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阁臣群体的构成特点及其成因和影响

明代内阁阁臣是辅助皇帝决策的人员, 地位尊崇. 阁臣的地域和户类分布都比较广泛, 为实现人才的优势互补, 以便提高最高决策层的决策效率和质量, 并将各边远落后地区, 以及社会各阶层的人才纳入国家统治集团核心以增强明廷的凝聚力、 维护国家的安定与统一都有积极的意义. 但阁臣在各省直间的分布又不平衡, 相对集中于经济、 文化发达和科举实力雄厚的南方各省; 在年龄构成上, 阁臣的中进士、 入阁年龄及在阁年限等都符合人类生理和心理发展的一般规律, 说明明代阁臣队伍的年龄结构和活力状况良好.     

礼意重诠与制度开新——论先秦原始儒家对为旧君服礼制的层累诠释及其意义

从周代的政治体制及礼治原则考察,周代为旧君服礼制体现了对旧君故臣关系的贬抑。然而,由于受到以恩义相维系的旧君故臣关系发展的现实和孔子独断论诠经方法的影响,先秦原始儒家对为旧君服礼制的递相重释,使得该制度负载起了儒家理想的君臣之道的内涵。此后,汉晋礼家以此为基础,在经典与社会互动的诠释取向下对此古礼进行了层累诠释,最终推动经典制度在晋代的新变。这显示,中国古代以求道为取向的层累诠释对于经典礼制的开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代阁臣代皇帝起草遗诏和即位诏书的政治功能

本文通过对明代内阁阁臣代逝去的皇帝起草遗诏和代新即位的皇帝草拟即位诏书两件大事,说明阁臣的“代王言”在明代政治运行中所发挥的重要功能,阐述了阁臣在明王朝新旧交替之际所起的历史进步作用。     

制度演进与舆论型塑:明末内阁政治生态解析——以钱龙锡、杨嗣昌为例

内阁阁臣钱龙锡因蓟辽督师袁崇焕"通敌"而获罪,阁臣杨嗣昌因宣大总督卢象升战死遭舆论谴责。在这两起与总督相关的事件中,阁臣皆成为被抨击的对象。在明末的庙堂之上,政事追责的内阁指向性与阁臣行为的易受攻击性,构成内阁政治生态的显著特征。在阁臣与督抚的关系中,此种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原因与内阁"类相"而又"非相"的制度特征有着本质关联。在这两起事件及此后的舆论型塑影响下,内阁的职能空间愈发逼仄,阁臣处境更为艰难。通过钱龙锡、杨嗣昌两位阁臣的个人境遇,可以看到制度演进、舆论环境与政治事件对明末内阁政治生态的共同影响与作用。     

图像、文本和意识形态

西园雅集和香山九老会是文人羡慕的佳会,其诗文与图像描绘了文人清虚脱俗的山林面貌。但是,明代阁臣将其阐释为太平盛世的象征和耆德朔望的典型,并以此为基础,以勋业为根本,塑造了象征国家仪范与展示洛真性情的翰林形象。为迎合阁臣的自我形象建立,明代画家以二图为底本,创作了翰林雅集图,将静态的空间场景描绘转化为时空浑融的意识形态象征,将人物形象转化为和蔼清雅的官方士大夫。     

治事王荆公张江陵合论

商书有之曰。君罔以辩言乱旧政。臣罔以宠利居成功。宠利居功之失。咎固在臣也。辩言乱政之失。失在君而其咎亦在臣。因此而有感于宋之王荊公。与明之张江陵矣。荊公之在宋也。其始说神宗。谓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固将欲尧舜其君民者也。乃从政未久。而泉府利权之说。不木诸尧舜。而取诸桑刘。且又托名于周礼。由是新法大兴。如农出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手实     

申不害思想新论

学界普遍认为申子在法家中属于“术”一派,认为申子思想讲的是君主御臣的权术。本文认为,申子实际上讲的是无为、因循、刑名三位一体的“君道”。君道就是君主的内在素养,君主只有虚静无为、因循刑名,才能维护势位,公正执法,用臣下之智能,避免情欲的干扰。笔者认为,申子“君道论”是克服君主制内外危机而提出的解决之道。     

协调与服从:早期儒墨的政治学

儒家的"和而不同"与墨家的"尚同"主张分别对应协调型与服从型政治学。西周一元政治结构解体后,春秋时代的社会精英认识到服从型政治模式的弊端,主张建立协调型的臣君关系。孔子"志于道",以"和而不同"的原则创立了儒家协调型政治学。墨家以"尚同"体制"行天下大义"的服从型政治模式,在其内部得到了短暂推行。孟子以人类同有的善性降低民众的修身难度,主张贤臣辅佐国君行仁政,实现"人和"之政治。荀子以人性同有之恶为前提,强调以礼法规范人们的行为,主张"圣臣"大儒行政令教化。孟子与荀子均主张社会精英"从道不从君",君臣协调,共治天下。早期儒家协调型政治学是中国政治文化的精髓。     

明专制政体下儒家士大夫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从刘宗周之末世谏诤看

明太祖之祖制,相对而言是中国古典政治中皇权专制比较强烈的制度,然经儒家士大夫的努力,已有所化解。作为亡国之君的崇祯,是明代君主中之专权者。本文通过刘宗周对于崇祯的谏诤,揭示儒家士大夫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君道极至,在于无为,此为"虚君"之理念。落实于明代政治制度而言,如刘宗周所争,则为以票拟归内阁,以庶政归部院(包括以刑狱付法司),以献可替否付言官。     

守先待后——清儒的一个重要面向

＂守先待后＂指的是特定政治生态环境中,得君行道不可能的情况下,儒者守护先王之道以待后之来者的一种生存目标。清代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士人少有机会＂得君行道＂,又不可如明代士人那样＂觉民行道＂,所以如戴震这样仍＂以道自任＂的,只有＂守先待后＂,通过考据或义理解释先王之道。     

《商君書·更法》注釋

【原文】孝公平画②。公孙鞅、甘龙、杜挚三大夫御于君③,虑世事之变④,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君曰⑤:“代立不忘社稷⑥君之道也;錯法务明主长⑦,臣之行也。今吾欲变法以治⑧,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公孙鞅曰:“臣闻之⑨:疑行无成⑩,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11),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12)。且夫有高人之行者(13),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訾于民。语曰(14):‘愚者闇于成事(15),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16),而可与乐成。’郭偃之法曰(17):‘论至德者不和于俗(18),成     

从舆论学角度看中国古代谏诤现象

谏诤是中国古代文官(秦以后设专职谏官)出于一定的集团政治利益向封建君主进言,以规谏过失的言论行为。谏与诤一般合用,分开则有意义上细微的差别,孟子说:“君有过则谏”,汉刘向在《说苑·臣术》中讲:“有能尽言于君,用则留之,不用则去之,谓之谏;用则生,不用则死,谓之诤。”后来逐步形成了封建社会的谏议制度。     

《圣学心法》与明成祖治国理念的表达

明成祖御制《圣学心法》是明初官方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它取法唐太宗《帝范》及宋儒编集的多种帝学书,以洪武朝《储君昭鉴录》、永乐初《文华宝鉴》为基础,逐步发展成型。内容涵盖"君、父、子、臣"四道,并以君道为主,重点阐明成祖时期的治国理念。其结构以《大学》为纲,宋儒"心法"为理论内核,旨在为后世君主提供治国法则、历史经验与理论指导。《圣学心法》在近世政治思想史中有关键地位,它体现了君主理论与儒家伦理的高度结合,是明成祖君师职责合一思想的确认及其对治统、道统关系的处理结果,对后世的帝王之学及政治思想影响深远。     

明清庶吉士制度对比研究

明代的科举制度,在洪武年间定制后.在永乐、洪熙、宣德及其后来的历史时期.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但其中对明代政治史及行政制度影响最大的则是创造性地增设翰林院庶吉士制度.考庶吉士之选,始自洪武十八年(1385年)乙丑科.但洪武年间的庶吉土,带有实习性质,尚不专属翰林院管理.当时在翰林院、承敕监、中书署等近侍衙门任职的新进士俱称为“庶吉士”;而新进士之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任职者则仍称之为“进士”,亦称“观政进士”.庶吉士之专隶翰林院培养,实始于永乐二年(1404年)甲申科.明成祖朱棣命学士解缙选才资英敏者29人就学文渊阁.由阁臣考课.“司礼监月给笔墨纸,光禄(寺)给朝暮膳,礼部月给膏烛钞人三锭,工部选匠第宅居之.且时至馆召试.五日（?）休沐,必使内臣随行,且给校尉驺从.”三年期满考试,成绩合格者留用.二甲授编修、三甲授检讨;成绩不合格者出为科道、知县等官.从此,明代庶吉士遂专隶翰林院管理.     

霸王道杂之——《太平经》对汉家治术的发展

汉宣帝刘询曾明确教示"以霸王道杂之"的"汉家"治国方略,其政治运行结构实出居阴潜御思想模式,即以君为阴、臣为阳,君居阴而御其阳(臣)的思维观念去设定和理解君臣上下关系;究其文化渊源,则与汉代天文思想中北斗"居阴布阳"、北极(北辰)为"天之中"的观念密切相关。战国时期"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的申、韩法家,至此与儒道合流而为汉家所用,以图"王道"与"霸道"并用之效。《太平经》展现了这种治术在东汉的发展形态,其地方施政模型是在汉代儒生"宣明教化"观念主导下,模仿北斗统率群星模式而来,以法家"潜御"之术为内核,融汇、改造"形名"理论及阴阳"正位"等观念,从而实践了君居阴而御其阳(臣)的新模式。这一模型可谓黄老治国模式在东汉时期的"再现",其最大特色在于将"任贤"与"清净无为"融为一体,充分实践、发展了汉宣帝"以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秘诀,而以君、臣、民、阴、阳各正其位、治世"太平"为其最高宗旨。     

进谏的艺术:基于唐代三份谏疏的考察

在中国古代,谏议论发挥最重要的政治调节功能,涉及君臣互动、政治运作的方方面面。"以道事君"上疏进谏是一般官僚的权利和义务。进谏首先要有丰富的理论依据和宏阔的政治视野,其次需要掌握技巧,还要遵循其戒律规则,即不能挑战君主的权威性。君主专制的制度之下,"为君不易,为臣极难"。     

《小雅·天保》新探

近年研究《诗经》的文章,谈及《小雅·天保》多从旧说,几成定论。但其题旨、作年以及思想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十分突出,颇有明辨之必要。本文谨就上文诸点,粗陈浅见,抛砖引玉。 一 《小雅·天保》的诗旨究竟是什么?自《郑笺》而后,聚讼纷纭。究其原因,乃是“《序》与《笺》语意皆含糊”所致。可见汉代注家对此已不甚明了。毛氏所传《天保》序云:“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归美以报其上焉。”《郑笺》原意,不外君以德化下,臣以德颂上一类主题,其意甚明。问题出在《郑笺》上。《笺》云:“下下,谓《鹿鸣》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归美于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禄之,以答其歌。”郑玄认为,毛氏序“君能下下以成其政”一句,并不指天保题旨,而是指其前面的《鹿鸣》至《伐木》等五首的主题。而“臣能归美以报其上”才是《天保》的题旨。根据郑氏的理解,宋人朱熹为《诗》作《集传》时,索性将六首定为作于同一时代的“君臣赠答之歌”。近人多疑之。苦于找不到更好答案,于是把《天保》从六首同一题旨论中解脱出来,而冠之以“文武之世……臣下祝颂周王     

明代灵宝许氏家族文学论略

灵宝许氏为明代著名望族,科举、宦望皆为世人所称.其于文学亦甚有成就,三世之中擅长诗词文赋者代代有之.虽文献多有散佚,然仍可考见其大致情形.从现存作品来看,许氏文学在内容、风格方面均有着鲜明的个性特点,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明代文坛风尚的变化,有着一定的文学史意义.     

论两朝帝师翁同龢的教育思想

在君为臣纲的封建时代,人臣之高贵,无如帝师。而翁同龢以两长帝师、教育贤君被传为佳话。本文以翁同龢教授同治、光绪皇帝为背景材料,通过对其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效果等方面改革的阐释,略述他的教育思想,以期对当代的教育改革有更深一层的启发和借鉴。     

“天下为公”是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

公天下论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政治理论之一。它的主要内容是君主论,着重回答设君之道、为君之道和择君替君之道等重大政治理论问题。"天下为公"既论证了治权在君的合理性,描绘出"圣王之制"的理想政治蓝图,又为君权的存在与行使设置了条件和规范,还为政治批判提供了价值尺度。立君为公、君位为天下之公器、君道尚公、天下非一家一人私有等思想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帝王观念有其精致、周到之处,甚至包含着许多超越时代的政治理性。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对这个特点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这是需要改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