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以民本为主旨的政治思想解析

方孝孺政治思想的主旨是民本,他认为君主最基本的职责是养民,“诚以格君”是君职落实的主要途径,治国的根本法则是“均平”,治国路径应该是仁以施治,“视民如伤”, 推行井田制,藏富于民,重用人才、慎选治国理民之吏。为了更好地保护民众利益,方孝孺主张寓仁于法,寓礼于法,“立法利民”,强调立法的目的是卫民,倡导普法宣传,加强执法,先教后诛,“治人”与“治法”并重。方孝孺的政治主张在建文帝时期获得了很好的实践,缔造了绚烂的盛世局面,不失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落实“以人为本”要求的有益参考素材。     

明代政治生态与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双向路线

明代严苛、暴虐的政治生态,使得士大夫政治文化出现了与宋代不同的状况。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士大夫,认识到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无法实现"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开始转向"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这既是王阳明思想的转变,也是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转变。在传统的皇权制度政治结构和政治理念没有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士大夫们很难放弃"得君行道"的路线。王阳明之后,士大夫在民间从事讲学活动以求觉民行道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得君行道"的上行路线,其中的王龙溪和焦竑颇具有代表性。明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中"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与"得君行道"上行路线的并存,是明代士大夫适应惨烈的政治生态而被逼发出来的取向。     

杨时乔的政治实践与政治思想探微

继承儒家传统思想的杨时乔坚持以道事君的君臣观;倡导经世致用思想,并把这一思想付诸政治实践;为维护明王朝的统治,建议实行宽民之政的民本思想;整顿吏治,推行以择任贤俊为本的人才观。     

荀子“从道不从君”的思想探析——以道统论为中心

荀子提出“从道不从君”的思想,以仁义礼之道作为社会的终极价值和处理君臣、君民关系的标准。强调君主的权位应服从于仁义礼之道,这是荀子对儒家道统思想的重要贡献。并把“从道不从君”与君主得道必须得人联系起来,提出立君为民,以对民的态度作为判断君主是否符合道、是明君还是暗君的标准。荀子“从道不从君”的思想颇具特色,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儒家道统论的一个显著特点,而具有一定的制约君权的意义。     

陈亮“治道”思想的两个向度——“君道”与“师道”的内在逻辑

＂君道＂和＂师道＂是陈亮＂治道＂思想两个向度,＂君道＂施的是＂礼乐刑政＂,＂师道＂行的是＂仁义孝悌＂,君主＂经世致用＂之道在于能够＂交修而并用＂＂君道＂与＂师道＂。从＂王霸义利之辨＂的批判来看,＂君道＂与＂师道＂统一的＂治道＂思想之所以能解构朱熹＂三代＂历史的必性命题,在于陈亮清晰分析＂君道＂与＂师道＂存在的内在命理,即＂号令＂与＂教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可归纳为三对共存范畴：政治权威与道德权威、实体规范与道德约制、外在行为与内在修养,这三对辩证统一的范畴有力地佐证君主治理国家过程＂君道＂与＂师道＂的施行统一。     

“以钱养事”：农村公共服务机制新探索

国家＂以工补农,以城支农＂及其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战略的实施,乡镇政府逐步由管治、汲取转向服务,这迫切需要改革既有乡镇事业单位体制,构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农村公共服务机制。湖北省咸安区的＂以钱养事＂改革正是对农村公共服务机制改革的大胆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总结其改革经验、发现其改革不足、提出后续改革对策,对全国其他地区的乡镇事业单位改革亦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儒学“致君行道”向“觉民行道”转变的内在理路——以“仁”内涵的演变为主线

＂仁＂是儒学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而随着＂仁＂思想内涵的变化,儒学＂外王＂的基本途径＂致君行道＂也逐渐向＂觉民行道＂转变。泰州学派承接阳明心学,是＂觉民行道＂的主要践履者,也是其对宋明理学发展的内在超越。以儒家＂仁＂学思想的演变为主线,可以考察儒学＂致君行道＂向＂党民行道＂这一转变的内在理路。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改革的困境与改进——以湖北省“以钱养事”改革为例

湖北省"以钱养事"机制致力于将市场化引入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逐步将原有"七站八所"改制为市场化运作的公共服务中心.但改革后的公共服务中心转而成为一个性质模糊的非政府非企业的实体机构,加之公共服务资金监管力度薄弱且提供者和生产者之间存在意愿悖论,政策在实践操作中遭遇困境.因此需要推进基层政府服务型和责任型政府建设,增加对公共服务供给的投入,改进公共服务供给决策机制,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力度以及大力培育农村新型专业合作社等.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在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法主德辅"的原则。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关系,实质上是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的关系。在法理学和伦理哲学看来,法律与道德存在三种基本关系:道德的法律化、道德的非法律化、某些道德要求既可以法律化也可以非法律化。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存在诸多区别,但同时又有若干内在一致的地方,因此法治与道德是相互补充、相互作用、有机统一的。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看,实行依法治国实质上就体现了以德治国的基本要求;从法律与道德作为社会行为准则看,依法治国应当居于主导地位;从法治与德治的区别来看,法治应当发挥主要作用。     

“城中村”改造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以昆明市子君古彝村为个案

随着昆明市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城中村"改造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也日益突出,其中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居住在滇池东岸的子君村是彝族支系子君人世代聚居的少数民族村落,迄今仍保留有古老的彝族文化,但是在昆明新的"造城"运动中,子君村原有的土地不断被征用,民族文化也面临岌岌可危的境地。民族地区的"城中村"改造应该更多的关注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重要性,文化多样性是城市产生、存在的根本,有益于地方秩序稳定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朱元璋与明初理学

明王朝创立者朱元璋出身草根,但他自幼怀有强烈的读书之志,在其反元斗争中,主动寻求机会结交儒士,学习文化,既得治国用世之人才,又得指点其认识和理解儒学精义之师,进而亲近儒学,为他建立明朝即选择并确立程朱理学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奠定了基础。与汉、宋等王朝开国以后要经历相当长时期的思想酝酿阶段才确立其政治统治思想有所不同,朱元璋在开国之初便确立理学作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因此,朱元璋在近臣解缙的建议下,开始排除杂书异说而旨在思想一统的＂勒成一经＂的理论编织。由开国皇帝朱元璋与其子明成祖朱棣直接领导和导演下,打着＂家孔孟而户程朱＂的旗帜,开始了大规模地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理学巨著。明初三部《大全》的编纂最终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绝对统治。朱元璋以程朱理学为明王朝统治思想的开局,使得明初理学成为政治权威原理和统治工具,理学原有的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受到窒息,失去了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出现了理学发展的危机,成为王学崛起的理论前提。     

朱元璋的孔孟情结与明初民本政策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有着浓厚的孔孟情结.建国前他对孔孟之道极度推崇,建国后则随着专制集权的加强,个人独裁意识急剧膨胀,一度想动摇孔孟的精神领袖地位,终以失败收场,不得不做出适当的退让.这在朱元璋几十年政治生涯中不过是一朵小小的浪花,却促使他在治国理民的策略上反复权衡,一手抓经济开发,一手抓文化建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     

论明初行政体制改革的精神内涵——以方孝孺与朱元璋宰相制度改革争论为线索

朱元璋废除实行了一千六百多年的宰相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行政管理体制的一次重大变革。从现实政治需要来看,朱元璋在行政管理体制上成功地防止了元末“臣擅君权”的政治现象,实现了皇权的集中,维护了朱姓皇族的政治利益,开创明清七百年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架构。但是,他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符合长期以来儒家政治文化理念及传统,方孝孺作为政改时期的士林领袖,本着政治文化传统及儒家知识分子的从政理念,设计出新的君相分权制度批评朱元璋的行政体制改革。     

从《范司马奏议》看范钦的抗倭活动

天一阁藏明嘉靖刻本《范司马奏议》,以第一手资料反映了明代抗倭斗争某些方面的重要史实。作者对此作出评介 ,使读者能进一步了解范钦 (1 5 0 6—— 1 5 85 )的抗倭业绩 ,并提出功过评论 ,以弥补历来研究范钦的学者侧重其藏书事业而忽略其他方面的缺憾     

明中都建废与洪武朝初期的政治生态

明凤阳中都的建立在中国古代都城建造史上具有特殊意义。明中都城经历选址以“求升崇”、规建以“显正统”到罢建以“横权势”三个阶段,其建废反映了明洪武朝初期政治风向的变化,从朱元璋与淮西集团关系演进上看：中都在明洪武朝的昙花一现,既决定于明洪武朝初期朱元璋追求帝位和国朝的正统性、维护中央权威、平衡君臣权势的主观变化,也与淮西集团追求培养地缘权势、维持朝堂利益有关,而朱元璋与淮西集团关系的调整,则营造了明初政治生态。     

论天主教文化与明末清初的儒学环境

明末清初 ,天主教文化第三次传入中国。明清两朝在改朝换代之时 ,天主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与冲突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太大的影响。王学在批判传统、否定权威方面为天主教文化的传播 ,特别是为传教士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而实学的高涨 ,又为传教士在传教手段上走学术传教的路线 ,提供了一个可以实践的环境。但明末清初的王学和实学环境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明末清初对王学的批判以及实学自身的流变 ,均使得天主教文化传播赖以长期存在的基础变得十分不稳 ,再加上明末清初程朱理学的发展 ,传教士们在这样的儒学环境下择儒斥佛 ,是先秦儒学而非宋明理学 ,必然会遭到卫道儒士的猛烈批驳     

明清小说与泰山文化

齐鲁是中国古代小说之乡,明清小说名著大都为山东人写或写山东事,而尤以与泰山文化关联最多.《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绿野仙踪》等五大小说名著,其作者或为泰安人,或隐以泰山为背景,或明确写在泰安发生的故事等,多取自于泰山文化,可称之谓“泰山小说”.“泰山小说”是泰山文化与时俱进的产物,与泰山相得益彰,而泰山更需要“泰山小说”携程.“泰山小说”是泰山文化研究和旅游开发的重大课题,有关方面应予以重视.     

红桥考证与四库馆臣的疏误

对于明初女诗人红桥,《四库全书总目》考证与冯梦龙《情史类略》记载一疑之为无、一以为她姓张的看法是错误的。据林鸿《鸣盛集》及《福建通志》等文献,红桥实有其人,并非姓张而为朱氏女,有诗词传世的朱红桥是明初女性文坛上不可忽视的作者。     

试论清末民初东北军屯实边

清末民初,由于俄国与日本的肆意侵略,导致东北边疆危机愈演愈烈。为了化解迫在眉睫的边疆危机,清政府与代之而起的民国政府均以推行移民实边作为应对之策,其中包括军屯实边,清政府在吉林、黑龙江曾实施过军队屯垦,民初关于军屯实边的呼声亦此起彼伏,说明军屯实边作为一种捍卫边疆安全的重要手段备受重视。但由于种种原因,清末军屯实边成效不大,民初军屯实边也大多流于舆论层面而无法得到贯彻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