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情绪对A股市场的影响研究

根据开户比例以及股市收益率的日数据和周数据,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来研究投资者情绪与股市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并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来考察投资者情绪变动与沪市和深市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不管是短期内还是长期内,投资者情绪短期内对深市的影响要大于沪市,在长期内投资者情绪对股市的影响要大于短期对股市影响,并且开户比例波动是沪深300指数收益率波动、上证A指收益率波动、深证A指收益率波动的Granger原因,但是反过来要依据期限不同而定。     

中国机构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关系研究

基于机构投资者情绪的实际情况修正DSSW模型,分析机构投资者情绪对股票收益的影响机制.以"中国证券分析师指数"作为中国机构投资者的情绪指数,应用GARCH模型对中国沪、深两市机构投资者情绪及其波动与股票收益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机构投资者情绪存在一阶自回归,方差为异方差;机构投资者情绪是影响股票收益的重要因素,其情绪波动(方差)也对股票收益产生一定影响,但未形成系统风险.     

股指期货与标的指数波动的关联性研究——来自沪深300指数的经验证据

沪深300指数期货上市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Johansen协整检验及稳定的VAR模型基础上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以沪深300指数期货上市以来的233组数据为研究样本,对沪深300指数期货与标的指数的波动相关性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沪深300指数与标的指数具有协整关系;2)沪深300指数期货与现货价格波动传导具有不对称效应。这有利于投资者进行跨市套利,同时促进管理层完善期货市场微观结构。     

投资者情绪与资本市场信息效率——基于股价信息含量的视角

研究选取沪深300指数成分股作为样本,考察了2016—2020年东方财富股吧中发帖信息包含的投资者情绪对于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投资者情绪与股价信息含量呈正向关系,当分析师跟踪数量、新闻数量和研报数量越多时,投资者情绪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越弱;另外,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投资者情绪与股价信息含量之间的关系不产生影响,而合格境外投资者持股会减弱投资者情绪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程度;进一步地,研究从信息渠道和公司治理渠道两个方面对投资者情绪与股价信息含量之间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分析,发现盈余管理水平越高、公司治理越弱,投资者情绪对股价信息含量的影响越显著。该研究为投资者情绪、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研究和经验证据。     

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与财务指标相关性分析

选取沪深证券交易所1354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上市公司股票价格上涨率与其财务指标及变动率的相关关系。结果显示:股票价格上涨率与每股收益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长期负债比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对股票价格产生重要影响的指标短期内主要是每股收益,较长期主要是长期负债比率,且时间跨度越长其影响程度越大;上市公司其他财务变动率类指标对股票价格上涨率的影响非常小。     

股指期货与现货指数收益率序列相关性研究——基于Copula函数的实证分析

沪深300股指期货推出后,其与沪深300指数的关系就引起投资者和研究者的关注。以沪深300指数和沪深300股指期货的日收益率数据为基础,运用Copula函数建立Copula-GARCH(1,1)-GED模型对两者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沪深300指数与股指期货收益率序列之间相关程度非常高,而通过比较秩相关系数的拟合情况,二元正态Copula函数更接近实际情况;在平方欧式距离的标准下,二元t-Copula模型能够更好地描述沪深300指数与沪深300股指期货日收益率序列的相关结构;两序列的尾部相关程度非常高,表明当股票市场大幅度波动时,沪深300指数与沪深300股指期货的相关程度显著提高。     

募集资金投向变更的市场传导效应研究

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有重要影响，因此，与募集资金有关的信息，尤其是投向变更信息受到投资者格外关注。以沪深两市2014年有募资投向变更行为的80家上市公司为样本，用超额收益指标定量分析募资投向变更行为对股票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变更公告的发布会使股票价格异常波动，产生负的超额收益率，引起股价下降。通过分析，认为募资投向变更会使投资者产生信心下降，从而对股票市场产生负面影响。最后为企业、投资者、政府部门提出政策建议。     

沪深300股指期现货长记忆性及分数维协整

基于中国沪深300股指期货及沪深300指数2010年4月16日-2014年3月31日间的5分钟高频交易数据,首先采用Geweke-Porter-Hudak（GPH）和Local-Whittle估计方法,研究中国股指期货和现货沪深300指数市场的流动性、波动率以及交易活跃度等市场微观结构指标的长记忆性;然后运用频域最小二乘估计方法探究上述指标间的分数维协整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两市场的流动性、波动率以及交易量和持仓量均存在长记忆性,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不能拒绝两市场的流动性和波动率四者分整阶数相同,以及交易量和期货持仓量三者分整阶数相同的假设。此外,股指期货的流动性与波动率、股指期货的流动性与现货的波动率、股指现货的流动性与期货的波动率以及股指现货的流动性与现货的波动率4组序列之间具有分数维协整关系;股指期货和现货的波动率之间存在分数维协整关系;交易活跃度的衡量指标之间不存在任何分数维协整关系。     

沪深300指数期货与现货市场的动态关联性研究——基于2010年4月16日以来的高频数据

自从沪深300指数期货自2010年4月16日正式上市以来,其与现货市场的动态联系引起了监管层和投资者的广泛关注。论文使用双变量VECM-BEKK-GARCH模型,基于5分钟日内数据研究了沪深300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的引导关系,以及两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情况,发现无论长期还是短期价格发现能力,沪深300期货价格上都要领先现货价格,而且沪深300指数期货与沪深300现货市场之间存在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并从市场微观结构的角度,揭示了期货、现货市场信息效率差异的原因。     

我国投资者情绪波动性与股市收益

以《股市动态分析周刊》好淡指数做为我国投资者情绪指数,运用GARCH模型,对我国投资者情绪波动性和股市收益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投资者情绪指数存在ARCH效应,且对股市收益具有“溢出效应”;投资者情绪指数未来预期的时间长度应以月度为宜。     

央行沟通能否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大考”

研究重大突发事件下央行沟通平抑股市波动的有效性及作用机制。研究三次突发事件下央行沟通的政策效应,结论表明2020年新冠疫情时期央行沟通平抑股市波动的政策效果最好,不同时期下的时变研究也表明央行沟通能在短期内稳定股市波动,但中长期效应并不明显甚至可能加剧市场波动;中介效应回归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是央行沟通与股市波动之间的重要传导渠道;央行沟通、投资者情绪与股市波动之间存在动态时变关系,央行沟通能够有效调节投资者情绪,投资者情绪与股市波动之间呈现明显正向效应。     

中国A、B股市场相关性与协整性的实证研究

运用相关、协整和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中国AB股市场之间的相关性与协整性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期找出股市间价格波动的运行规律。结果表明,B股市场对境内投资者开放后,沪深两市A股与B股之间开始存在协整关系,并且沪市的A股市场是先于B股市场的,而深市AB股市场之间不存在先导性。研究结果为判断和分析中国股票市场的基本特征和投资者行为,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投资者情绪与股市波动分解

个股平均相关性和平均方差的乘积能够很好地解释股市波动,股市波动分解是有效的且不受投资者情绪的影响;高涨的投资者情绪会加剧股市波动,在这一影响过程中,高情绪加剧个股平均波动的影响占据着主导地位,与此同时,高情绪对股市平均相关性的削弱会对市场总体波动的提高起到一定的反向修正作用。     

融资融券对股价特质性波动的影响研究

以2010年3月31日融资融券交易系统在沪深两市正式开通以及标的股票的四次扩容为背景,选取2008年9月1日至2015年8月31日融资融券标的股票的相关数据,采用二元线性回归模型,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GARCH 模型,双重差分模型等,从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的视角,研究融资融券交易对中国沪深两市股价特质性波动的影响以及产生这些影响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标的股票的股价特质性波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被融资融券交易所抑制,并且这一现象是由于融资融券交易降低了标的股票的噪音交易,提高了标的股票的信息传递速度而产生的.以上发现表明,融资融券交易能够使标的股票特质性波动中所包含的信息效率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提高.     

投资者情绪与股票收益的实证分析——基于上证投资者情绪综合指数

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的主体,其投资情绪的变化往往会对投资结果及整个交易市场产生重要影响,而如何客观合理地度量投资者情绪则成为实际研究中的重难点。考虑到以往使用单个指标作为投资者情绪代理变量容易导致代理有偏和信息不足等问题,抛弃单指标度量方法而选用多维度指标来,并利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了第一只上证投资者情绪综合指数(SSMISI),并在该指数的基础上考察了投资情绪指数与股票收益间的内在作用机制。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股票价格的影响研究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常会抑制投资,导致股票价格下降.选取中国2003-2019年的相关数据,通过估计TVP-SV-VAR模型,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投资并非仅有抑制作用,在一些时期可以对投资者情绪和股票价格产生正向影响.通过构建TVAR模型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常规的经济增长环境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投资者情绪和股票价格产生负向影响;而当经济高速增长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提升投资者情绪,推动股票价格上涨.研究表明,不确定性并非总是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在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下可以对投资产生积极影响.     

企业社会责任、女性高管与股价同步性——基于信息不对称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3—2022年样本数据,实证考察企业社会责任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并检验企业高管性别特征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与股价同步性间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关系,女性高管的性别特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企业社会责任对股价同步性的抑制作用。研究从信息传递对股票价格影响的角度出发,对当前企业社会责任、高管性别特征及其对股价波动影响的研究文献进行拓展,有利于完善资本市场会计信息披露和监管,缓解企业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对于投资者了解企业特有信息,降低股价同涨同跌的大幅波动,稳定金融市场秩序具有一定的信号传递作用。     

投资者情绪、管理者过度乐观与“IPO之谜”

文章将投资者行为拓展为两个维度,即机构投资者理性情绪与个人投资者非理性情绪,以中国2009-2014年沪深两市上市的IPO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投资者中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对IPO定价和管理者过度乐观情绪的影响及其产生的经济后果,实证结果发现：机构投资者理性情绪越高,IPO公司超募水平越低,个人投资者非理性情绪对IPO首日溢价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机构投资者理性情绪和个人投资者非理性情绪都能够塑造IPO公司管理者的过度乐观情绪,机构投资者理性情绪对IPO公司管理者过度乐观水平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个人投资者非理性情绪越高涨,IPO公司管理者越会过度乐观;当IPO公司高超募、现金流充足时,IPO公司管理者的过度乐观能够加剧公司过度投资等非效率投资行为,损害了公司的整体绩效表现;当IPO公司低超募、现金流不足时,IPO公司管理者的过度乐观能够缓解因资金缺乏引起的投资不足,有助于从整体上改善公司的绩效水平;当IPO公司低超募、现金流不足时,存在着个人投资者非理性情绪影响IPO公司整体绩效表现的管理者过度乐观的中介效应。研究结果对中国股市存在的"IPO之谜"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对市场监管政策的制定和IPO公司管理层投融资决策的制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涨跌停机制对上海股市效率和波动的影响

涨跌停机制是对证券的每日最高和最低成交价,或每日最高涨跌幅度进行的限制,旨在降低股市波动,提高市场效率。用带有涨跌停虚拟变量的GARCH(1,1)模型,对上海股市交易最为活跃的30支股票在涨跌停机制影响下的鞅假设和收益波动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股市当前10%的涨跌幅价格限制率会降低市场效率,而且不能降低市场的波动。因此,我国应取消或放宽当前的涨跌幅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