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化中的自然观

先秦时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先秦文化以自然为核心,研究自然的规律以及由自然内部引申出万物的条理和秩序;以自然论人生,"天人一理"讲感通;由天道而归于立人道,而天道之仁,即表现于自然,自然之理与做人之理同一。法则自然成为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研究先秦文化中的自然观,对于今天倡导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世纪初的“小说”神话———论“小说界革命”和言情小说

梁启超痛心中国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欲用新小说以新民，将小说纳入民族救亡大业之中，这在客观上帮助白话小说提高了文化地位。但是，“小说界革命”的终极目标是重建社会政治秩序、开启民智，而小说自身的文体价值、文本地位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作为历史转型期独特的文学、文化现象，言情小说虽经“新小说”倡导者严格限制，却在清末民初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官场小说的政治文化阐释——以王晓方官场小说为例

政治文化始终是根植于官场小说中的恒定因素,政治传统、政治伦理与政治文明成为官场小说讲述的核心内容,但官场小说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阐释仍然存在无法规避的局限和窠臼,使官场小说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陷入到模式化状态。王晓方的官场小说在对传统政治中的"官本位"思想、官场小说中的"现代性"焦虑和小说对政治表述的可能性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庶民社会的人生畅想与精神漫游──论中国古代小说的俗文化本质

古代小说被轻视的历史境遇实质是权力文化和文人文化对民间文化排斥的结果，表明了广大庶民在政治、经济不平等之后的文化不平等的历史事实。小说观念上，因其远离“大道”和“街谈巷语”而被权力文化与文人文化分别从政治、道德层面和艺术层面排斥。在小说主题上，其“忠义”的政治倾向其实并不一致。忠是以皇权为中心的政治意识的伦理化，义则是个体化的人格境界。后者往往构成庶民社会破坏社会既定秩序的道德依据。小说内容的传奇性是以庶民的“尚奇”意识为导向的，是其对自己存在状态的一种人生物想和心理体验。由神怪、侠义、公案、性爱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奇物、奇人、奇事、奇情不仅是庶民的道德需要，也是审美需要，完整地体现了庶民社会的宗教、道德、政治和婚爱价值观。以奇为是的叙述显示出古代小说美学形态的幼稚和商业机制的早熟。而叙事的大团圆结局与其说是一种审美原则，莫不如说是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庶民世界观。     

汉魏六朝小说的文化心理特征及影响

汉魏六朝小说处于由原始宗教信仰到真正小说艺术的过渡阶段,其文化心理特征是:(1) 方士等所编撰的神仙之书,反映了神仙信仰的文化心理特征,虽有虚构想象,但只能算作小说的雏形。(2) 志怪小说文化心理特征的实质是道佛两教观念、教义的具体化与形象化。由于作者力求证明其宗教观念的真实可信,因而无意中增强了故事的曲折生动性,使作品有了较鲜明的小说艺术特征。另外,志怪小说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化心理特征,如伦理观念的进一步突出,对男女爱情的肯定讴歌,对强权的抗争及与鬼魅的智斗等。(3) 志人小说的文化心理特征与魏晋之际的玄学直接相关。作品的描写对象已由宗教转向人生,虚构与想象等特点更加突出,这标志着小说自觉创作意识的觉醒。汉魏六朝小说的以上文化心理特征对后世小说的影响是:(1) 宗教信仰在一个阶段内仍是后世小说创作的出发点与归宿。(2) 宗教观念逐渐成为一种表现手段而在后世小说中发挥作用。(3) 儒释道初步融合的心理倾向对宋元以后小说创作中的三教互补有明显的影响。     

20世纪之初文化转向与小说范式转换

在传统文化格局中,经史系统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先地位和权威性,这对于传统小说哲学来说,几乎是一种先在的预设,小说附骥于经史而被纳入文化大格局之中,并因此而在最低限度上具有某种文化意味,获得某种存在的权利。20世纪前后直至“五四”时期的文化大变局,在猛烈抨击传统文化的同时,把小说革命推到文化转向的潮头,于是小说理论范式的转换成为可能。20世纪小说在这种巨大的文化变局背景中出场,以其历史性的范式转换,直接参与文化大变局的过程,并构成文化转向的重要标志和成果。小说范式转换的文化基因,潜伏在20世纪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的流变之中,大体规定了20世纪中国小说的文化品格和特色。     

无讼思想与王权主义秩序情结

中国的王权主义决定了秩序建构是传统社会政治生命的第一要义。在健讼所造成的秩序困境面前,无讼成为王权主义对其“秩序情结”的一种极致性表达;而王权主义作为衍生中国各种文化思维的“元叙事”构成了无讼文化的起点和归宿:秩序要求塑造了中国文化的品格,反之,源于诸子各家的文化又共同创造了无讼的氛围,缔造了王权主义的秩序思想。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空间叙事的结构与功能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空间叙事内容丰富,既有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空间,也有与现实世界不同的超现实空间、魔幻空间和象征空间等,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主要有两类叙事结构:现实空间与非现实空间的穿越,空间秩序由混乱回复到平衡的过程。这些空间叙事具有实现时间的空间化、空间的主题化,推进叙事视角转换和情节发展等重要功能,对于中国后世文学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文化全球化的双重逻辑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全球化问题.当前文化全球化存在着由一国或几国推行的全球化文化与多国平等商量而确定的全球化文化之双重逻辑,并且由于历史与现实原因,前者成为现实文化全球化过程的强音.全球化文化既不应是单一的也不应是异质的,而是一体中的多样化或多样中的一体化.要建立自由平等的全球化文化,就必须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改变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     

文化虚根时段的想象性认同--金庸的现代性意义

金庸的意义不能仅仅从文学史角度去考虑,而需要从更宽阔的文化视野--中国文化现代性去审视.金庸为处于现代文化虚根危机中的中国人提供了一种象征性的文化认同模型.金庸小说本文在传播媒介、小说类型、语言、形象、文化价值取向和深层意蕴六个层面分别体现出报刊连载体奇迹、俗雅双重性、多语混成汉语形象、有疑问英雄、后古典性和中华性等特点,表现了中国古典文化价值系统的现代性风貌,为现代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价值建构确立了一种"和而不同"的理想范型.作为现代大众通俗模式的当然代表,金庸武侠小说标志着这种小说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峰,并且凭借这一大众通俗小说高峰而成为整个中国现代性文学的令人仰止的高峰之一.     

《庄子》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影响

中国文化在国外的传播最早当属日本。日本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一个重要文化区域,既受到佛教和儒家的影响,也受到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子思想)的影响。日本文学出现了许多亲近道家思想的人物和作品,道家思想成了一些作家的人生和文学的精神支撑。研究这一问题,对揭示道家思想在日本文学的发展中的作用及变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道教观念与法术系统中的巴巫成份分析

汉末,道教的世俗教祖张道陵选择了当时三峡巴人生活的腹心地带创生道教,使道教宿命式地与巴巫结下了不解之缘,巴人的诸多巫术操作模式及鬼灵观念都对道教起到了一种潜在的建构作用,在符箓派与丹鼎派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留都南京对明代神魔小说流派形成的开端意义

明代后期留都南京特殊的思想和文化氛围为神魔小说经典作品《西游记》、《西洋记》等提供了编撰和刊刻机遇。具体而言,留都上层文化名流对通俗小说题材、思想和艺术价值的高要求及崇信神仙灵怪的文化心理是神魔小说刊刻的市场基础;科举失意的雇用文人是优秀神魔小说的创作主体;三教合一思想盛行是神魔小说集中产生的思想背景。南京书坊主结合南京文化优势在全国首次刊刻多部神魔小说,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各地书坊创作和刊刻神魔小说的热潮。因此,从文学渊源论,留都南京在明代神魔小说创作、传播以及流派形成史上具有开端意义。     

朱熹与中国思想的道统论问题

朱熹道统论思想的背景是儒、佛、道三教并立,其道统论一方面意在以新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继帝、王、孔子,另一方面则在确立儒教在三教状况下的主导性,后者是其道统思想中的正统论面向。朱熹承接了孔子时代业已具有的道统论的两条线索,即治统上断自尧舜、教统上始自伏羲神农黄帝的两重道统论,并重点突出以教统方式承接道统,其方式有二:一是建立新经学体系,即《四书》,新经学不再是与治统相关的王官学,而是以成人为目标的教化体系;二是建立师道传承的谱系,使包括自己在内的二程一系的学统由作为一家一派的子学或三教之一的儒学而进升至道学,由此与列于《儒林传》的旧经学意义上的儒家区别开来。     

义和团运动中的道教信仰

与义和团有着一定渊源关系的铁布衫(金钟罩)、八卦教等民间宗教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一些道教信仰的成分,在义和团另一大来源神拳中道教影响也很大.道教教义中的八卦在义和团揭帖中多有使用.原本用来宣达神意、驱妖捉鬼、祈福攘灾的道教符咒在义和拳、义和团中广为流传.武器处于明显劣势的义和团在与列强的武装对抗中,急于引进神秘性的咒语、泛化咒语,用以壮胆助威.在义和团揭帖中频频出场的张天师以及玉皇大帝、洪钧老祖、吕洞宾等道教神仙是义和团排外灭洋勇敢精神的坚强支柱之一.然而事实证明,单靠这种传统的民间信仰的精神力量是无法战胜外敌的.     

论先秦儒道两家的家园意识

先秦儒道两家在其著作中以比喻象征的手段展现了各自的精神居处与家园,表现了一种饶有情味也颇值关注的家园意识。先秦儒家以礼义道德为精神家园,先秦道家以“道德”自然为精神家园,他们在思想世界中所构建和设计的精神家园虽然面貌迥异,但却体现出同样的终极追求,同样的对心灵净土的向往。先秦儒道两家的家园意识,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在混乱的时世中构筑供人安顿精神之所的共同梦想,带有此时期所特有的文化气象,其中由现实居处到精神家园的巧妙引申,背后也存在着一个源远流长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之传统的影响。先秦儒道两家的家园意识有着绵绵不绝的历史回响,在后世的文人士大夫中间不乏与之共鸣或同调者。     

《太一生水》篇的宇宙图式及其文化哲学阐释

“太一生水”的宇宙化生图式是一个既有类分又有互渗交合性的图式。图式分为“反辅”和“相辅”两个化生层次,在寻找到宇宙的绝对起点后,则主要运用了类比互渗的思维建立起结构与化生机制,是在扬弃宗教巫术文化的世界观和吸纳阴阳五行的宇宙观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更具理性化、哲学化的宇宙化生图式,对道家哲学和宇宙论产生了深刻的文化哲学精神上的影响。     

佛本之争与佛道之争的比较

道教是汉民族土生土长的宗教,本教是青藏高原上的原始宗教,二者在其历史过程中都受到了佛教的重大影响。在佛教传入之时,道本二教同佛教产生了激烈的碰撞,二者也存在着一些差异。道教从佛教身上汲取营养发展为与儒佛并立的成熟大教,本教最终被佛教所湮灭,表现出了文化交流的两种不同结果。     

道、学、术:道教史研究的新视角

术、学和道的双向互动关系是道家演变和道教产生、发展的内在实质和动力,其中,术与道的双向互动关系更加重要。以道统术,以术得道,是道家、道教思想发展演变的内在动力。据此可以解决道教史研究中如何处理道家与道教的关系、道教与科学的关系、道教究竟是不是宗教、道教史的分期等问题,并可以借此整合道教思想的外史和内史的研究。     

宋前儒佛道三教关系述论

佛教自传入中国,就在与儒、道不断的冲突、论争与交流中发生并实现着三教的融会。佛教初传时期的经籍翻译中就融会、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哲学、伦理和宗教观念,特别是其中的儒化、道化倾向非常明显。两晋时期的玄佛合流,实际上已初具三教融会的意义。南北朝时期,三教融会的趋势又有所发展。当时的很多名士、佛徒和道士,都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三教一致、三教融合的观点。但该时期三教之间特别是佛、道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日趋激烈。隋唐时期,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文化上的钳制与制衡,一方面确立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同时又以佛、道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推行三教并用的文化政策,形成了三教鼎立的局面。三教真正的融会、合一是在宋元明时期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