艾耶尔等人重提该问题,并引发黑尔、麦金太尔、弗兰克纳、哈贝马斯等现代道德哲学家参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解读,以揭示这一理论问题与我们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并通过引进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实践生活的思想对该问题作出新的解答。     

“三统”说与董仲舒的历史变易思想

董仲舒的“三统”说是一个体大思精的历史交易学说体系，它内蕴了“三统”、“三道”、“四法”、“三等”等诸多学说。从表述形式而言，“三统”说是一种历史循环论；而从内蕴实质而言，“三统”说则是一种历史进化论，它突出表述的思想是“继乱世者其道变”，并以此说明汉承周、秦之弊而需更化的必要性。     

和: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核心范畴

"和"是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核心范畴。"和"与"同"异,却与"中"不可分。宇宙万物由"和"而产生,又存在于"和"的状态中,这是中国古代辩证法对宇宙万物本来面目的根本认识。"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价值观。"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对于解决今天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仍具有指导意义。     

“象喻”思维论

"象喻"是古人把握世界的一种重要的认知方式,它以"观物取象"为起点,以"取象比类"、"立象见意"为目的,通过象征、联想、类比、暗示等方式,以整合的、情感的方式表述物象世界与观念世界,不仅为仿效事物的形体提供范式,而且用以揭示背后的意义、思想和情感。考察"尚象"到"象喻"一脉的发展衍变,可以发现,无论是附在六十四卦《象传》中的推衍,还是《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说法,乃至诸子之学的理论升华,均明确地传达出在古人思想中业已存在着一种观念形态的思维方式,这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生发展有着复杂而内在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