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第37条中定罪免刑制度的价值蕴含

《刑法》第37条关于定罪免刑的规定是一个具有丰富价值内涵的制度设计。加强对该条中定罪免刑制度的研究,对于彰显刑法谦抑、实现刑罚目的、畅通刑罚机制以及创新社会管理都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     

优化定罪免刑实践的法治路径研究

近年来,我国刑事立法犯罪化、犯罪治理精细化、刑罚适用轻缓化等趋势,蕴含着定罪免刑实践的法治需求。当前,定罪免刑实践仍然面临着观念认知偏差、法律依据分歧、实体标准模糊、运行程序繁琐等多重困扰。应立足现代犯罪治理理念深化定罪免刑的法治认知,运用刑法体系解释原理活化定罪免刑的法律依据,植根综合主义刑罚理论细化定罪免刑的实体标准,依托刑事诉讼程序改革优化定罪免刑的运行程序。     

危险驾驶罪免刑实证研究

在定罪基础上,免刑是与判刑相对应的刑事责任实现方式.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引下,纷繁复杂的危险驾驶罪案、严格有效的行政前置处罚、谦抑节制的刑罚适用理念,是促成危险驾驶罪免刑司法实践的主要动因.但免刑依据的刑法理论分歧、免刑标准的个案适用困惑、免刑后果的公众认同顾虑仍然极大地制约着当前的危险驾驶罪免刑司法实践.务实地缝合免刑理论分歧、综合地构筑免刑适用标准、理性地扬弃重刑主义观念,是优化危险驾驶罪免刑司法实践的有益路径.     

职务犯罪轻刑化问题与对策初探

目前我国职务犯罪轻刑化问题凸显,职务犯罪缓免刑的高适用率、自首情节的适用较为普遍、法定情节量刑失衡,执行阶段的待遇特殊化较为突出。针对职务犯罪轻刑化问题,本文提出建立和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的监督制约机制,完善职务犯罪相关立法,制约法官自由裁量权等举措,以矫正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司法趋向。     

浅析渎职罪的刑罚

渎职罪是职务犯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与公众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活动客观公正性的信赖,主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犯罪意图的主观恶性比其他职务犯罪更加严重,目前,"徇私"类渎职犯罪的刑罚种类单一,缺乏对徇私犯罪内容的刑罚制裁手段,刑法对职务犯罪的刑罚态度前后矛盾,应当统一明确为从重处罚的量刑原则,刑法对渎职犯罪的刑罚态度前后混乱,实际采取轻重不一、总体从轻的量刑原则。     

作为刑罚价值的秩序

作为刑罚价值的秩序特性是：安宁性与协调性、规律性与稳定性、严厉性与严格性。我国刑罚制度主要通过用刑罚制裁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以及侵犯国家公职良性运作的行为来维护国家政治秩序,通过用刑罚制裁破坏国家经济秩序的行为来维护国家经济秩序,通过用刑罚制裁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来维护公共安全秩序,通过用刑罚制裁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来维护社会管理秩序,通过用刑罚制裁违反军人职责的行为来维护国家的军事秩序     

职务犯罪的成因及其预防机制

职务犯罪是权力腐败最具有危害性的组成部分 ,是权力腐败的极端表现。究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遏制职务犯罪不能单纯依靠刑罚的预防作用 ,须从根本上铲除其赖以存在的土壤 ,建立职务犯罪预防机制     

渎职罪中剥夺公职资格刑之提倡

我国现行刑法对渎职罪的刑罚仅限于自由刑,而没有资格刑的相关规定.在渎职罪中规定剥夺公职资格刑,不仅是我国法制史的传统,也顺应了世界潮流.在刑法中应当规定剥夺公职资格的相关刑罚,才能够更有效地防止渎职行为的发生.     

论酌定不起诉的程序性出罪机能——以程序规范和实体规范的关系为重点

酌定不起诉具有将刑事制度稳定性与刑事政策应变性融于一体的特性，具有包括刑法第37条非刑罚性处置措施在内的其他刑事法律制度不可替代的程序性出罪功能，是实现规模化出罪的基本刑事法律制度。大幅度提升酌定不起诉的适用率并使其长期稳定在合理的水准，最关键的现实方案，是从根本上解除实体规范对起诉裁量制度的不当束缚，消除违背起诉便宜原则实质精神的实体障碍。《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规定的“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独立于《刑法》第37条的规定，实质意义为“根据刑事司法政策不需要判处刑罚”。“免罪免刑”的酌定不起诉与“定罪免刑”的公诉和裁判，所适用的“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实际控制标准，具有根本不同的法律属性。酌定不起诉是附加适用刑罚替代措施的独立前置条件。轻微犯罪规模化出罪时代的刑罚替代措施，应以附加适用为原则，以不附加适用为例外，对“免罪免刑”的酌定不起诉，应尽可能扩张附加适用刑罚替代措施。     

职务犯罪不罹于追诉时效论

职务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历来为各国所关注.然而,对于如何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人们至今还没有提出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主张加大对职务犯罪打击力度之观点,在实践中并没有收到预期成效.研究表明,单靠加大刑罚力度是不足以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的.本文尝试提出一种新的思路,建议对职务犯罪实行不罹于追诉时效制度,以期达到预防和打击职务犯罪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