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手机媒体的传播学思考

手机媒体是一种继报纸、广播、电视、网络四大媒体之后出现的、以手机为载体的媒体,手机媒体传播的特点是即时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结合,我们可以称之为"人际大众传播"。本文认为,作为"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重要成员,手机媒体对大众传播的广泛参与,优化了传播过程,弥补了以往大众传播的缺陷,同时也打破了主流媒体原有的传播思路与格局,对主流媒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新媒体时代网络视频节目主持人的角色与语用共变

作为大众传播活动"界面人物"的节目主持人在新媒体时代语境中活跃在多介质、多渠道的传播平台上,其群体构成、话语角色、传播方式既有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基本特征,也有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动中形成的创新与突破.其中,伴随网站原创视频节目的发展,网络视频节目主持人对受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其言语行为在大众传播活动中呈现出与新媒体语境的语用共变.网络视频节目主持人语用与新媒体时代的共变,是主持传播中传播主体的变化,也是语用观念的转变,网络视频节目主持人把握语言传播行为的关键是要有自觉意识和引导意识.     

从网络语言透视两种传播形态的互动

"APEC蓝"一词最先在以微信等社会化媒体为首的群体传播中广泛流传,以嘲讽调侃的方式化解正统、权威的主流媒体传播语境。有别于常见网络语言的符号特征,"APEC蓝"不是靠重构能指来戏谑,而是以改变符号素的组合规则来指涉大众传播中缺失的意义,打破"同构",满足群体传播中的意义狂欢。这种群体传播中的网络语言盛景,看似威胁到旧的传播权力中心,但在意义不断的"延异"中,形成了过度娱乐的碎片化信息。"APEC蓝"进入大众传播语境后,重拾缺失的话语,并以权威正面回应的方式使意义再次发生改变,并形成更为稳定和广泛的影响力。伴随语言意义的不断变化促成了群体传播和大众传播两种形态的交织和互动。     

大众传播时代关于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审思

在大众传播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正遭遇新的语境、面临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大众传播对主导意识形态价值的消解、大众传播效应对主导意识形态导向的弱化、大众传播对主导意识形态影响的削弱、大众传媒公信力对主导意识形态权威的牵制、"数字鸿沟"对主导意识形态传播的掣肘。只有实现当代中国主导意识形态与大众传媒的良性互动、和谐共生才是解决主导意识形态传播的关键所在。     

互联网传播中的长尾理论与小众传播

长尾理论最先起源于经济学领域,在互联网信息传播中同样存在着长尾理论.互联网传播中的长尾理论效应,即大众传播和小众群体传播并存,小众群体传播地位日益上升;小众群体的传播效应可与大众传播相抗衡,甚至超过大众传播.本文探讨了互联网信息传播中的长尾形成机制,即生产内容的工具导致信息生产的长尾、配销大众化导致信息传播平台的长尾、连接供给与需求的可能导致信息需求的长尾.在此基础上,本文总结出互联网传播中的长尾特征.     

浅议受众在大众传播中的地位

从影响大众传播的制约因素和大众传播的主要特征来看,"受众中心"论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大众传播的走向,不是"以受众为中心",而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媒介应该是既要满足受众的需要,又要积极引导受众,受众应该对媒介的传播积极参与并做出及时的回应,二者在沟通、交流与反馈互动的基础上构建和谐融洽的关系.     

大众传播功能研究新论

功能研究是大众传播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研究大众传播的功能必须要分清大众传播的功能与传播的功能、大众传播媒介的功能及大众传播效果的不同。在具体研究大众传播的众多功能时要注意大众传播功能的层次,大众传播的功能包括"地球村"的基本功能,监视环境、协调社会、传承文化和提供娱乐的具体功能,还有授予地位、议程设置、舆论功能等派生功能。     

继承、批判与超越——梁启超和胡适传播思想的对比分析

梁启超和胡适都是近代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大家。在政治、文化剧烈变化的时代,二人通过办报刊、著述、讲学对中国的舆论界、学术界和政界构成了重要影响。但二人对大众传播及文化传承中许多基本问题的看法与主张又有着明显区别,呈现出一个继承与超越的轨迹。时梁、胡二人传播思想的比较分析会给今天中国的新闻和文化传播实践及理论建构提供有益的启示。     

继承、批判与超越 ——梁启超和胡适传播思想的对比分析

梁启超和胡适都是近代中国的思想和文化大家.在政治、文化剧烈变化的时代,二人通过办报刊、著述、讲学对中国的舆论界、学术界和政界构成了重要影响.但二人对大众传播及文化传承中许多基本问题的看法与主张又有着明显区别,呈现出一个继承与超越的轨迹.对梁、胡二人传播思想的比较分析会给今天中国的新闻和文化传播实践及理论建构提供有益的启示.     

互嵌与协同:社会结构变迁语境下乡村传播结构演变及其影响

纵观中国乡村社会传播结构的历史演变,发现乡村传播结构与社会结构始终存在互嵌与协同演替的规律。乡村传播结构脱胎于社会结构,从属于社会结构,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发展。比照阿尔弗雷德·舒茨将“社会世界”四分为“前人世界”“周遭世界”“共同世界”和“后人世界”的社会类型理论,可以把中国乡村传播结构变迁分为与之对应的四个不同阶段,其中乡村传播结构系统中的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新媒体传播等,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社会结构变迁所产生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前人世界”的中国乡村社区以人际传播和家庭内部的初级群体传播为主,组织传播多为一种摆设,大众传播已经萌生,国际传播雏形初显,但后几种传播模式对乡村社会发展几乎没有多大影响;“周遭世界”虽然仍以人际传播为主,但乡村组织传播的力量逐渐增强,大众传播的影响逐渐兴起;“共同世界”大众传播占据主导地位,其他各种传播模式共生共存;“后人世界”新媒体传播迅速崛起,大众传播式微,组织传播弱化,各种传播模式趋向融合,但整个乡村传播生态系统变化的不确定性变大,对乡村社会结构影响的不确定性也在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