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权生成机理简析

目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正式颁布实施,在公民知情权实现与保障方面前进了重要的一步.但自条例颁布实施以来侵犯公民知情权的事件却依然时有发生.有人因此认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只不过是一张废纸.笔者试图通过对知情权生成机理的探析,为中国的知情权保障提供一种思考向度.     

中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现状及其完善

中国法律已就环境信息公开的技术基础建设、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义务、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做出了规定,但是在立法目的、立法技术等方面存在明显缺陷。完善我国环境信息公开制度,需要从立法目的、立法模式、立法技术方面进行创新。     

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完善

政府信息公开是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实施是我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里程碑。该行政法规实施一年多来,我国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的努力和成绩有目共睹,但是申请难、诉讼难的现象也同时存在,暴露了我国现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不足。为进一步促进依法行政、保障公民知情权,应通过出台司法解释、修改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存在冲突的法律规范等途径完善现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     

知情权的法律价值

知情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以简约、明了的形式及时地表达了现代社会成员对信息资源的一种普遍的利益需求。但是,知情权至今仍未在中国法律体系得到应有的确认和保障。本文从法的基本价值出发,研究了知情权对政府信息公开的价值、制约权力的价值、效益优化价值、促进正义的实现和民主进步的价值、及其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这对促进知情权制度的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慈善法背景下社会组织信息公开的实证分析——以广州市为例

《慈善法》史无前例地将信息公开作为法律的单独一部分,明确了社会组织信息公开的许多重要立法原则和内容,为我国社会组织信息公开的立法确立了一个纲领性文件。我国目前社会组织信息公开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包括信息公开主体没有做区分、信息公开对象不明确、信息公开途径不统一、信息公开内容参差不齐以及信息公开的评估主体不健全等,这要求我们必须健全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制度,进一步细分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内容或范围,建立健全政府的统一信息公开平台,建立多主体联动的信息共享机制,建立信用记录制度和评估制度,建立相应的救济制度。     

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立法探析

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是应对环境危机而产生的一种新的、有效的环境管理制度,不仅符合当前环境时代、信息时代与环境法制化时代的特征,而且是对可持续发展与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国际趋势的响应.不管是对公众环境信息权的保护,还是对完善我国的环境管理与公众参与,完善我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立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在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律规范中并没有一个合理的定位,当前对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的立法层级过低,不应停留在法规与规章上,而是应该上升到法律的层级.以法律的形式对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立法也符合国际立法趋势.完善环境信息公开立法,可以选择的模式有两种:一是建立一部专门的<环境信息法>;二是在环境法中明确环境信息公开的基本法律制度地位.     

浅析股东知情权制度

随着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治理结构的出现,使得公司管理层凭借信息优势侵犯股东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若想恢复经营和管理信息在管理层和普通股东间的对称和平衡,构建和完善股东知情权制度显得尤为必要.股东知情权的确立是基于股东平等原则、公司履行对社会的责任等法理基础之上;股东知情权具有固有权利、基础性权利等性质.我国的股东知情权的完善要从以下方面着手:扩大股东查阅的范围,允许股东选任代理人,隐名股东被确认有股东资格的情况下具有知情权,而隐名股东资格的认定可以从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记载、实际出资及工商机关的登记内容等方面来加以认定;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是否剥夺其知情权要视股东未履行出资的主观恶性及客观后果综合认定.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规制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是任何政府都不可回避的实践难题,而政府信息公开则是实现公民知情权,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和消除谣言的重要途径。当前,中国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法律法规虽然有重大突破,但对于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公开立法仍停留在效力较低的层面,缺乏专门的立法和相关配套法律,法律机制在运行过程中操作性较低,在处理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过程中暴露很多问题。文章着力分析了现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规制的存在法律效力较低、配套法律缺失、政府信息公开不够及时、全面、准确以及监督问责机制不完善等方面存在的困境,并从提升立法位阶、完善相关配套立法、建设动态信息发布机制以及强化信息公开失职的追责力度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日本宪法上的知情权与信息公开法

对日本信息公开法上的知情权的宪法依据,日本法学界认识不一致。一些学者认为宪法第21条规定的“表现的自由”等条款,为知情权的宪法依据,也有学者认为宪法序言中“国民主权”的表述是知情权的依据。信息公开法未使用“知情权”概念,而强调“国民主权”和政府的“说明责任”。国民主权与知情权属不同层次的概念,在法律条文中同时出现并不矛盾。为保护和发展公民权利,“知情权”应当在信息公开法中得到确认。     

公民个人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资格辨析

我国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建立和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手段,而开展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当今,各国的环境立法趋势是不断扩大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范围,而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仍然将公民个人排除在环境公益诉讼原告之外,使得许多环境公益诉讼因资格不合而无法正常启动。个人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虽然会有滥诉、浪费司法资源等弊端,但从我国公益诉讼的实践来看,赋予公民个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是大势所趋。因此,深入理解和分析公民个人作为原告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优劣,赋予公民个人环境公益保护的起诉权是合理的、更是必要的。     

塑造公民理性法律意识推进中国法治进程

公民理性法律意识作为法治精神的核心内核具有驱动法治制度化建设的引导功能和驱动公民积极守法的耦合功能。中国历来缺乏法治传统 ,现实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结构状况又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制约着公民理性法律意识的形成。因此 ,塑造公民理性法律意识推进法治进程成为法治建设中十分紧迫的任务。     

我国公民媒介素养教育的建构与培养

大众媒介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和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当媒介普及的速度超过公众的媒介素养储备的时候,媒介也会对社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适应新形式传媒对公民的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媒介素养是我国教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借鉴国外的成功做法,结合我国的实际,培养公民辨别媒介传播内容的能力和健康的媒介批评能力,使其能充分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参与社会发展,同时监督和改善传媒,做个既有责任心又有批判能力的公民就显得非常重要。     

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基石

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决策有助于实现公共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当前公民参与公共决策存在参与体制不完善、参与渠道不畅通、参与法制不完备、参与主体不成熟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公共政策的质量,需不断完善和发展。健全公民有序参与公共决策的机制需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公共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加速政治转型,不断拓宽公民参与决策的新渠道;完善法律,实现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法制化;提高公民素质,增强参与意识。     

影响北京市居民就诊满意的因素分析

了解北京市居民对医院评价的影响因素是提高医疗服务整体水平和质量的前提。本文以累积Logistic模型为主要方法 ,研究影响北京市居民就诊满意的因素。将各因素按照医疗消费行为特点归为供方因素和需方因素两个方面 ,通过不同的模型找出具有显著作用的变量 ,同时测度其效应的相对大小。研究发现 ,就诊费用是影响居民就诊满意供方因素中最显著的一个 ,而需方因素效应在不同模型中表现不大一样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广州市公民政治参与的目标和行动选择

为了保证经济建设持续健康发展,促进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必须根据我国政治现代化、广州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目标要求,根据市民政治参与的素质水平及其发展趋势,把建设一个参与适度、方便有效的城市公民政治参与科学体制作为广州市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目标,按照稳步推进、经济主导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广州市公民政治参与的进程。     

从罪犯权利到受刑人人权

主持人语:“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纲领性的人权原则入宪,标志着我国人权的制度化保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一个国家的人权保障体系而言,衡量其健康程度的最直观标准是其对社会弱势群体尤其是对受刑人人权的保障样态。对受刑人人权的保障可以检测出一国人权保障的水准,还可以检测出一国的人道文明程度。在我国立法中,“受刑人”的概念等同于“罪犯”的概念。实际上,“受刑人”这一概念是一个感情色彩极低的词,他指的仅是处于一国刑罚处分当中的人;而“罪犯”这一概念则是一个感情色彩极强的概念,其中含有的贬损之意是不言而喻的,且是和有罪推定的刑罚观紧密关联的。当“受刑人”这一最易被大众、被主流社会所遗忘的群体进入我们关注的视野时,尤其是当我们将罪犯权利的保护提升到受刑人人权保护的层面予以关注时,我们对和谐社会建设就有了更为深切的体认,对我们自己的人权保护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因为按照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原理,保护罪犯的人权,其宗旨还是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在此,山东大学法学院、南京大学法学院、山东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的几位青     

公民社会理念与和谐社会建设——政治生态理论的视角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纽结。调整、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重点在于从建设公民社会的理念出发,改革与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建设不相适应的制度机制,使之满足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当前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改革,关键在于制度设计与执行的社会化、公开化与民主化。而实现“三化”的逻辑前提,是尽快确立构建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与进程。只有社会主义公民社会,才会是社会化、公开化、民主化的文明社会,才会是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也才会是孕生良好制度的法治社会。简言之,社会主义公民社会,是建设民主与法治的和谐社会的逻辑前提。     

Social workers' perceptions of children's right to participation

Recent years have witnessed a growing worldwide recognition for the need to incorporate children's right to participate into the child welfare system. Yet studies show that most children in the welfare system do not feel that they are listened to or that their opinion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This paper presents findings from a study conducted among 151 Israeli social workers, examining their perceptions on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The study explored to what extent they implement this principle in their everyday practice and whether there i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ir perceptions and their actions. The findings revealed that social workers tend to endorse a protective position with regard to children's participation and that they only partially implement children's right to participation in their daily prac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