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白话诗派的唐宋诗词观对新诗理论之影响

胡适所主张的"作诗如说话"实为宋诗派所秉持的"以文为诗"观念在诗歌领域的现代性转化。初期白话诗派的这一唐宋诗词观念,不仅是其阅读与评价唐宋诗词的审美基点与理论基础,而且直接影响并制约了其对唐宋诗词现代性的发掘与诗史观念。在胡适看来,唐宋诗词之文本结构与审美形态:一种是致力于语词涵义的明晰性、准确性,句子篇章有逻辑性与思辨性;另一种是有意模糊语词的内涵和外延,造句自由而随意,没有固定的规则,句间关系以并列为主。二者之中,胡适更倾向于前者。胡适的唐宋诗词观念,经其弟子俞平伯及诗词名家胡云翼进一步发扬。唐宋诗词观是其新诗理论建构之重要思想艺术资源。     

唐宋诗词中的变性之音

唐宋诗词中有一种反自然、逆天性的“变性之音”,即男性诗人往往以女性身份、而把权贵而尤其是封建君王比拟为自己的夫君,以妻妾的语气和情感表达自己的效忠献媚或者哀怨期盼之情。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与中国古代儒家之女性化思想与诗教理论的熏染、阴性文化盛行之社会环境的压迫、以男女之情写君臣关系之文学传统的影响以及文人自身的性格弱点等有关系。     

浅析唐宋诗词中福建形象之嬗变——以客闽文人为考察中心

由于历史的原因,福建虽然在唐诗中出现的次数颇多,但在诗人的想象中却被视为“蛮夷之地”.随着唐末、五代以降(特别是宋室南迁后)中原士人的大量涌入,福建得到了积极的开发,反映在客闽文人笔下的福建形象则是百业兴旺,文风鼎盛.其有关福建的书写因“在地化”和真实性等特征而值得重视.     

唐宋诗词中女性笔下的“花”意象

我国古典文学中女性作者的作品向来不受重视,能够存世的极少。及至唐宋两代,女性开始积极参与到文学创作中,并有一定数量的作品保存下来。在她们的笔下,“花”是一个重要的意象,她们以花自喻、借花抒情,通过这一意象展示她们丰富的内心世界。     

略论隋诗对唐宋诗词的影响

隋诗转变了齐梁以来的淫靡诗风，推动了诗歌的格律化进展。隋诗的而辞雅体及其优美的语言风格，对唐宋诗词的兴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初唐诗人深受虽未入唐、成就却很高的隋代诗人的影响，他们化用隋诗词句的情况时时可见。盛唐受隋诗影响最大，如边塞诗、田园诗等。连大诗人李、杜也不例外，尤其是杜甫，受隋诗影响更大。中唐也没有忘记在隋诗中吸取养分。晚唐受隋诗影响较小，但在温庭筠、李商隐等重要作家作品中，也是有迹可寻。宋代诗词受情诗影响要小得多，但隋诗中一些高度凝炼的语句，仍是宋人乐于吸取的。归结上述种种，以“起衰中立”四字来归纳隋诗在文学史上的作用则是公允的。     

论新月派的戏剧观及贵族气

新月派同仁对于戏剧虽然都是"嫡亲外行",但他们都热爱戏剧,并且以他们贵族的方式玩味着戏剧.将戏剧视作纯形的艺术,认为戏剧是少数贵族人的艺术,认为贵族的戏剧只需要小剧场不需要大剧场.显示出新月派戏剧观的独特性与局限性.     

艾略特诗学理论对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新诗的影响研究

艾略特自从20世纪20年代被介绍到中国后,对中国新诗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译介和模仿,艾略特诗学在三四十年代先后影响了新月派、现代派、九叶派.在批评上,他的传统现等诗学主张促使中国新诗批评家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探索新诗现代化道路上的系列问题.由于中西文化具有巨大的差异性,艾略特对中国的影响具有特殊性,甚至出现被中国诗人和诗论家"误读"的现象.     

唐宋人的诗词之辨

唐宋人的诗词之辨是词学史上的重要论题.唐、五代、北宋时期,词体的娱乐性质使它难免"小道"、"卑体"的歧视,此时的诗词之辨建立在对词体否定的基础之上,探讨诗词之辨是为了将词体区别于诗体而加以排斥.宋南渡前后,诗词之辨主要涉及词体的音律和风格问题,代表人物为李清照等;南宋末年,诗词之辨更为深入,沈义父、张炎可为代表.     

唐宋诗词名花的人格化吟咏模式及其审美意蕴

咏花诗词作为咏物诗词的一个分支在中国历代诗词中蔚为大宗.在唐宋时达臻巅峰.名花意泉丰富精深的内涵和审美意蕴亦于此时达到了顶点,这与唐宋之际著名的文人墨客的大力歌咏与推崇是分不开的.他们在继承前代咏花的基础之上将其赋予了更深层次的人格化的内涵,生发出寄寓身世、标举人格、悦君求名、壮怀抒志四种歌咏模式,对咏花诗词的发展与创新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审美意蕴在此之上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呈现.唐宋名人以其神来之笔写尽了名花的美态、风骨与品格,使名花形神更加深入人心,积淀成为更加厚童而别具韵味的中国传统意象代代相传.     

唐宋之辨与唐宋诗之争的发轫

唐宋诗之争,在宋代呈现出第一段曲折繁富的轨迹。从魏泰、叶梦得到张戒,开启了唐宋诗之争的大门;朱熹对唐宋诗的论析,丰富了唐宋诗之争的内涵;叶适与“四灵”的倡“唐音”,促进了对唐宋诗的更深层次的比照分析;戴复古、刘克庄的唐诗之论,则将对唐宋诗彼此消长、转替的观照及其意义进一步予以了深化。     

论唐宋诗人的中秋情怀

岁时节令是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题材之一。在唐代,中秋节作为一项民俗节日尚不显,但已有不少以“八月十五”为题的诗歌,内容多为吟咏月色,思乡怀人,深具自然明朗之美;至宋代,中秋节异常兴盛,但与唐代相比,此时中秋诗作的主旨和风格发生了明显变化——大多重在抒发作者的人生体验,表现人生哲理,呈现出一种深沉凝重的美。唐宋两代诗人中秋情怀的不同及其中秋诗作的各具特色,与两代时代风貌、文化氛围的不同以及由此形成的诗人思想文化性格的巨大差异密切相关。     

宋代山水诗中的生态意识与生态美韵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昌盛时期,文人士大夫们普遍具有较高的哲学修养和文化素质。在"林泉之志"与"民胞物与"思想的感召下,文人们走进自然,与山水交友,山水吟咏变得更为普遍化和日常化。这与前代文人倾心自然的精神文化传统有关,更与宋代哲学繁荣的社会背景有着直接的联系。从现代生态学的角度看,宋代文人向往自然的"林泉之志"、与物为友的"物与"情怀以及渴望身心自由的"野性"之咏,皆体现出一种朴素的生态意识,而在此思想基础上大量涌现的山水诗作亦呈现出生机之美、纯净之美、和谐之美等种种生态美韵。     

唐宋词体论略

如果将词体作为最基本单元的话,则词体大致可分为四个类层:词体、种词体、亚范型词体、范型词体。亚范型词体约有六种:花间体、柳永体、东坡体、美成体、稼轩体、白石体。在六大亚范型词体中,只有三种堪称词体范型:柳永体、东坡体和白石体,分别代表了三种词人和三大词性:市井词人、诗人词人和职业词人以及伶工之词、士大夫之词、职业的工艺化词。     

富贵气:唐宋词与诗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

“富贵气”是唐宋词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城市音乐文艺的词体性质决定了唐宋词有别于诗特别是唐诗的富贵面貌。词的富丽的艺术气质与词人多出身尊贵有极大关系 ,在内容笔调、抒情笔调和语言面貌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而 ,唐宋词在“富贵气”上表现出特殊的审美价值 ,成为唐宋词区别于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标志。     

唐宋词的魅力来源与当代意义

唐宋词的魅力，来源于作品与读者之间的精神契合。唐宋词以其丰富的情感资源和美感资源一直吸引着众多读者，在古代社会，它提供了正统诗文作品相对欠缺的柔情内容和柔性美感，因而既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又弥补了他们以往的阅读缺陷；在当代社会，人们的阅读兴趣虽然日趋多元化，但唐宋词在以“爱”为中心的情感教育和以“美”为中心的美感教育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唐宋诗分题材研究与构想——以考古诗、邸报诗及类分意识为中心

唐宋诗歌题材不但具有社会学意义,更具有美学意义。研究它能够显示唐宋诗重要题材的产生、发展、演进的源流及其文化轨迹,揭示唐宋诗题材之间的异同与联系,重现在唐宋文化背景下诗人对诗歌题材所进行的文化选择的心理脉络。通过对唐宋各类诗歌的开掘,能更深入地揭示唐宋诗的本质特征,为唐宋诗的研究提供新的开拓与转换视角,使整个唐宋诗研究工作上升到了一个更高、更新和更富于概括性的层次。特别有利于说明唐宋诗以最宽广的渠道通向社会生活的主潮,同时还有利于说明文化选择方式对当代文化的影响。     

直觉观照与内心体验——盛唐诗人艺术思维的变化与盛唐山水诗的发展

由于禅宗哲学“本心是佛”、“直觉顿悟”和“以心传心”的独特思维的影响,造成了盛唐诗人艺术思维的变化:由理性认识到直觉体验,由再现到表现。这种重直觉体验、重传神写意的艺术思维使得盛唐山水诗呈现出“物我合一”、“情景交融”的意境,是盛唐山水诗取得了极高艺术成就的重要原因。     

郭沫若的现代歌诗观

郭沫若的现代歌诗观念是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之一,相对于诗歌、小说、历史剧等研究而言,现代歌诗是郭沫若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他的现代歌诗观包括配乐演唱的现代诗歌和具有诗歌元素的现代歌词与新歌剧剧词三部分,其现代歌诗观念对当下诗歌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唐宋词的诗体借鉴历程--以温韦、张先、晏欧、少游、美成体为中心线索的探讨

词体作为诗体伟大河流的分支,在从诗体母河主流分支之后,一方面,不断地强化着自己作为分支的独立性,日益健全着别是一家的独特审美特质,另一方面,又从未间歇地从母河中汲取营养.词体的诗体借鉴历程,贯穿于整个唐五代北宋词的发展历程之中早期文人词借用诗的题材,飞卿体借鉴近体诗精神,但飞卿体多是对词体特质的建树,韦体则潜伏着词体回归诗体的因素;张先体、晏欧体等开始借鉴宋诗入词,主要是题材的士大夫化和宋诗的议论手法,少游体成功实现前两个阶段的整合,进一步将宋诗手法融入词本体,美成体更进一步以近体诗精神重新熔铸词体的艺术形式.一部唐宋词史,就是一部与诗体借鉴与分合的"以诗为词"史,只不过借鉴与分合的角度、内容有所不同而已.     

“逸”作为审美范畴在唐宋时期的迁替

唐宋之际 ,社会审美思潮发生了很大变化 ,“逸”作为审美范畴在士大夫的观念中成为一种审美理想。“逸”是文人画的精神核心。宋代文人画 ,为了高扬主体情志 ,不仅要超越形似 ,而且要通过简化、变形等艺术手段 ,使画中的形象与所画的事物产生很大的间离感、陌生化 ,从而突出主体的情志。从创作主体的精神状态而言 ,“逸”是一种审美的自由创造 ,这种创造必然表现为对技巧规范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