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治世"与"盛世"成因探析

中国古代出现了几个为后人称道的"治世"、"盛世"时期,它们的产生与统治阶级所推行的思想与政策密切相关.因此,本文主要围绕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几个典型的"治世"、"盛世"时期,从统治者的治国思想、社会环境的形成和当时制订的经济政策等方面对历代"治世"、"盛世"的成因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析,以便为当前的社会建设提供借鉴性的思路.     

浅析周公的执政意识及其启示

在现存的史料中,我们看到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初期的统治者最关心的就是政权问题,因而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执政意识。这些执政意识主要包括:忧患意识、民本意识、稳定意识、自律意识和责任意识。虽然周公在形成这些执政意识时完全出自狭隘的家天下观念,但是它们至今仍然不愧是一份值得批判地继承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周初德治思想的产生

殷商易代之际,周初统治者为证明其所建新政权之合法性,极力宣扬以德得天下的理论,并从西周初期开始,逐渐构建“以德治国”的新的政治理念。本文对西周早期“以德治国”之思想的形成略作考究。     

论儒家思想与"康乾盛世"的关系

儒家思想是封建统治者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清前期,统治者以儒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实现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呈现出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局面。儒家思想在"康乾盛世"形成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从神灵崇拜到“以德配天”:西周天命观的嬗变及其影响

商代君权神授为形式的神灵崇拜至西周发展为以"德"为核心的天命思想。西周统治者将"德"观念这一主观因素引入天命观,并衍生为私德和德政两个层面。这种全新的天命观念成为西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对西周统治者起到极大的示范和警戒作用。同时,作为文化的源头,西周的天命观又对后世社会在政治、哲学、文化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西周人文精神的构建及其影响

在西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人的主体性意识已经觉醒。西周人文精神觉醒的深层表现是周人极为可贵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源于周人从立国到灭商后面临的艰难处境,其中含有重要的敬德与保民思想。礼乐作为一种宗教仪典形式,并延伸为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行为规范,在西周建立之前的夏商时代就已形成。伴随着社会生活领域人文精神的觉醒,西周的礼乐文化价值重心已由崇尚自然和天命鬼神向礼乐文明演进,并具有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和调整人际关系的政治道德功能。西周后期,礼逐渐实现了转化,并因此而成为西周文化的重要表征。这是人文精神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文化基础。西周时期形成的人文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唐太宗的忧患意识及其现代价值

唐太宗通过总结历朝历代,特别是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形成了自己的忧患意识。唐太宗君臣认识到忧患意识对于国家兴亡起着重要作用,并将这种意识自觉融入到了治国理念中。在忧患意识的影响下,唐太宗君臣励精图治,终成贞观盛世。以史为鉴,唐太宗的忧患意识及其背后的治国理念,在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西周雇工盛行及其原因

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一书的《改版书后》说:“西周的土地所有形态”是“土地国有制”。这一论断非常正确。《诗经·小雅·北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四句可译为:“全国土地,无不是西周国王的土地。直到领土的海滨,无不受西周国王管辖。”西周国王是西周国家的代表,也就是西周统治者的代表。因此,西周土地为西周国家所有,被西周统治者占有,西周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西周的这种土地制决定着西周的公田和私田均为西周国家所有、被西周统治者占有。     

试析“文景之治”的政策失误及其影响

西汉文景时期上承“孝惠、高后之间,衣食滋殖”,下启武帝时代的繁荣强盛,历来号称封建社会的“治世”、“盛世”.对这样一个继往开来的特定历史时期,认真总结其成功经验固然必要,但科学剖析因统治者的政策失误而造成的种种社会积弊,或许更能对今人有所启迪.     

西周的“天德”观及其伦理影响

以周公旦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在总结夏商覆灭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将夏商以来的"天命"观,变革为"天德"观。西周创立的"天德"观,其基本内涵有:天赋王命、德乃天立、唯德是辅、敬德保民、以德施政、以德配天。西周的"天德"观,对后来中国传统思想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伦理影响,而这种影响的形成,主要是由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在继承发扬西周"天德"观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积极有为的"天命"观、天人合德的"天德"观、德主刑辅的"德治"观、民为邦本的"民本"观和修身养性的"修德"观。     

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古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与出版

中国经济史学科形成于20世纪上半期,对经济史资料的搜求和整理工作也很快开始进行,但大规模的资料整理汇编工作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文从三个方面对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古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与汇编情况作了综合回顾与考察.     

简论中国古代的环境伦理思想

中国古代环境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天人统一观 ,尊重生命 ,兼爱万物是这一伦理思想的主题。寡欲节用是中国古代珍惜自然资源的传统美德。中国古代就已形成了渗透环境伦理意识的政法理念。不同于西方传统伦理学所奉行的人类中心主义 ,中国先哲主张保持人和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 ,中国古代环境伦理思想是保证和维护中华民族几千年生存繁衍和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重要因素之一 ,它对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也具有重大的理论借鉴价值。在当前现代化建设中 ,有分析地借鉴我国古代的环境伦理思想 ,对创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伦理学 ,解决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是极有意义的     

试论“否定主义文学史观”

"否定主义文学史观"强调文学性对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的穿越,呼唤文学史家回归到独特性而不是规律性;以"经典关系结构"代替文学的"文化时间结构",最终建立一种从古至今的中国文学史。这使其成为一种很有学术潜力的文学史观。     

“文学的自觉时代”论理

鲁迅先生首先提出了魏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后来的文学史界采信并发展之。考查中外各种文学史著。“文学的自觉”都是经过许多次。中国文学史在魏晋前后,至少还有四次“文学的自觉时代”,即先秦“摆脱巫文化束缚的时代”,中唐至宋金“摆脱文人垄断的时代”,明清之际“注入市民意识和市民精神的时代”,“五四”运动开启的“新文学时代”。中国古代文学据此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建国六十年来甲骨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其意义可与古埃及的罗赛塔石的发现相媲美,它开启了中国早期历史研究的进程。建国前的甲骨学研究,主要有甲骨文字的认定、时代及出土地点的判定、殷墟科学发掘、藏品的著录、文字的考释、分期的研究等。建国后的60年,甲骨学的主要成果有殷墟发掘的恢复、甲骨资料的集中公布、甲骨分期的深入研究等。甲骨学的研究要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作基础,应进一步研究甲骨的卜法,还要注意殷墟以外出土的商周甲骨,同时还要在甲骨学的基本工作上即考释文字方面多加努力。     

浅论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三个层面

古代到近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史 ,可以概括为 ,“一衣带水”、“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在两国关系史上 ,历史意识形态的相同性 ,成为连接两国关系的深层纽带。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礼治体系”① 形成以来 ,两国又同在一个国际体系之内 ,“辅车相依”的涵义与这一体系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到了近代 ,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和朝鲜 ,两国关系变为“唇亡齿寒”的关系 ,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意义愈加重要起来。可以说古代到近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史就是围绕着这三个层面展开的     

论张光直对于中国考古学科的定位

张光直先生的学术背景使其在考古研究中更倾向于使用以人类学为主的多学科研究方法。而这样的具有人类学倾向的考古学在学术定位上应归于张先直先生所定义的新的史学（尤其是中国古史）学科范畴，这种学科区别于中国传统意义上以史料为基础的史学，是具有世界性的。这样的一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需要中国学者广泛学习西方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其发展的结果是从中国产生出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社会科学理论。张先生的一生。也正是致力于此目标。     

重释《传》、《笺》关于"昏时"、"昏期"问题的差异

毛亨、郑玄对<诗经>解释的差异可以从他们对"昏时"、"昏期"问题的不同理解上体现出来,这种差异一方面是由二人所处的不同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于所阐释文本系统的开放性,也正是这种开放性,才使中国古代的学术史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     

从新罗建国神话传说看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影响

新罗建国神话传说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 ,它反映了自远古东夷少昊时代开始直至新罗建国时期中国居民移居朝鲜半岛的历史事实 ,自新罗建国之时朝鲜半岛就已纳入了东亚汉字文化圈 ,而中国边郡乐浪、带方在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曾发挥过积极作用。     

浙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研究综述

浙江位于中国东部沿海，自古海上交通发达，与日本一衣带水，在中日文化交流研究中，浙江与日本的关系至关重要。中日学者很早就对这一课题有所涉及，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纵观研究内容，不难发现其研究角度有所局限，部分论题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