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继承权诉讼时效适用的五个疑难问题探析

我国《继承法》第8条应参考国外和我国台湾地区关于继承回复请求权的规定,将"继承权纠纷"限定在继承人与无正当权源的人因其占有遗产而且否认继承人的继承权所发生的纠纷。继承权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权利被侵害应界定为继承人的权利被实际侵害之日而非继承开始时。2年和20年的期间均为诉讼时效,2年期间可以中止、中断和延长,但20年的期间只能延长,不能中止和中断。继承权诉讼时效届满后,遗产占有人仅取得向继承人返还占有物的抗辩权,不能取得继承人的继承权。继承权诉讼时效届满后,继承人仍可以向遗产占有人行使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继承权向所有权转化探究

继承权向所有权转化 ,并非瞬间完成 ,而是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继承人的期待继承权先转化为既得继承权 ,再转化为所有权。在继承权向所有权转化的过程中 ,继承权主体成为这一时段的权利主体 ,且该主体的确定是由下述环节决定的 ,即 :继承人范围的确定、遗产的保管与分割、继承人接受继承或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继承权的丧失以及继承人应继份的确定等。只有继承人享有、行使既得继承权 ,并依据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实现了所有权主体的更替 ,继承权才能转化为所有权。     

论后位继承制度的立法选择及法的构成

后位继承是遗产利益在继承过程中需要发生多次转移的产物 ,自罗马法的遗赠制度逐渐演化而来。后位继承法律关系是前位继承人与后位继承人之间基于后位继承权而产生的债权关系。后位继承权转化为既得继承权时对前位继承人的期待权亦同时产生。立法上应当大量采用推定的方式来弥补遗嘱人意思表示的不足     

论被继承人债务的清偿

被继承人生前所欠债务及死亡后所产生的债务,中国继承法采取了有限责任继承原则,致使债权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被继承人债务的确定和清偿,法律上既有规范也有缺陷,因此须在立法、司法上进行完善。     

行为能力制度中绝对无效主义的价值反思与修正

行为能力制度以法的平等价值为基准,并与其他法律制度一样承载着法的自由价值、秩序价值等法律应当承载的价值。针对无行为能力人与限制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法律行为的效力,我国现行法秉持绝对无效主义的立法态度,不仅遏制了行为能力欠缺者的自由意志,与《民法总则》确立的尊重被监护人自由意志的原则相悖,而且,为交易秩序的稳定埋下了重大的安全隐患,严重阻碍了法的自由价值和秩序价值的实现。对于以欺诈、胁迫等手段实施的法律行为,立法态度从《民法通则》的绝对无效主义,到《合同法》的折中主义,再到《民法总则》的相对无效主义的转变,提示我们,以相对无效主义矫正行为能力制度中绝对无效主义弊端不失为最佳方案。     

什么样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对康德义务论的解析

在康德的理性主义伦理学体系中,善良意志是一切道德价值的源泉.一个彻底善良的意志.它的原则表现为定言命令,即道德律;善良意志也是自律意志,只有有意识地尊重道德律的行为,即出于义务的行为,才具有道德价值.义务是贯穿于康德的伦理学体系中的一条主线,一种行为只有是出于义务,以义务为动机,才具有道德价值.     

民法总则如何反映民事权利?

民法总则虽然不宜再沿用民法通则一字排开地规定财产所有权、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债权、知识产权、继承权等类型,但并不可将民事权利的规范完全交给民法典的各分则编,而是应当设置民事权利的一般规则,其规范范围受制于民法总则的体系及其章节内容,受制于民法典所规制的内容,受制于民法典奉行的理念、指导思想。民法总则不但应规定民事权利的设立及行使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原则,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原则,而且应就期待权、抗辩权的构成、类型、效力等内容设置必要的规范。即使民法总则乃至民法典无法将所有的民事权利规范收拢在怀,也不可盲目地高倡"法不禁止即自由"。     

论遗嘱方式的缓和主义进路——以《继承法》修改的相关理念变革为中心

为了确保遗嘱人真实意思表示,近世各国立法均保留了发端于罗马法的遗嘱方式强制的传统.但严格的遗嘱方式强制却与遗嘱自由原则存在矛盾冲突.我国修改《继承法》,应当摒弃严格的遗嘱方式强制立场,而采取缓和主义.理念上应从注重遗嘱形式完整性转向注重意思表示真实性.缓和主义的进路是增加遗嘱类型的规定;废除公证遗嘱效力最高的不合理规则.对遗嘱形式要式主义的缓和方法是区分遗嘱形式中的本体要素和证据要素,降低形式瑕疵对遗嘱效力的影响.修改后的《继承法》应当对遗嘱形式欠缺的相对无效事项作出专门规定.     

格式合同价值冲突之理性分析

格式合同自问世以来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快捷和效率的同时,对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负面影响也日趋严重,格式合同制定方往往凭借其优势的经济地位,在合同中规定不公平条款,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导致格式合同价值冲突的内因是传统合同自由原则的缺陷。在现代合同自由理论下,格式合同的价值取向应当是公平正义。     

继承法上配偶法定居住权立法研究

我国《继承法》在配偶继承利益保护中存在制度性设计缺陷,与当代各国逐步提高配偶的继承地位、扩大配偶的继承份额的继承法发展趋势不符.两大法系很多国家的立法都规定配偶对婚姻住房享有居住权或优先权.法国、美国关于配偶居住权的规定对配偶生存利益的保护较为周全,值得我国借鉴.我国继承法修改过程中,应明确配偶对婚姻住房享有法定居住权,并对生存配偶法定居住权的成立要件、必要限度、权利丧失情形等方面作出详细规定,从而在切实保护配偶继承利益的同时实现继承人利益的平衡.     

董事会独立性之惑与董事分类选举制度的构建

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董事及董事会既是公司治理的主体,也是公司治理的客体,处于公司治理承上启下最为核心的地位.董事及董事会不可能具有独立性或中立性,这是由每位董事与生俱来的身份差异决定的.现行公司法一味强调董事和董事会的独立性,而相应的董事选举制度设计并不支持董事的独立性要求,致使董事角色错位,严重影响了公司治理的效率.应明确承认不同类型的董事由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提名选任,并由提名人对被提名人的职务侵权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     

从国民党大陆失败谈对中共党建的现实启示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22年,政权由一时强大到失去执政地位,退守台湾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党建的失败是其退出历史舞台的主要原因。本文旨在从党的建设的角度,通过分析国民党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方面的失败,阐述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性。     

日本民主党党首更迭与保守政党关系新变化

日本民主党作为最大的在野政治势力,十年来一直在日本政治局势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6年4月,民主党因“伪造电子邮件”的政治败笔又经历了一次新的整合,素以手腕老辣、信念坚毅著称的小泽一郎终于走上前台。随后,作为两大保守政党间新一轮较量的千叶县国会议员补选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胜利结束。民主党的变化给日本保守政治局面带来新的波澜,但无论是对于民主党还是小泽一郎来讲,只有主张相对温和与稳健的内政、外交政策,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困局。     

论中共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

历史学与现代社会科学的相互影响和彼此融合,是开展学术研究以及推进社会科学各学科发展的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社会科学与中共党史研究的交融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研究中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缺乏从整体上关注和审视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因而,通过研究个案的学术史梳理和考察,为不断深入推进党史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提供新思路。这是不断完善党史研究方法论体系建设的基础工作。     

论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

本文从“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出发,认为作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缘人”,认知的参照群体不像中国人的群体那样具有恒定性,而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是:“个我”与“群我”的融合;“表我”与“里我”的熟练切换以及序列、位置对于自我认知的重要性。这种文化机理构成一种“缘人”的“自一他协调”式的自我认知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亦有弊,在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的今天,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     

日本人起源研究述论

中国是世界古代文明发祥地之一 ,自古即形成了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区 ,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 ,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东邻日本即属于此东亚文化区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 ,有关日本人及日本文字的起源问题1 ,亦均与中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自古以来 ,在日本即有“天孙降临”的典故 ,中国则有“徐福东渡”之传说 ,中日之间更有“同文同种”的说法。但迄今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民俗学等领域的研究表明 ,从严密的科学角度考察 ,此类记载与传说有些是难以凭信的。至于日本人究竟起源如何 ?国内外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进行了深入探…     

元初江南江湖诗风的流衍

元初江南故宋之地,其诗风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宋末诗风的延续,江湖诗风占据主流的位置。其原因则与蒙元统治的逐渐稳固、遗民心态的淡退、江湖诗人群体的依然存在,以及诗歌的发展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等因素有关。其诗风则表现为形式上的偶俪熟俗、风格上的流丽清圆,以及空疏无学、矫激任气,这样一种风气,直到延祐开科取士、诗风崇雅,才有了根本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