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士人阶层与中国小说观念

士人阶层是儒家知识体系的传播者,其根本的角色意识就是对儒家价值信念和人文理想的信奉和坚守,并从而成为政教意识形态信念的担当者和代言人.在基本的文学观念上,他们以道的传承为目的,形成了中国古代的"文治"制度,在这个文学观念的坐标系中,诗文处于核心地位,而小说一方面则因其"道听途说"的嫌疑为士人阶层所不齿,一方面,小说独特的文体风格却迎合着士人阶层内在的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诉求的表达意愿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也随着小说自身的发展最终得以实现.小说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实现了其现代化的转换.     

论中国士人“蹈义而死”文化传统之流变

"蹈义而死"是中国古代士人阶层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传统。它以"视死若轻"为骨,以"遗生行义"为魂,表征士人独立的人格与精神。这一传统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并达到为社会理想、为人格慷慨赴死的高潮。后经两汉教育制度、选官制度、社会氛围等多方面的影响,以及魏晋以后佛教修行、儒家重生、道家隐处等多元文化的浸染,士人蹈死传统发生着由盛而微、由炽烈而和缓、由丰富而单一的变化。然而士人的慕义本色,却在这种嬗变之中依旧昭彰夺目。     

清华简《赤鸠之集于汤之屋》九题

本文将清华简《赤鸠之集于汤之屋》个别简文重新释文、断句,并做简注及白话译文,认为:简文"赤■"应读为"赤鸠",而不应读作"赤鹄";《赤鸠》中的"小臣"是庖人,不是伊尹;《赤鸠》是楚史官抄录的商代原始档案,非"先秦小说"或"春秋时期文献";《赤鸠》展示了夏末时期夏商两国的社会景象,为更好的理解周代的"礼乐文明"提供了参照;《赤鸠》出自巫史口述,使用的是口语而非"雅言",故浅白易懂;《赤鸠》说明商汤成为"仁君"与伊尹的教导有关。     

甲骨文中所见商代的贡纳制度

商代的贡纳，据文献记载从汤灭夏，建立商朝时就规定了诸侯对王朝的贡纳制度。《逸周书·王会解》后附《商书·伊尹朝献》一篇，记汤命伊尹制定诸侯贡纳制度以及伊尹制定的《四方[献]令》，其文说：汤问伊尹曰：诸侯来朝，或无马牛之所生而献远方之物，事实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势所有献之，必易得而不贵，其为四方[献]令。伊尹受命，于是乎为《四方［献］令》。伊尹在《四方[献]令》中规定东南西北四方诸侯国所应献的贡物是：正东符类等国，以"鱼皮之路，之酱，微利剑为献"，正南阳邓等国，以"珠现、清民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     

杨亿《汉武》唱和组诗新探

杨亿等人所作《汉武》唱和诗是针对真宗朝"西祀"、"东封"和"祥瑞"频降的现实政治有感而发,绝非单纯意义的"以学问为诗"。传统认识中对杨亿及其"西昆派"的认识有颇多值得商榷之处,有必要加以厘清。以真宗封禅泰山的真实动机、真宗皇帝与杨亿的微妙关系,以及真宗朝士人文人对杨亿的界定和他们对待"西祀"、"东封"的态度,将帮助我们重新认识杨亿等人寄寓在《西昆酬唱集》中《汉武》唱和组诗的真实情感。     

清华简与《尚书》研究

清华竹书本《金縢》篇有简14枚,约410余字,与今本首尾一致,中间行文有详略之异,有的异文很重要,如孔传以今本《金縢》之"周公居东"为周公东征,马融、郑玄以为是周公待罪于东,而竹书本《金縢》有"周公宅东三年",证明了孔传的正确。《尹至》篇有简5枚,共154字,主要写伊尹谋夏之事,为伊尹与汤的对话,属今本《尚书》中的《商书》,情节与《吕氏春秋·慎大》篇近似。《尹诰》有简4枚,共112字,孔颖达疏据"晚书"《咸有一德》而以为"是伊尹诰大甲,故称‘尹诰’",由清华简本《尹诰》看,该篇中伊尹与之对话的是汤而非大甲,这也说明"晚书"《咸有一德》确属伪书,清华简本才是真正的《尹诰》或《咸有一德》。清华简《说命》分3篇,从简背的次序编号看,当有简30多枚,简背篇题作"尃敓之命",即"《傅说之命》",《书序》所谓"《说命》"当是"《傅说之命》"的缩写,其内容与《国语·楚语上》所记载的傅说事迹相近,而与"晚书"的《说命》三篇不同,说明"晚书"《说命》三篇并非《尚书》原本,清华简《傅说之命》三篇才是真正的《尚书》原本。     

“粗茶淡饭”:北宋士绅阶层的新型饮食文化

"粗茶淡饭"在北宋前期广受推崇,对北宋士绅阶层以及南宋部分士人具有深广影响。从历史传统追溯,孔子有"君子食无求饱"的倡导。宋人的"粗茶淡饭",具体指食材简单易得、制作和烹饪方式较为随意的日常饮食;其实质则是不看重物质财富,力求通过减少物质欲望来解脱内心,从而获取某种内在超越性。这种追求源于宋代士绅阶层强烈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士大夫倡导对物质财富采取节俭的态度,这为倡导"粗茶淡饭"式生活创造了客观条件。作为文化精英阶层,士大夫还赋予"粗茶淡饭"以"雅"的内蕴,使其既满足道德要求,又与文人尚雅的情致相统一,从而实现"粗茶淡饭"从道德到审美的升华。     

论伊尹

伊尹是我国历代人们争相传颂的商代开国贤相。几千年来,人们关于伊尹如何辅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革》)问题,如何以立德为治国之本问题,其志如何影响后世问题等,记载零乱,甚至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本文对此,试加论述。一、伊尹确有其人“伊尹”二字,在甲骨文中屡见不鲜。有称伊尹为“黄尹”的,郭沫若释称“黄尹”即“阿衡伊尹”之意;有称“寅尹”的,古读“寅”亦如“伊”;有称“伊(?)”或单称“伊”的。据《甲骨文编》卷八·一第三四○页记载:“甲五六四伊尹,甲七四四伊,甲八二八伊(?)即伊尹之别称”等共二十三处。又据《王国维遗书》第二册《观堂集林》卷九史林一第十页记     

宋人的正祀、淫祀观

宋代祠神信仰十分活跃,宋人对“正祀”与“淫祀”的认识亦更为复杂。“正祀”包括祀典与获得封赐的祠神,而朝廷、普通官员、士人主要从民众生命安全、地方治安、经济利益、伦理道德、貌像仪式不伦、神灵出身等方面来认定“淫祀”,尤其关注仪式行为的不合法。官员、士人在判定祠神信仰是否合法时虽然有朝廷制度与儒家经典两套标准,但起实际作用的多为前者。理学家运用理气、诚等概念重新阐释传统儒家经典,提出了十分严格的淫祀观念。在大部分宋人心中,正祀与淫祀之间存在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这与学界将正、淫祀对立二分的观点有很大不同。     

巾帼最早属殷商——说妇好、妇井

有殷一世,当推武丁之时为盛。《诗·商颂·玄鸟》称颂武丁功烈:“武汤孙子,武丁靡不胜……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安阳殷墟出土十数万片甲骨多半是武丁时代遗物,以甲骨文材料刊校古文献,知古人所言武丁之文治武功不妄。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武丁本人为一有德明君,世称“高宗”,励精图治,为一代中兴之主;其次,武丁有几位贤佐辅弼,如甘盘(甲骨文中作师般)、傅说,皆社稷栋梁,家邦重干;再者,武丁内助之中,也不乏国器之才,如妇好、妇井,名声显赫,有功于殷。     

清华简《说命》“鹃肩女惟”疏解

清华简《说命》形容傅说状貌时用了"鹃肩女惟"一词。对"鹃肩"之解释,人各异说。通过对简文""和"鸢"从甲金文、战国简文以及声韵上的关系比较论证,确定"鹃肩"即古文献中的"鸢肩"。以鸢肩喻人之状貌,是着眼于鸢鸱双翅收敛时高出颈椎的形象,与荀子形容傅说"身如植鳍"形状同义。因为""字甲骨文从"戈",后世隶变成,故又误作"戴肩"等词,以字形和声韵贯穿求证,均可迎刃而解。"鸢肩"一词在先秦已被形容为一种贪婪的恶相,但秦汉以后则被相术书和史家用为圣人之相,使人不明所以。清华简《说命》傅说"鸢肩如椎"一词出,使我们找到了秦汉而下以"鸢肩"形容圣人殊相说法的源头,进而更顺利、清晰地解释出一系列原被误解的词汇。     

汉代“私书”与汉代士人心态

汉代是形成士大夫阶层的重要时期,与政治密切相关成为士人重要的群体特点,又因自身受时代推崇的经学思想的影响,汉代士人的心态以积极入世、尊崇经典、讲求名节、明哲自保四方面为主。汉代"私书"作品可作为考察这种体现真性情心态的切入点。     

"五祀"祭祷与楚汉文化的继承

近年来出土的有关"五祀"祭祷的简文,证明古代贵族按照等级祭祷家居之神的说法是错误的,至少大夫以上的贵族应当恒祭"五祀",并无等级之别,郑玄关于前者为周礼、后者为商礼的经注并不可靠.楚地出土简牍资料也部分地支持了章太炎在<大夫五祀三祀辨>中提出的论点--<礼记·祭法>在"五祀"的基础上,吸收了楚地广为流行的"司命"和"厉"两种神祗,形成所谓"七祀".根据楚地出土简牍的相关记载,还可对"五祀"的名称和顺序在历史流变中产生的变异进行复原.     

士人文化与中国绘画

士人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士人阶层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和阶级结构特点孕育出了独特的士人文化。自魏晋以来 ,士人与中国绘画艺术相结合 ,形成了中国绘画独特的审美倾向 ,并逐渐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本文试图分析形成士人阶层和士人文化的中国教育制度和阶级、阶层结构 ,并进一步阐明中国绘画独特审美风格后面所存在的社会结构因素。     

东汉后期经术与才艺的冲突及“鸿都门学”的意义

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以拥有知识学问为自豪、优越的阶层。春秋战国之际,"士"崛起于社会并逐渐发展起本阶层的价值。经过孔子,这个阶层奠定了以道德、学问为大体的基本品格。同时,学问与技能被二分为大小、高低、贵贱这样两端。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所谓"小道",便是与道德、学问不同的技艺性的事情,"如农圃医卜之属"。一般说来,技艺之事低浅、卑俗,价值有限,因而不值得看重。所谓"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礼记·乐记》中的这一著名说法,所表白的无非是重大道轻小术的懦学文…     

论汉代以前云南内地的百越部落

“越”是古代我国南方的一大族系。早在商代初年就与商朝有往来,《逸周书·伊尹朝献》载,商汤时伊尹为四方令,正东有越、沤,正南有瓯、桂等献方物。《王会》也说有东越、瓯人、于越等入献。瓯(沤),桂等都是越的别称。越族部落众多而又分布广泛,故而名称也繁多。如称“于越”,《春秋》定五年经:“于越入吴”。是分布在浙江境内的越族部落。“扬越”,《战国策·秦策三》:“吴起……南攻扬越”,《史记·南越传》:“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扬     

在“文人”与“士大夫”之间——略论中国古代知识阶层的身份冲突

我们通常把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称为"士人"或者"士大夫",这是不错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阶层的职业、身份实际上存在着很大差异:从职业的角度看,这个阶层可能扮演的角色有三种,一是以读书为主的书生,二是因读书优异而做官者,三是做官不成从事与知识有关的职业者(医生、教师、算命先生之类)。从身份的角度看,则同样可能有三种,一是钻研典坟的学者(经史子集之研究与撰著者),二是政治家(以社会管理为己任),三是文人(擅长琴棋书画、诗词歌赋者)。这些身份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冲突,而这种冲突对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具有重要影响作用。     

乾嘉考据学热潮成因新探

乾嘉考据学热潮的形成与统治阶层的提倡密不可分。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是地方大僚对幕客的引导;二是国家开设四库全书馆对考据学人才的特别赏拔;三是主考官加强考据学对科举考试的影响。每一个层面的学术倡导背后都隐藏着政治上、经济上的利益,与士人阶层对名利的强烈追求相契合,使得越来越多的士人投入经典考据学,从而形成考据学热潮。     

社会学视角下的战国士阶层社会流动

士人在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战国时期所进行的活动,可概括为"社会流动"。战国士阶层社会流动有垂直流动、水平流动、代内流动、代间流动等几种方式。其中,垂直流动尤其是向上流动,是显著的流动方式。士人实现向上流动的途径包括从师、游说、引荐、国君招贤等。士阶层社会流动是对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作出的积极回应,同时也表明,战国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的转型期。正因为此,战国士阶层社会流动呈现出主体平等性、非制度性等特征,与秦汉以后大一统社会下士大夫社会流动有着显著不同。目前,学界对战国士阶层社会流动的考察尚不够全面系统,有待进一步研究。     

游士文化传统及其终结——西汉武帝以前士人阶层的演变

伴随着春秋、战国的历史大变革 ,士人阶层形成 ,以游士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历秦至西汉前期 (武帝 )以前 ,士人的游士身份一直未变 ,为新的政治模式进行了各式各样的设计 ,保持了游士的文化传统。秦王朝的统一标志着新的政治秩序的建立 ,但专制统治理论上的建构远未完成。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学说 ,喻示着专制理论的建立 ,标志着士人阶层由游士向儒士的转变。士人由游士转变为儒士 ,思想上从宗奉百家到独尊儒术 ,表明了古代士人主体性的萎缩与工具性的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