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批判

在司法过程中,价值衡量是法官填补法律漏洞、做出正确裁判所必须依赖的重要方法。然而长久以来,价值衡量被简化为利益衡量并在许多法学论著中取得了支配地位。这种简化实质上是一种将权利利益化的庸俗产物,对于法治和司法正义必然产生损害。指出价值衡量与利益衡量的严格界限,并做出“权利论”的批判,有助于维护法治之真谛并推动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实现。     

司法过程中的利益衡量批判

在司法过程中,价值衡量是法官填补法律漏洞、作出正确裁判所必须依赖的重要方法。然而,长久以来,价值衡量被简化为利益衡量,并在许多法学论著中取得了支配地位。文章意在指出,这种简化实质上是一种将权利利益化的庸俗产物,它对于法治和司法正义必然产生损害,指出这一实质,并作出“权利论”的批判,有助于维护法治之真谛并在司法实践中推动它的实现。     

论集体权利与个体权利

本文认为,集体权利一般是指某一社会共同体的公共权利;个体权利一般是指社会个体的私有权利。二者不完全是多数人利益与少数人利益的关系,更不是集体主义还是个人主义的区别。集体权利不是个体权利之和,集体公权利也不能在量与质上分割为个体私权利。作者具体分析了法律上复杂多样的权利形态,包括个体私人权利、个体协同权利、群体同有权利、个体共有权利、集体公共权利、社会共享的公共权利、个体与集体并有的权利,等等。文章探讨了集体权利与个体权利之间存在的平等并存、互不侵犯和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转化以及相互对立或对抗的辩证关系,指出: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人权的本质区别归结为是重视集体人权还是重视个体人权的区别,或提出“集体权利高于个体权利”的一般命题,都是不确当的。社会主义国家既重视集体权利,又十分重视个体权利。在一定意义上,集体权利归根到底是为实现个体权利这一最终目的服务的。     

权利的代价——权利限制的根据、方式、宗旨和原则

:权利受法律的限制是权利必须付出的代价。它的正当根据是建构一种和平共处的权利秩序 ,化解多种利益之间的冲突和确保社会责任的承担。法律对权利的限制一般采用“权利附条件”的方式来实现 ,从表面看它是对权利的主体资格和行为自由的限制 ;从深层看它是对权利所设定的利益的限制。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法律对权利的限制可以任性。只有把权利限制的价值目标定位在关怀和捍卫权利时 ,权利限制才不至于实质性地损害或剥夺权利本身。据此 ,权利限制必须遵循正当性、不贬损性和最低性原则     

权利、损害与损失

文章以过失侵权法为分析的切入点,探讨权利、损害与损失诸概念之间的关系,尽管某些论断具有更广的涵盖性。主要分为三部分:首先,论述权利与损害的关系;其次,论述权利与损失的关系;最后,论述损害与损失的关系。在每个部分均得出独立而相互关联的结论:第一,损害概念是看似可行的以权利为基础的过失侵权法之必要组成部分;第二,在概念上不可能存在一项不会遭受损失的权利;第三,损害与损失是具有根本差异的不同概念。     

试论正确处理弱势群体权利保护中的几种关系

在弱势群体权利保护过程中,弱势群体的利益是否会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公共权力能否干涉弱势群体的权利?救助弱势群体是否只是社会的责任?在宪政法治条件下是否需要法制强权?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时代背景,正确处理弱势群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弱势群体权利与公共权力的关系;自我救助与社会救助的关系;宪政法治与法制强权的关系。     

对日和约中关于南极洲条款的形成分析

战后旧金山对日和约中特别规定了对日本与南极洲关系的处理,明令日本放弃对南极洲的所有权利、权力根据或利益之请求权。这一条款的出台经历了复杂的交涉过程,条款内容具有深远的国际法意义。本文依据英美等国的原始档案文献进行了初步探索。     

论禁止权利滥用与和谐社会

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向人们宣示了一种价值趋向:在利益面前保持克制,当个人权利同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发生冲突时,限制自己的权利.社会民众的普遍限制权利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一个人不限制权利,那么其他人也同样有滥用权利的权利,最后必然导致社会结构的瓦解和社会秩序的混乱,社会的和谐有序也就无从谈起.限制权利、禁止权利滥用不仅是人们的一种行为准则,还应当成为人们的一种信仰.而这种信仰,正是法治社会中维系社会和谐所必需的精神追求.因此,禁止权利滥用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法治精神.     

唐代郊庙歌辞语境下的祭礼分析

郊庙歌辞,系古代帝王祭祀天地、宗庙、明堂、社稷等大典时所用的歌辞,是一种集诗歌、音乐、舞蹈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以祭祀活动作为创作出发点的郊庙歌辞,在内容上重在描述和表现人与天地、鬼神之交往、沟通,其敬天、亲人的内在精神与祭祀本身的内涵是相一致的。     

著作权之精神权利保护制度的经济分析——兼论网络环境下对精神权利的保护

随着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著作权的精神权利保护问题又成为著作权法领域的焦点之一。精神权利是否需要保护?透过分析答案是肯定的,并得出保护精神权利不仅需要追求作者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的动态平衡,还需要保持公众利益之中的不同类型利益的平衡。在不同类型利益的不断冲突与保持其平衡的矛盾中,需要对精神权利的保护选择最优的制度安排。我们尝试从经济学角度出发,以效用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制度变迁与选择理论,结合相应的数学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得出精神权利保护应遵循制度净利益最大化原则,并给出制度净利益最大化原则实现的条件。     

论人格权的自然权利属性

人格权的本质属性是什么,这是人格权研究中一个基础但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从本质上说,人格权系一种自然权利,但人格权的自然权利属性面临着诸多质疑与批评.为此,文中试图以‘低限人权"为思路和方法去论说人格权的自然权利属性,并以"人道原则"为基础去探寻人格权作为自然权利的理据.     

作为基本权的劳动权国家保护义务

劳动权国家保护义务存在不同的审查基准，在审查“国家如何尽其保护义务”时，应以“过度禁止”作为侵害的界限，以“不足禁止”作为保护的底线；在审查“国家应保护到什么程度”时，应以自由权为上限，以人性尊严为下限；劳动权国家保护义务还需以以法治国、比例原则为基准。劳动权国家保护义务涉及“加害者－受害者－国家”三方关系，容易使一方受益而另一方受损，因此保护义务亦存在一定的界限。     

The Price is Right

This paper describes a seven-year-old Bag Lunch program sponsored by the Western New York Geriatrics Society, Inc. The monthly meetings feature a speaker, open discussion, and an opportunity to listen, learn, and share with others in the field. Two groups of elderly persons have been instrumental in providing help for program implementation. The program has made a real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thought, care, and concern in projects in gerontalogy in our area.     

论探望权的行使

探望权制度从中国新修订的《婚姻法》确立以来,使非抚养一方能更好地与子女沟通和交流,促进子女的健康成长,减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在实践中常因一方不及时支付抚养费或不接收抚养费而拒绝对方探望子女,发泄对对方的私愤,影响了子女的健康成长,严重影响了中国探望权的执行。本文系统探讨了探望权的特殊性和立法上的缺陷,进而对完善探望权制度提出了几点建议。     

论矿产发现权

矿产发现是启动矿产资源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权利客体的对象、种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也随着科技进步而逐步深入，对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认知和开发定位引起我国学界的广泛关注。通过对矿产资源发现成果的分析，可以看到发现权还包括自然资源发现权，而且其法律性质是一种具有财产权属性的民事专有权。     

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建设的意义--以上海市的探索和实践为例

２０００年９月 ,黄菊同志在市农村党委、市农委调研时提出了探索上海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的重要思想。黄菊同志指出 ,“土地是２１世纪郊区发展中很重要的资源 ,有资源就可以变资金 ,有资金才能搞发展、搞建设。”２００１年２月 ,在上海市农村工作会议上 ,市政府进一步提出了深化农村改革 ,激活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问题。冯国勤副市长在讲话中指出 ,在今后五年内 ,上海将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 ,激活农村土地市场 ,利用级差地租 ,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市化 ,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笔者认为 ,上海市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机…     

The Right to Remain Silent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in dynamic games a player may be better-off if other players do not know his choice of strategy. That is, a player may benefit by not revealing (or not pre-determining) the choice of his action in an information set he (thereby) hopes will not be reached. He would be better-off by exercising his ``right to remain silent' if he believes –- as the empirical evidence shows –- that players display aversion to ``Knightian uncertainty'. In this case, a player who behaves strategically, may wish to avoid revealing his strategy. This is true under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notion of ``strategy profiles'.     

权利与权力的界分

前些日子,河南兰考县县委书记朱恒宽 以“诽谤罪”为由起诉一位上访农民的“官 告民”事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南方周末》[N],969)。对此人们的看法不相一致。笔者认为,对这一行为不能仅从法律关系的表面层次甚至是道德标准或个人的好恶来论孰是孰非,而应该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这一深层次的理论核心问题来看待这一现象,这也应该是解决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的权力权利化、权利权力化等腐败现象的关键。     

隐私权与一般人格权关系探讨

随着社会发展,隐私权在各国判例和学说的推动下逐渐具有一般人格权的性质.隐私权与一般人格权具有同质性,在功能上都呈现相似性,各国往往在实证法上设置其中一项.针对一般人格权的否定说,我国应当坚持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二元并立的双层人格权结构,但需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我国现行制度下,隐私权与一般人格权并存,隐私权不是一般人格权,但同为"框架性权利",发挥着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