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脉络的早期思考——费孝通与顾颉刚的人生交谊及学术论争

顾颉刚与费孝通是中国历史学界、人类学界两座学术高峰,但关于二人之间关系,惜乎一直没有引起学界关注。笔者以20世纪30、40年代“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争入手,基于《顾颉刚日记》对论争前后顾颉刚与费孝通交往的记载,考察二人关系,试图以“人生史”的视角重建顾颉刚与费孝通生活世界之关系脉络。通过梳理《顾颉刚日记》中有关费孝通与顾颉刚私下交往的记载,最大限度地靠近历史现场,还原彼时学术论争的本来面目。面临民族危难,顾颉刚深感急需凝聚国民精神以共赴国难,时势驱使他完成了“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建构,这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本土家国情怀。面对复杂时势,费孝通也选择以国家情怀为上。此次论争很可能是二人默契配合的结果,也即一种基于国家大义的“善意的共谋”,堪为构建“中华民族”观念的早期思考之一,不但可以从中窥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最初的身影,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顾颉刚的边疆史地研究:个人情爱与民族情感的交汇

九一八事变之后,顾颉刚的学术生涯出现了一个新的面向,从之前专注上古历史的考证、辨伪转而从事研究中国的历史疆域和边疆民族。1934年《禹贡半月刊》的出版和禹贡学会的成立,便是一个标志。顾颉刚本人指出此乃中日关系恶化、民族危机深重所致,但从他当时留下的日记和书信,又可以看出他之从事边疆史地的研究,与他长期爱慕谭慕愚（又名谭惕吾）有着密切的关系。谭慕愚的爱国热忱和行动是促使顾颉刚学术兴趣转向的重要契机,而且顾颉刚与谭慕愚的来往还间接地影响了顾颉刚的古史研究。探讨顾颉刚、谭慕愚及殷履安（顾颉刚妻子）之间的三角关系不仅呈现了顾颉刚学术生涯中民族情感和个人情爱的交互作用,而且有助于展现五四学人婚恋和情感生活的复杂和多面,为从情感史的角度考察中国近代学术变迁提供了一个实例。     

傅斯年、顾颉刚中山大学语史所时期矛盾考论

学界多认为,学术见解的歧异是傅斯年与顾颉刚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期产生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治学异趣在这一冲突中的“份量”究竟有多大,却值得考析。从北大国学门到中山大学语史所再到中研院史语所,其旨趣是一脉相承的,疑古思潮并非这些研究机构的集众旨趣,而“疑古”的顾颉刚却多参与其中。同时,后来竖起“史料学派”大旗的傅斯年,其早年学术性格恰在“疑古”与“考信”之间,他由疑古转向考信,可以说是其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不必有意与顾颉刚立异,更何况顾颉刚学术思想之发展也是“始于疑,终于信”。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创见——层累造史理论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顾颉刚是国际学术界最尊重的中国史学家之一 ,他“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受到各国中国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他编著的《古史辨》在《不列颠百科全书》里有专门辞条。但是 ,长期以来 ,顾颉刚和他的理论在中国却默默无闻。本文认为层累造史理论不但对古代史 ,而且对近现代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作者试图对这一理论作进一步发展。文章对新文化运动也提出了新的见解     

“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生成与转向：顾颉刚的思路及困难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建立了20世纪传说故事研究的范式。1924年《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与1927年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显示了其研究由生成到转向的过程。1927年后，“地域因素”成为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的重点，这一转向背后隐藏着观念的转变，传说之流传方式及文学审美给顾颉刚造成的困难使他的学术宏愿落了空。     

风雨飘摇九十年 长留风范在人间——记顾颉刚诞生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

一代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诞生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于1993年5月7日至9日在苏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有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海外的150余名专家、学者会聚苏州大学,追怀和研讨顾颉刚高尚的道德风范和卓越的史学成就。曾长期与顾颉刚一起共事者和生前友好费孝通、雷洁琼、钱伟长、胡绳等也参加了讨论会。顾颉刚一生嗜学如命,著述宏富,其所涉先秦古史、民俗学、历史地理学、边疆学、民族学、民间文学等领域,均有很高的造诣和建树。解放以后,顾颉刚以耄耋之年,主持《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并撰写出了体现《尚书》研究新水平     

顾颉刚：新中国建立后的学术定位及其最后遗憾

顾颉刚先生创建“古史辨派”，从20到40年代经历了由实验主义到今文家言，由经学到史料学，再由史料学到神话学的转变过程。新中国建立以后虽然作为学术主流的“古史辨派”已经消失，但顾颉刚个人的疑古辨伪方向始终未变。从中国考古学的角度观察，顾颉刚对考古学的过于熟知，导致了他对考古学的冷漠态度，并最终导致了他古史研究的重要缺憾。     

略评顾颉刚的古史批判与《老子》研究

顾颉刚对古史的批判,以质疑传统的道统观为逻辑前提。顾颉刚认为,中国的古史是按照道统的体系编排演绎出来的,传统说法中的老子虽非道统中人,但老子及《老子》书由编造而成,是道统说的派生物,因而要一并推翻。这种对古史系统的存疑态度,为研究中国传说古史开阔了学术视野,提供了全新的研究方法。然而,顾颉刚的疑古由于对某些传说缺乏分析,对于古史中包括有关《老子》的一些论断也失之主观,值得反思。     

疑古与新证的交融——顾颉刚与王国维的学术关联

顾颉刚、王国维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两人的交往、王国维对顾颉刚的影响、顾颉刚对王国维的评价等方面来看,王国维对顾颉刚的影响是深远的,顾颉刚一生都在学习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在其晚期的文章中甚至透着"二重证据法"的影子。     

“通讯”和“按语”：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的论学方式

在<歌谣周刊>和<国学门周刊>上由顾颉刚所主持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中,通信是整个研究的主体.同时,作为整个研究的发起者和引导者,顾颉刚常以"按语"的方式参与讨论.这些"通讯"和"按语"将当时孟姜女研究的原生状态保留下来,使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一学术话题渐渐生长的过程.整个孟姜女故事的研究便依托于通信附加按语这样一种特殊的论学方式中逐渐生长,而研究中的得和失也多由此而来.     

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社会管理分析研究的理论视角

政府社会管理在加快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政府社会管理,本文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政府职能和社会政策的视角,进行了分析透视。在中华民族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和统一的政治体制下,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社会管理体现了我国社会管理的一般性规律,但更由于民族地区独特的行政环境,在政治文化、社会结构、政府职能以及社会政策等方面的诸多差异,而使其政府社会管理呈现出特殊性的一面。     

陶希圣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缘起初探——兼论其在论战中的政治归属

陶希圣,是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论战中的一名要角。其著作行销一时,言论远播海外,有所谓"陶希圣时代"之称。本文从政治和学术两个层面考察其参加论战的缘起,认为陶希圣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深厚的史学功底率先投入论战中,体现了一个学者对现实社会的关心和对中国历史的兴趣。论战中,他代表国民党当局的反对派——国民党改组派,却仅是改组派中满怀革命理想的"左派"青年知识分子。     

简论戴季陶的治边思想

戴季陶长期重视和关注边疆问题,曾亲身参与一系列的边疆治理活动,对边疆问题提出了不少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他从中国国情和自身经历出发,根据边疆的情况和国民党统治的需要,将孙中山思想加以改造并糅合到自己主张里,从而形成了较具特色的治边思想。其治边思想内涵丰富,涉及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内容。同时,其治边主张考虑到中国国情与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将中国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及边疆现状与其治边策略相结合,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此外,戴季陶还十分注意总结历史经验,在吸取历代王朝治边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治边主张,使其治边思想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基础之上。     

近百年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论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始于20世纪初叶,迄今已近百年。近百年来,这一研究领域固然出现了众多学术大师,却没能够形成得到学术界公认的明显的学术派别。尽管如此,以方法论为参照,大体上还是可以划分为“新学历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现代政治学”三个流派。其中,新学历史学流派在三四十年代最为活跃,可谓大师辈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流派的鼎盛时期是50年代至70年代的大陆学术界;现代政治学流派源起颇早,兴盛却晚,然而这一流派代表着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梁启超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及其对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的贡献

在20世纪初期中国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大背景下,梁启超开始了中国民族史研究。其目的是想激活中国人的自觉意识、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精神,但客观上却在民族概念、民族源流、民族关系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众多学术成果,为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最早提出中国民族史的学科概念,把民族史作为中国史研究的核心,认为中华民族的起源是多元的,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     

网络问政的常态化与制度化建设

网络问政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新亮点，对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实现网络问政的常态化和制度化是推进中国政治文化建设的必然选择。为此，应探索符合实际的特色性运行模式，整合群众问政渠道．扩大网络问政内容的覆盖面，深化问题答复制与责任追究制，发展健康向上的网络文化。     

中国公民政治参与的特点

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是适应中国政治民主化,本文初步探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政治参与出现的新特点:政治参与侧重政策实施阶段;微观层面的政治参与多于宏观层面政治参与;自主式政治参与和动员式政治参与并存;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日益增多;网络政治参与成为公民表达利益的重要手段。笔者认为提高中国的政治参与制度、支持公民社会的成长、完善和健全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等相关措施,将有利于扩大中国公民的政治参与。     

和谐社会视域下的政治文明建设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重大任务，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必备要素，而民主法治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缺乏政治文明，真正的社会和谐无法实现。不断探索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国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文章结合当前时代特点，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等角度对政治文明建设做了粗浅思考。     

辛亥革命时期女性报刊和女子参政运动

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知识女性们第一次掀起了由女性自己领导的、争取女子参政权运动的高潮。而1911年至1913年创办的女性报刊．其主要特色便是鼓吹女子参政。其中,《神州女报》、《女子白话报》和《万国女子参政会旬报》成为鼓吹女子参政的最有力的三大女性刊物。作为舆论鼓吹工具,女性报刊无疑推动着现实生活中女子参政运动和参政思潮的向前发展,不过,因时代的局限性,女性报刊对于女子参政的宣传鼓动作用有效,但也有限。     

近代中国“边疆学”概念提出与传播的历史考察

就目前所见,"边疆学"一词作为学术概念最早见于1933年6月出版的《殖边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1936年1月,顾颉刚先生据冯家昇先生旧作修订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所用之"边疆学",是该词作为学术概念在论著中出现的最早记录。因顾先生的关系,这一概念还在燕京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成立宣言》、《我国边疆学之内外研究略史》、《中国边疆学会丛书总序》中多次出现。1939年3月至6月,杨成志先生拟定《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边疆学系组织计划纲要》,首次建议在我国高校设置边疆学系,希望把边疆学建成一个学科,但未获批准。顾先生的"边疆学"概念与杨先生的有区别也有联系,共同点之一是都与外患紧迫密切相关。不过,时人对"边疆学"一词兴趣不大,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是"边政学","边疆学"一词于是长期淡出了国人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