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与国会争夺外交主导权的根源及实质

尽管美国的对外政策从根本上取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要求,但总统和国会一直为争夺主导权进行着斗争。本文认为,出现这一现象是美国宪法在外交权方面界定的模糊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对各自权力份额解释的利己性所引起的。作者认为,这种模棱两可性一方面使宪法适应了各种新的政治压力,另一方面使得人们在相互竞争的原则下达成妥协。这反过来又有利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实现。     

美国国内政治与第一次台海危机中《台湾决议案》的出台

从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对第一次台海危机中《台湾决议案》的出台进行个案研究,探讨决议出台时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行政部门提出决议的国内政治动因和国会迅速通过决议的国内政治因素等。《台湾决议案》的迅速出台与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有着直接关系,该决议的出台也对此后的美国国内政治产生很大影响。它标志着国会在战争决策权方面对总统的第一次实质性退让,无形中扩大了总统的战争决策权力,致使此后总统的战争决策权力不断膨胀,并最终导致了"帝王式总统"的出现和总统与国会在战争决策权问题上的严重冲突。     

朝鲜战争与美国的战争决策模式

朝鲜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场既未宣战也未经国会批准的大规模战争。杜鲁门总统违背美国宪法，避过有关法规，未经国会批准而将美国投入战争，开创了总统独自决定战争的先例，对国会和总统的战争决策权力及之后美国的战争决策模式产生了极大影响。     

论宪政制度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与作用

美国宪政的基本原则是权力的分立制约与合作主政，表现在外交权力上就是宪法把处理外交事务和军事事务的权力交给总统和国会共同行使；但它只是把一些具体权力分别赋予了国会和总统，却未明确总统与国会的外交权力界限，更没有规定外交事务到底由谁来负责，这就为二者之问的权力斗争埋下了种子。美国宪政制度中的分权制衡和权力中心“漂浮不定”特点，虽对外交政策带来很大的掣肘作用，但却从制度上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提供了宪政保证。     

美国总统与国会权力冲突的宪法根源

自美国建国以来 ,总统与国会之间的权力斗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总统权力扩大 ,国会影响削弱。已经成为现代美国政治现实中的一个突出现象。究其根源 ,两权斗争的始作俑者即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正是立宪者们的最初意图及其宪法采用的分权制衡原则直接导致了总统与国会权力冲突     

浅析冷战后美国国会在外交上的“复兴”

冷战结束后 ,由于内因 (制度安排 )与外因 (环境变迁 )的交相作用 ,美国外交决策过程发生了重大变化 ,出现了“私有化”趋势。在“私有化”趋势下 ,总统外交权力相对削弱 ,国会外交影响显著扩大。面对国会在外交上的“复兴”攻势 ,总统及其下属的行政当局不得不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然而 ,由于自身职能的特点和局限性 ,冷战后国会在外交上的能动性既不意味着国会在外交上的优势地位 ,也未根本改变总统主导外交政策的局面。尽管如此 ,在外交决策过程的“私有化”趋势作用下 ,国会的积极介入还是对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总统和国会的战争权:谁决定美国开战

美国宪法对战争权的规定在总统和国会之间留下一片不明朗的“灰色区域”,造成总统和国会对战争权的竞争 ,但这种竞争并不是无条件的。实践表明 ,美国国会在决定美国开战的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其影响不容忽视。尽管在历史上某些“帝王式的总统”当政时期 ,国会因其自身运作机制的特点在战争决定权中属于次要的地位 ,但是由于宪政理念、人民主权观念的深入人心 ,公众反战运动的努力及美国国会自身的努力 ,总统战争权会进一步受到国会的限制 ,国会在美国战争决定权的地位会得到不断的提升。     

浅析冷战后美台关系中的美国国会因素

由于宪法机制上的含糊性,美国历史上就存在着国会与白宫之间对外交主导权的争夺。冷战后,国会实现了对外政策上的"复兴"。反映到台湾问题上就是对中国内政的干预,致力于美台关系的提升,在中美关系中起了很重要的消极作用。美国国会对台的支持与台湾当局对国会的游说是分不开的,大陆应借鉴台湾的经验,做好国会工作,积极开展议会外交,以早日实现台湾问题的解决。     

非垄断性和非命令式的美国总统立法计划权

美国总统立法计划权不具垄断性和排他性,而具竞争性和开放性;不是命令与服从式,而是说服与被说服式;不是总统“完全”拥有对国会的立法计划权,而只是实际“主导”着国会立法。美国总统立法计划权主要通过国情咨文等行使,法源根据有《联邦宪法》授权、国会和总统自身等。非垄断性和非命令式的立法计划权特质决定了美国属于制衡式,不同于英国的（权益）反映式和中国的自主式。美国立法计划权需要总统为之而斗争,结果受制于客观、主观和外围环境等因素。     

美国的总统外交与国会外交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美国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其影响不容忽视。尽管在历史上某些“帝王式总统”当政时期 ,国会因其自身运作机制的特点在对外决策中居于次要决策地位 ,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公众外交的影响以及内政与外交的交融 ,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地位不仅得到显著提升 ,而且还逐渐显现出成为掌控美国外交的“锚与舵”的发展趋势。结合美对华政策的制订过程 ,分析国会在外交领域日益凸显的作用 ,我国对美国国会的工作应有相应对策     

计算机辅助英语学习

外语教学的远期、最终目标是逐渐培养学生目的语的交际能力。然而 ,对于一般的外语教师来说 ,在常规教室里面是很难具体操作的。随着 2 0世纪信息时代的出现 ,计算机辅助英语教学为外语教学提供了更为先进的媒介和空间。短短几十年时间计算机辅助英语教学发展如此迅速 ,必然有其独特的优势和强大的潜力。本文就 CAL L的历史、发展及现状进行了介绍 ,并结合中国传统教学隐藏的弊端以及 Krashen二语习得机制理论进行深入的探讨。同时 ,本文也对 CAL L的优势和前景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     

普京执政时期的俄罗斯外交特点

2008年5月,执政8年的普京结束总统任期,转任总理。8年来,俄罗斯不仅综合国力得到加强,而且对外政策也逐渐成熟、地缘战略日臻明晰,对世界政治和国际格局的影响亦不断增强。这一时期的俄罗斯外交实行"国家利益至上"的务实外交;对西方态度日趋强硬;依靠能源优势,打"能源外交"牌;开展全方位平衡外交,大力推进独联体各国关系发展并确保俄罗斯的主导地位,稳定和提升中俄关系,在欧亚大陆推行具有新特色的外交。俄罗斯外交的这些特点不会因为普京改任总理而改弦易张。     

法国文化政策模式探究———以法国密特朗时期的文化政策为例简

在法国，政府很早就涉足文化领域，其文化政策可上溯至16世纪的王室庇护传统。经过数世纪的演变和发展，法国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政策模式，其基本理念是：国家是文化政策的主导者，文化是一项“国家事务”。法国政府对文化的干预在密特朗时期达到“顶峰”，国家在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全面加强，国家元首也直接干预文化事务。     

试论邓小平全方位的外交思想

邓小平同志的外交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的全方位外交顾元华　　　　　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邓小平同志及时把握住　　　试论邓小平全方位的外交思想　　　　　　　　　　有利的历史时机 ,确定了全方位外交思想的内涵、内容、特点 ,在新世纪 ,我国面对的国际形势尽管较为严峻 ,但是 ,只要我们以邓小平全方位外交思想为指针 ,从实际情况出发 ,就一定能够开拓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奥巴马政府对华贸易政策与中美经贸关系

随着奥巴马入主白宫和美国第111届国会接管立法议程,美国政府对华经贸政策走向格外引人注目。总体上,奥巴马政府以自由贸易为主调,继续致力于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与发展,但给对华贸易政策打上了实用主义的烙印。而第111届美国国会的立法进程则将进入一个保护主义周期。国会将在人民币汇率、劳工标准和环境保护、产品安全等方面向中国不断施加压力,短期目标在于解决贸易严重失衡问题,长期目标则出于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考虑。因此,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走向,既取决于双边贸易失衡的程度,也取决于双方基本战略目标重合的程度、冲突的程度以及实现的程度。     

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国会因素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国会在亲蒋议员鼓动下深深地卷入了对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40年代后期在事关中国的几个问题上,国会虽未完全控制政府的决策,但在整个外交领域拥有不同寻常的影响。今天应加强对美国国会的外交工作。     

20世纪女性写作的文学史意义

女性写作由20世纪20年代浮出历史的"地表",到40年代独占鳌头,至90年代兴盛繁荣,构成了20世纪文坛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她意味着女性不再是被人任意书写而是开始主动书写自己的历史。在社会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女性表现出的不同文化心态成就了各个时期女性写作的经典样式。女性写作在20世纪现代化的进程中,由边缘话语渐次发展,不断生长,终至入主文坛,结束了中国文学史几乎只有一种性别声音的历史,成为一种无以忽略的文学存在。     

大学社会职能的内涵发展与矛盾运动

在 2 0世纪的 1 0 0年中 ,大学社会职能的传统内涵不断更新 ,职能之间的矛盾运动及职能的分化引起大学的多样化和差别化发展。教学职能的内涵表现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统一、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 ;研究职能的内涵表现为“学”与“术”的统一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科技开发与成果转化的结合 ;服务职能的内涵表现为社会指向性、直接现实性和学术性的统一。教学与研究的矛盾运动使两大职能的协调与整合越来越显露出现实意义。     

蒙元政权屠戮政策转变考

深入剖析13世纪蒙元政权在对外征伐过程中屠戮政策的转变原因,结果表明：蒙人的屠戮政策之所以发生变化,主要涉及蒙元政权征服政策之转变、蒙人对中原文化之向往、蒙元统治者巩固政权之需要、蒙宋文化碰撞与交融四个方面的要素.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蒙元屠戮政策之转变是蒙宋文化碰撞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