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徒倒戈”辩——与黄怀信教授商榷

周武王伐纣，“甲子朝”于商郊牧野与纣王接战，纣师一击即溃。失败的原因，苟子说是纣卒（前徒）战时“易向”即倒戈造成的。黄怀信教授认为苟子之说是受孟子的影响，孟子主观臆造了商人“欲武王亟入”等，其实“历史并无其事”。但他没有举出苟子受孟子影响的具体证据，诸多分析也不尽合于事理。事实上孟子以前墨子已讲过纣兵“众畔皆走”的话，西周时祭公谋父的谏言也有“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的话，牧野之战时的誓辞《牧誓》更明言纣兵奔逃是“役于西土”，即受命于周。因此，纣王前徒“倒戈”是周初以来的旧说，未可轻意否定。     

纣克东夷与牧野之战

公元前1057年初①,在我国中原地区,爆发了一场历史上著名的商周牧野之战。历来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纣王在牧野之战中惨败,是因为“纣克东夷”之故。例如:《中国史稿》(以下简称《史稿》)就说: “纣继位后,继续对东夷用兵,费了很大的力量,打退了东夷的扩张,俘虏了‘亿兆夷人’作自己的军队。……但当他回到王都,庆贺胜利的时候,却遭到周人的袭击”。而当“武王率领大军”“进抵牧野”时,“商朝的主力军还远在东南战场,一时征调不回来。纣王只好把大批的奴隶和从东夷抓来的战争俘虏匆忙武装起来,开向牧野,驱上战场”,结果,“奴隶们又群起倒戈,落得身死国亡的下场”。     

孤竹与朝鲜

有位朋友访韩归来,他说:韩国友人说他们祖先的“根”在河北卢龙。乍听惊奇,细想有理。自然,这就联系到“箕子朝鲜”的史实。 《史记·宋微子世家》说:“箕子者,纣亲戚也”(按:古人称同宗至亲为“亲戚”)。纣王昏乱,“太师”箕子屡谏不听。箕子“乃被发佯狂而为奴”。“(周)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     

“有亡荒阅”新解

“有亡荒阅”语出《左传》鲁昭公七年。杜预注:“荒,大也。阅,蒐也。有亡人当大蒐其众。”史学界多认为这是搜捕逃亡奴隶的法令,各种大学、中学教科书无不持此说。然证之以先秦史籍,似凿枘不合。 《左传》鲁昭公七年记楚人申无宇执逃亡阍人于章华之宫,而自辩于王前曰:“……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所以得天下也。……昔武王数纣之罪以告诸侯曰:‘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故夫     

夏桀殷纣异说

说暴君的人,必数桀、纣,就如同讲圣君必数尧、舜、禹、汤、武王一样。今查各书引桀、纣事多相同,可知其必多附会。其中原因之一,大约既亡之后,兴者必言前王的罪恶,而得到伐暴有名,拥护自己的才多。今比较来看:桀宠妹嬉(《晋语一》),纣宠妲己(同前)。桀为酒池可以运舟,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刘向《新序》),纣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史记·殷本纪》)。桀为琼台瑶室,以临云雨(《刘向《列女传》),纣造倾宫瑶台,七年乃成,其大     

从三监看武王大分封的性质

武王克商后的大分封，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件盛事。但是不过两年时间，武王所封三监即兴兵叛周，给周初分封制抹上了一道淡淡的阴影。这就牵涉到如何看待武王分封的性质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探讨。欲明武王分封的性质，须先考察三监人物及其封地。一“三监”之称不见于周代文献，应是汉儒正式提出的一个历史概念。《尚书大传》说：“武王杀纣，立武庚，继公子禄父，使管叔、蔡叔监禄父。禄父及三监叛。”①这是现存历史文献中关于“三监”一词的最早记载。伏生说“禄父及三监叛”，似乎武庚禄父之外另有三监其人，但现前言监禄父者仅管叔、蔡叔…     

周武王惨虐纣尸因由初探

公元前十一世纪,正是中国上古史殷,周二代交替之际。周武王伐纣灭殷,殷纣自焚,武王对纣尸施行了难以尽述的惨虐。此事在上古史上,似乎还不甚了然。本文拟对此进行若干新的探讨。     

殷王帝辛四征夷方考释

本文据《竹书》的君主纪年研究了殷纣四征夷方的史事：第一次是在纣王4年(公元前1099年),《竹书》、《左传》、《韩非子》、《吕氏春秋》皆有记载;第二次是在纣王10年(公元前1093年),陈梦家的《殷虚卜辞综述》里的"正人方历程"就是此次的甲骨卜辞;第三次是在纣王15年(公元前1088年),以《三代》11.34.1的青铜铭文为据;第四次是在纣王21年(公元前1082年),郭沫若的《卜辞通纂》有此次甲骨卜辞。     

《今本竹书纪年》中的鲁国纪年

《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鲁国列公在位之年问题在学术界都尚存争议。而将《史记·鲁世家》和《今本纪年》所记载的鲁公在位年进行比较，借助于“夏商周断代工程”《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研究》专题组刚刚得出的武王代纣之年的结论，可以订正鲁国的纪年，也启发人们对《今本纪年》进行深入认识。     

白旗小考

《隋书·魏澹传》，澹回：“臣以为南巢桀亡，牧野纣灭，斩以黄铖，悬首白旗”。《隋书·裴仁基传》亦谓炀帝“身弃南巢之野，首是白旗之上”。均谓南汤亡桀，周武灭纣，都曾将暴君“斩以黄铖，悬首白旗”。但考以旧史，汤之灭桀，仅将桀放逐南巢，而周武灭纣，倒全如《隋书》所言。“白旗”也叫“白旄”，在竹竿顶端饰以旄牛尾毛而成，是征战时主帅所持的帅旗，用以指挥军队进止。从现存古籍来看，周武灭纣，首先用此大旗。《尚书·牧誓》、《史记·周本纪》均谓周武率天下诸侯伐纣时，“左杖黄铖，右秉白旗以麾”。“麾”同“挥”。本纪又…     

秦国“四贵”及其覆亡

临潼县斜口公社芷阳沟有一座宣太后墓。秦昭襄王即位后,以母宣太后为后台老板,形成一个贵极富溢的“巨室”集团。 公元前三○六年,秦武王举鼎砸断腿送了命,宣太后及其弟魏冉等把武王后驱逐到魏国,逼死武王母惠文后,“昭王诸弟兄不善者皆灭之”,控制了秦国政权。宣太后“恃国母之尊”,实行“专制”。魏冉“独任国相”,泾阳君、高陵君、华阳君“三者更将”,“各立门户”。“自有秩以上至诸大     

《封神演义》与殷末史的流传

《封神演义》是明代的一部神魔小说 ,它是在《武王伐纣平话》基础上经过大量扩充、演绎而成的。它诠释、补充、丰富了史书对殷末这段历史的记载 ,使纣王的暴行与武王伐商事件具体化、情节化 ,为殷末史的流传奠定了基础 ,提供了条件 ,使三千年前晦暗不明的殷末历史在下层百姓中得到了有效的普及与宣传     

释《论语》“三分天下有其二”——周初周人地理观念探索

“三分天下有其二”一语最早见于《论语·泰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也已矣。”《吕氏春秋·古乐》高诱注云:“《论语》曰:文王为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左传》襄公四年云:“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唯知时也。”《诗经·四牡》《毛诗》曰:“文王率诸侯,抚叛国,而朝聘乎纣。”从这些记述可知,《论语》的这句话是说在殷周之际,文王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三分天     

纣王形象的演变及其文化意蕴

历史上的纣王本是一个功过参半的悲剧人物,但在后来的文化典籍中却越传越坏,以至于言暴虐不仁之君必举纣王。宋元以降,在讲述武王伐纣故事的系列作品中,纣王因失德而失天下的暴君形象是一以贯之的,但又同中有异:《武王伐纣平话》中的纣王形象具有鲜明的民间叙事特征;《列国志传》中的纣王形象呈现出向正史回归的倾向;《封神演义》中的纣王形象则是"善端"与"虐政"的化合体,深受宋明理学尚德斥法、崇王黜霸及"君心"决定论等思想的影响,纣王形象发展至此基本定型。在此后的其他宫廷或民间说唱演绎作品中,对纣王形象的塑造基本沿袭了《封神演义》的写法。     

商代的马

一、马与走马、先马商代的社会等级中，有一种人称为“马”。殷墟所出辛、康丁时代的无名组卜辞中有：《屯》243：壬辰令马。弼令。①又称为“多马”。如武丁时代的宾组卜辞中有：《合》5720：己丑卜，宾，……令多马。《合》5722：戊戌卜，□，贞羽己亥多马亡□。□月。“马”作为身份等级的名称，明确见于文献记载，《韩诗外传》卷二云：“商容尝执羽，冯于马徒，欲以化纣而不能。”商容是商代晚期的名臣，为了能够感化纣王，曾亲自参加“多马”的活动。“马”在西周时代又称“走马”，《元年师兑簋》铭文：“左右走马，五邑走马。”《淮…     

何谓尽善：《论语》“子谓《韶》”章析义

从汉至宋,历代注家对《论语·八佾》“子谓《韶》”章有不同诠释。汉唐经学家把禅让与征伐是否存在德性高低之异的讨论带入注解中,使得对武王德性的认识十分复杂。宋代理学家从圣人心性的角度上对此问题进行深化,试图肯定武王德性,却因难以处理君主德性与外在事功的关系而面临理论困境。汉宋注家的分歧皆与对“未尽善”的理解有关。事实上,解释的中心应从“未尽善”转换到“尽善”,并根据文本自身的语境进行理解,则“未尽善”虽不如“尽善”理想,但仍高于“善”,构成了“未善—善—未尽善—尽善”的序列。其中,“尽善”的含义是让与仁,武王虽善,却未能禅让,故未尽善。     

陈毅在淮北

陈毅在任新四军代理军长期间,曾先后两次亲临淮北苏皖边区和新四军第四师视察工作。第一次是在1941年10月30日程道口自卫战胜利之后,第二次是在1943年3月31日和平解决“韩德勤事件”期间。这两次视察都在淮北和四师发展与巩固的关键时刻,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笔者近年来偶涉史籍,略有发现,现据有关记载,谨将陈毅在淮北四师的革命活动,综述于后,以供研究陈毅生平、四师和淮北根据地史的同志们参考。 在四师欢迎大会上 陈毅是1941年“十月上旬”由新四军军部苏北阜宁停翅港出发而于“十月三十日”到达四师师部泗南半城的。因为陈毅这次淮北之行,是为了“前来指示四师及淮北苏皖边的各项工作”,并且又恰在程道口自卫战胜利     

文武之道的特质与“民本”意涵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是孔子认同的儒家政治道统。在孔子看来,文武,在儒家政治道统谱系中是可以取法和效仿的典范。文武之道,简而言之,就是周文王、周武王之道。文王之德纯,武王以义成。文王传授武王“中”道及其“敬德保民”的意涵,客观上为儒家政治价值观的早期形成奠定了民本的根基。文王尚德,是美德政治的楷模;武王以义成,评判武王克商事件的政治合法性,是先秦儒家政治发生史上的重要事件。周初对天命政治的新诠,使得文武之道有了“重民本”的特性,突显了儒家政治道统“敬德保民”的核心意涵。     

周公行三辨

<正> 西周初年的周公旦,是我国奴隶社会的一位大政治家。他在辅佐武王伐纣、率军东征和制礼作乐等军事、政治活动中功绩卓著,被古史研究者分外重视。山东嘉祥武氏墓群石刻中就有三幅“周公辅成王”的画像。在前石室第七石二层上又刻“文王十子”画像。图中除示周文王、其妻太姒图像外,其诸子自左向右排列,每人上方皆有署名题榜。次序为伯邑考、武王发、周公旦、管叔鲜、蔡叔度……等。形象地表示出武王发行二、周公旦行三,管叔鲜行四的顺序。在有关古籍中,也有一些类似的记载。如刘向《列女传》卷一之《周室三母》中记:     

武王在位有四年说

现存有关周武王死事迹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金膝》，篇文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于是周公作坛，告于大王、王季、文王，欲以身代武王，占卜得吉，“王翌日乃廖”。接着篇文又说：“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云云。据此，武王在“既克商二年”曾经患病，周公祈告之后，次日即已痊可。至于武王丧于哪一年，篇文并无明确叙述。 《史记·封禅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即本于《金滕》，而将武王之丧坐实在“有疾弗豫”的同一年。 “既克商二年”是哪一年呢？《尚书 诂》说：“此篇在克商二年，据《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