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整体批判

20世纪90年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断代,其意义和价值,尚未得到文学理论批评界的深入研究。20世纪90年代文学对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整体性的农耕书写特征、整体性的启蒙叙事、革命叙事困境,具有主动性反拨的意味。重新认识20世纪90年代文学,我们可以梳理出三种叙事走向:探寻古典文化、皈依身体性属和走向民间话语。20世纪90年代,作为20世纪的"末世",其文学短处和它的成就一样鲜明,对20世纪80年代的厌弃(包含对20世纪80年代对五四文学的高扬策略的厌弃),使它带上了无起点又无终点的"世纪末"色彩。     

限度和自由:论“十七年文学”情爱叙事的间接呈现

在"十七年"文学中,情爱叙事并非如一般所想象的那样完全被压制。在意识形态的规范下,作家们对情爱的表达时常通过一些迂回的方式进行,特别是对被看成禁忌的恋人间的身体接触的描写更是如此。"情爱身体"间接呈现的方式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通过一些意外的情境将恋人间的身体接触合法化、借助身体语言、设置恋人外的第三者开"性"玩笑的方式、把两性之间的性吸引进行距离化和审美化的处理、描写非政治的民间人物的情爱等。这些方式使小说保持了一种叙事上的紧张感,并改写了"十七年"文学革命叙事中的情爱书写单一、透明的面貌。     

身体美学与美学史写作

美学之父鲍姆嘉通在把美学作为一门学科界定时指出:"美学(美的艺术的理论,低级知识的理论,用美的方式去思维的艺术,类比推理的艺术)是研究感性知识的科学."①但鲍姆嘉通这里所讲的感性并不包含人的身体.他在论述中所罗列的现象中不但不包括身体,而且在提到身体时将其等同于"性欲"、"欲望"等.显然,身体的自然属性没有被他作为一种感性纳入到美学研究的对象中.事实上,人虽然主要是作为一种精神和社会存在,而从更为根本的层面来讲,人的身体具有自然属性,是一种感性的存在.这与作为感性认识的学科--美学,并不存在根本性矛盾,相反,理应成为美学研究的对象.所以,当下倡导建构身体美学在学理上是具有可行性的.并且,古典美学史也为身体美学的建构提供了理论资源.我们不能因为身体在鲍姆嘉通美学中的缺失而断言身体现象在美学史上一直处于被漠视的状态,如果我们对中西方古典美学史进行仔细梳理就会发现,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身体都曾作为一种审美对象而被人们所关注.     

论日常生活叙事

日常生活叙事是对个体日常生活经验进行想象性表达的一种叙事形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日常生活叙事,其艺术具有与权力合谋或反抗权力的意识形态特征;其产生是文化话语权从官方和集体向民间和个体转移的结果.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意义和价值,打开了新的叙事空间,日常生活叙事内部包含的结构性冲突使其叙事力量显得极为有限.     

论现代语境下文学的视觉化叙事

在视觉文化盛行的现代消费时代,文学不仅反映审美方式和独特的人文价值,更蕴涵了当下视觉文化特质的内涵意义能指。在现代语境以及媒介所制造的"拟态环境"下,文学作品体现了视觉化的叙事倾向。从视觉文化视角阐释,现代语境下文学的视觉化叙事体现了消费时代的拟态狂欢,包含了叙事中的奇观效应与心理狂欢以及身体的景观。     

文学研究的社会学视角——以十七年文学中身体与伦理的博弈为考察对象

就社会学而言,身体包含个体拥有的外在服饰、依托的内体和内在的精神主体三个层面,伦理包含民问伦理、道德伦理、革命伦理三个维度,两者之间博弈、互动、整合.于是,分别抑制了各自话语维度的革命伦理和身体的精神主体作为"宏大叙事"的主流,在党国同构的意识形态引导下,从复杂的博弈杂糅成单一的共谋同构.这种身体与伦理纠缠迎拒的状态催生了天使献身型、妖魔纵欲型和日常欲望追求型三种人物形象/身体写作维度,他们都是社会文化之于人物主体性的镜像隐喻.     

被围困的男性——新时期文学中去势男性的文化隐喻意义

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和自我主体建构的重要场域,它对去势男性--男性性无能者的叙述与关注,不仅仅是生理学或者病理学上的研究,而是对其所包含的文化隐喻意义和担负的社会文化功能的探求.在新时期文学叙述视野中,这种最具有个人隐秘性的身体叙事蕴含着当代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现代性路径的构想和思考,承载当代知识分子对自身社会位置的认定与建构.     

民间叙事的智慧与策略

以表演理论观照作为整体的民间叙事,叙事者在演述过程中出于某种特定的动机或意图,往往呈展出民间叙事所特有的叙事策略。叙事者正是以此种方式和手段来实现自己的话语权力,从而彰显出一种另类的、民间的叙事霸权。诸如"求助于传统"、"表演的否认"、"中介叙事"以及"转述"等策略和技巧,都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并展示着其独具的优势。而对这一优势的有效利用,恰恰折射出民间叙事者们独到的叙事智慧。     

文学史:一种没有走出虚构的叙事文本

国外有不少文学史家,都曾对文学史写作提出了质疑,即他们对通常所认为的文学史能够解释文学审美特点的看法持怀疑态度;国内也有学者对文学史写作的合理性、可能性提出类似的疑问。毋庸置疑,上述思考对人们怎样认识、阐释文学史具有启发意义;然而,他们在思考、讨论中似乎并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另一方面,即作为一种叙事策略的文学史写作,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具有真实性和时代性,但与此同时却不能走出主观虚构性的叙事文本。本文所论述的核心内容是文学史写作中的"虚构性"问题,并认为"虚构性"主要是从文学史写作的性质和作家、作品以及文学事件入史的遴选标准等方面凸现出来的。本文运用叙事学中的一些基本理念和方法,以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美国文学史写作中的某些倾向、特点为例,论证了文学史是一种没有走出"虚构"的叙事文本。     

论底层文学的身体叙事

近年来,身体叙事在底层文学中大量出现,底层身体的受难成为底层文学中的主要景观,创作者借此抒发道德上的同情,探寻新的美学策略.分析近年来底层文学中出现的身体叙事模式,可概括为:强健一冲突一毁灭.在底层小说中,受难的身体作为文本符号,具有一种公共性,成为作者情感体验及个性体验之外的他者.     

音乐叙事中的“事”及“事”的叙述

音乐作为一种语言或亚语言,其实质是心理活动的交流,这种思想交流方式决定了其内生某种叙事模式。音乐叙事中的"事"是一种文化语境中的存在,"事"的叙述基本按以下路径展开:"事"在文化语境中得以展开;标题作品更易于叙事,其通过文字标题来提示"事",通过音乐主题以及主题的展开来间接说明"事";音乐元素是符号,其组合成旋律、节奏等音乐形态进行情感自白,情感自白所具有的代入感让听众感受"事";音乐叙事是事件与情感交织的叙事。     

新乡村政权与伦理秩序的想象与重构——合作化小说叙事中的“改造”模式及其阐释

动员、改造农民参加合作化是50至7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主题表现的重心所在,在合作化小说叙事中,主要是从乡村政权与乡村伦理宗法秩序的重构乃至身体上的"劳动改造"等一系列有着共性特征的情节模式将"动员"与"改造"这一国家话语形象有力地传达出来的。对合作化小说叙事中的"改造"模式予以梳理和挖掘,将有助于从多维的视角透视"改造"叙事背后所潜隐的政治文化蕴含。     

在怀疑和虚无中断裂--论"新生代"小说的叙事伦理

20世纪90年代是个多元化、个体化的时代,"新生代"小说作为文坛的热点,它与过去的文学传统决然"断裂",构成了一种叙事伦理个体自由伦理现.文章选取"叙事伦理"这一独特视角,从个体自由的身体叙事、面向虚无的狂欢等层面深入阐释"新生代"小说的深层伦理内涵.新生代小说总的倾向是滑向虚无而难以回返.这在很大程度上牺牲了"新生代小说"写作本应有的深度与魅力.     

文学史与历史语境--关于"民间"与"现代性"

历史话语的书写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之内进行的,文学史同样是一种社会象征行为文本.本文着重分析"民间"与"现代性"作为新的文学史叙事的核心概念与90年代历史背景的关联,以及它们所具有的对文学史的阐释功能.     

多尔的“第三空间”及其缺陷——以艺术教育为视角

后现代教育中存在着理性(科学)和感性(叙事)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与此相应的则是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分裂甚至对立。艺术教育既包含感性的内容,也包含理性的认知,因此可以跨越两种思维和教育模式。在威廉·多尔提出的"第三空间"中,"情境""情感""精神""生命力"等重要内容都与艺术及艺术教育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艺术教育作为一种"前教育"使得"第三空间"成为可能,为弥合教育二元分裂提供了契机,因此,在后现代社会中艺术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复合视角·女性镜像·道德偏向——论抗美援朝文学中的"朝鲜叙事"

在抗美援朝文学中,朝鲜叙事常常作为一种"次叙事"的形式充当志愿军英雄主义叙事与国际主义叙事的阐释客体,但同样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这种叙事具体体现为复合性的叙事视角,以女性为主体的叙事镜像,以及叙事伦理上的道德偏向主义倾向等。其中,"朝鲜"这个语词在政治、文化、地理、审美等意义方面的多重性决定了叙事视角的复合性特征;朝鲜"老妇、青妇、女孩"的女性形象系列分明对应着志愿军心中"母亲、妻子(或姊妹)、女儿"的生活记忆与亲缘期待;道德偏向的精神实质是道德秩序的等级性、主体道德实施的优越性与道德确立标准的私人性。对抗美援朝文学中"朝鲜叙事"的重新清理,不仅具有"回归历史现场"的意义,而且具有文学史建设的意义。     

体验与阐释——论近期中国电影的身体隐喻

身体隐喻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在近期中国电影制作中广为运用,使影片的叙事变得生动而复杂。主旋律影片通过身体的伤痛营造悲情来凝聚影片的情绪感召力,强化观众对其道德伦理言说的认同;商业片通过性与暴力的震惊式身体展示。迎合观众对’欲望影像的消费需求;文艺片则通过身体的异化来传达现代性时空压缩中的颓废体验。对身体隐喻的诠释成为解读影片的关键。     

数字时代的叙事学重构

数字叙事作为一种在线叙事,具有人机交互的性质,超文本小说、互动影视作品和人工智能写作等是目前数字叙事的主要类型。数字技术进入叙事领域,不仅使叙事文本的呈现方式发生改变,而且导致叙事要素和结构的变化,构成了对经典叙事学中视角、叙述者、叙事时间、叙事结构等一系列核心概念和基本理论的挑战。数字叙事呼唤新的视野、新的理论,"交互"成为叙事的核心概念,"碎片化"催生了空间思维,"快感"跃为数字叙事的新体验,这些新的理念和因素促使经典叙事学的重构和再生。数字叙事的未来还有待时间检验,但数字叙事的探索为叙事学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论语》叙事特征探究

《论语》包含大量值得挖掘的微型叙事,选取《论语》中这些"碎片化"但恰恰具有文化本源的叙事文本进行研究,发现这些叙事在叙事结构、叙事声音、叙事情景、叙事修辞等方面不但体现出叙事学的一般特点,还体现出本土化特色,如简约叙事和空间叙事等,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根源,表现为中国的非逻辑思维,意义的无限与建构,价值评价与审美合一,穿越历史与现象还原。     

迁徙的经验与现代化的梦想——从知青下乡到民工进城的文学叙事

中国20世纪下半叶先后出现了知青下乡和民工进城两次大的人口迁徙。文学叙事对这两次逆向人口迁徙经验的描述,反映的是带有普遍意义的人的离"家"苦难。两者的差异在于,知青文学反映了革命现代性指导下的政治实践所带来的经验,包含着英雄主义的主题和浪漫主义激情,民工进城的文学则是普通人的日常故事,呈现为另类的苦难。知青文学的叙事重点,是精神拯救问题,民工进城的文学叙事则包含着叙事者的人道主义同情。人口迁徙的这一转向,标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已经从一种革命的行为转变为一种经济的行为,务实的生存逻辑反映了社会对城市文明的肯定和对乡村文明的扬弃,这实际上向人们提出了两难的价值选择。新的道德原则的建构应该在肯定物质利益正当性的同时,重视精神价值和道德的自我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