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有限的图腾——论李白《大鹏赋》与庄子《逍遥游》的继承关系

《大鹏赋》是李白超越有限的精神图腾,他在大鹏的现象中寄寓了自己的自由理想。这篇赋受庄子《逍遥游》的影响明显。但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一为哲学论文,一为文学作品;大鹏不是庄子的理想人格而为李白的理想人格。     

巨鸟的寓言——从李白塑造的大鹏形象看诗人的天才现象

李白一生写过三首以大鹏为题材的诗。《临终歌》表白的是他的死亡哲学,即钟爱坦率、乐观、超脱的死亡态度。诗歌显示了他对终极现象的思考高度。《上李邕》则表现了诗人作为交游高手的特有的心态,反映了青年李白优良的心理承受能力,展示了诗人积极的生存活力,也是李白情商学和交际学方面行为能力高强的佐证。《大鹏赋》是李白的少年之作,本赋不仅是李白少年意志的折射,也充分阐释了他高超的判断力和勇于扩张生存地域的非凡气质。大赋突现了李白的基本的性格,是诗人卓越胆商的象征。李白在中国诗史上的巨大成就当然是其优越智商的产物,而其超绝的胆商和情商也占据了他诗歌创作过程的基础性和主导性地位。正是李白高超的判断力,勇敢的探险精神,高蹈天下、纵横四海的生存方式,为他高水平的诗歌创作奠定了重要的生活基础。三种大鹏,不仅表述了李白智商学、情商学与胆商学三方面的精神维度,其现代性也值得今人探究。     

李白《道难》历代主题说平议——兼论李白与《文选》赋的关系及其“以赋为诗”的艺术特征简

《蜀道难》是唐诗中的名篇，也是李白歌行的代表作。自其产生以来。历唐、宋、元、明、清直至今天，对其主旨的阐释莫衷一是。在系统地梳理历代主题说的基础上，可以看出李白《蜀道难》与左思《蜀都赋》之间的关系和其“以赋为诗”的创作特征。     

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考论

《上安州裴长史书》是研究李白开元年间行踪交游的重要作品。《上安州裴长史书》系年历来说法不一。本文结合李白诗文和其他史料对其行踪交游进行考证,认为此《书》应当作于开元二十二年,写作目的是希望获得裴长史的举荐,从而为李白开元年间入长安提供佐证。     

李白卒年考辨

长期以来人人皆认为李白卒于宝应元年, 1983年李从军先生首先提出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说。本文从对李阳冰《草堂集序》的辨析,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及李白《为宋中丞自荐表》的考辨,论证了李白不卒于宝应元年, 而卒于永泰元年。     

扬雄四赋作年新论

目前学界对扬雄四赋写作年代的判定,主要依据《汉书·扬雄传》《汉书·成帝纪》等相关记载,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持《汉书》论"。此论主要特征是将《汉书》作为判定扬雄四赋作年的最可信的证据。由于《汉书·成帝纪》和《汉书·扬雄传》的相关记载并不同时,"持《汉书》论"内部也存在分歧和争议。通过分析《汉书·扬雄传》中颜师古一则注释的错误,指出《汉书·扬雄传》并非是录自扬雄《自序》的第一手材料。"持《汉书》论"之外,《文选》李善注所引《七略》中记载的扬雄辞赋作年,与《汉书》的纪和传均有明显不同。目前学界对于《七略》的有关记载采取相对忽视或简单否定的态度。本文结合汉成帝时郊祀制度变迁的舆论背景、"预先献赋"的文学传统以及扬雄本人"归蜀葬子"的活动,论证《七略》的记载更为合理。扬雄四赋的作年,应该为永始三年(前14)完成《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绥和元年(前8)完成《长杨赋》。     

《三边赋》之《新疆赋》论略

以蒙古和宁《西藏赋》、吉林英和《卜魁城赋》、大兴徐松《新疆赋》为代表的清代乾嘉道之际的边疆舆地赋,以其鸿篇巨制和鲜明的边疆地域特色而最早当在光绪九年(1883年)由元尚居汇刻为《西藏等三边赋》。论文就《新疆赋》,从作者、版本、内容、文学特色、价值等几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     

变骚与反骚:朱熹对李白《鸣皋歌》的论述与扬雄赋之对读

朱熹晚年依仿晁补之重编了《楚辞》系列,展现了朱熹意欲重现屈《骚》经典的辞赋学价值取向,以及通过更新赋篇选录与道学相关论述来体现经史观照取向。《楚辞后语》中朱熹沿袭晁氏收录《变离骚》的形式,选录了李白骚体辞赋《鸣皋歌》,然而朱熹重新以贬黜眼光将《变离骚》安置于《楚辞后语》中,以审视扬雄此赋对于屈《骚》经典及其君国纲纪违忤及亵渎,并涉及扬雄由汉投效王莽新朝的评价;在朱熹的经史观照下,李白《鸣皋歌》有继踵屈《骚》忠君爱国,却被谗见放的比兴情志,虽然李白曾入幕永王璘,朱熹目为文人报国情深。赋中寓托了李白"忠君爱国"之旨谛,从而为向以傲岸不羁的诗仙平生形象、重新赋予兼济君国的士臣情志埋下了伏笔。     

《卜魁城赋》民俗述考

蒙古和宁《西藏赋》、吉林英和《卜魁城赋》、大兴徐松《新疆赋》,以其鲜明的边疆民族与民俗特色而在光绪九年(1883年)由元尚居汇刻为《西藏等三边赋》。其中《卜魁城赋》所涉及的民俗,如居住与出行、生产民俗、民风民俗、商贸民俗等方面,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清代黑龙江的民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李白在晋南的行踪探析

李白一生两次经过山西。由于山西特殊的地形和交通路线,李白应该是从晋南返回中原或长安,而这条路线就是李世民大战宋金刚的战线。这样,李白在山西的行踪就比较清晰了。李白有些描写黄河的作品应该是在河东地区目睹了黄河的雄姿之后才激发的灵感。晋南是李白第二任妻子宗氏夫人和恩师裴的故乡,后来魏颢和宋敏求都是在绛州发现了李白的诗文集,足见河东地区为珍藏和传播李白的作品厥功甚伟。     

鸟萃兮苹中——屈骚禽鸟意象书写及投影

屈原放于江南之壄,忧思罔极,"凤凰在笯兮,鸡鹜群舞",冤屈自抑"因归鸟而致辞",诗容、情感浑然一体,更引"鸟萃兮苹中"表达悲愤郁结之情志。汉以后,文人钟情于"善鸟"恶禽"以比忠谗的寄托,贾谊《鸟赋》忌寓群小蔽贤的丑态。此后历代文人情深于屈骚,梁沈约《天渊水鸟赋》,晋傅咸《仪凤赋》、顾凯之《凤赋》、弥衡《鹦鹉赋》、曹植《白鹤赋》,唐李白《大鹏赋》、杜甫《雕赋》、王勃《寒梧栖凤赋》、皇甫湜《鹤处鸡群赋》,宋秦观《叹二鹤赋》,明王世贞《二鹤赋》、杨慎《凤赋》莫不延续禽鸟意象思维。     

杜诗"承露金茎"是指"天枢"铜柱

对杜诗“承露金茎”的解释,古今注家均误。“承露金茎”是指武则天修建的“天枢”铜柱。这个“天枢”铜柱与汉武帝修建的“承露盘金茎”构造和规模基本相同,时人如李峤等已经将其称为“承露盘金茎”,杜甫是沿而称之。     

李绂佚文《汀州府志序》考释

乾隆《汀州府志》中收有一篇署名为李绂的序文,经寻绎辨析确定为新发现的李绂的佚文。该序文的发现,有助于更清晰了解李绂晚年的方志思想,对于深入了解李绂的生平经历,以及思想变化情况都有所裨益,值得进一步研究。     

汉赋“惊听回视”说——从文化隐喻到语法隐喻

刘勰论比兴时言赋有"惊听回视"之效,即比兴为之因。古人对"喻""隐喻"早有论述,随着今天语言学理论的充实发展,运用当今认知隐喻学的理论,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可以很好地解释汉赋"惊听回视"之说。汉赋与汉礼之间构成了文化隐喻,"赋"名、名词铺排与篇章则构成了语法隐喻。文化隐喻与语法隐喻在语篇中又影响了汉赋"讽谏"风格的形成,并且构成了汉赋的"结构美"与"空间想象",实现了虚与实的完美结合。     

重读王维 --从《竹里馆》说开去

本文通过对王维种种"历史问题"的解剖,试图对王维其人其诗有一个更贴切和公允的评价.文章以人类共同的人性人情去贴近千载而上的古人,揭示了王维作品中隐含的丰富而又多彩的情感内容,认为被人们目为"诗佛"、"隐士"的王维,其实终其一生都是深于情的一代"情种",而王维诗歌之所以能在李杜之外名列盛唐诗人之首,其原因正在于其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深挚的情感内涵.     

《文选》赋篇来源问题考辨

《文选》是在总集的基础上再次选编作品的总集,其赋篇的来源当是以《历代赋》为蓝本。其一,从其选文的下限来看,《文选》赋类的选文范围与《历代赋》相符合;其二,奉敕注《历代赋》的周舍为昭明太子东宫高层官员,他在东宫任职的时间恰恰是昭明太子开始从事总集编纂的时期,其对太子的影响不小;其三,从《文选》未收陶渊明《闲情赋》和张融《海赋》来看,恐怕也与《历代赋》的选赋范围有关。     

《后出师表》相关史实考

对诸葛亮《后出师表》,人们提出各种置疑。《后表》叙事是否有史实根据,是其焦点之一。笔者考查有关文献后,提出以下看法：《后表》叙事与历史文献所载史实基本相合。其中有矛盾处,如：赵云卒年不合问题,是因为史籍记载时有错误;阳群等人事迹不另见于《三国志》等书,是因为史籍所存有限;祁连难以落实,是因为古今地名演变;李服、王服不分,是因为人名笔划讹错;南阳、乌巢、潼关,容易识别;北山、黎阳、巢湖,不易分辨;夏侯、关羽,事迹昭著;刘繇、王朗,资料隐晦。凡此各种情况,颇费斟酌。拨云见日,《后表》确为诸葛亮之作品。     

斜晖脉脉水悠悠--小李杜关系考辨

在晚唐诗人中,杜牧与李商隐无疑是翘楚人物,通常被并称为“小李杜”。他们两人是否也如李杜一般有着深厚的堪称文坛佳话的友谊,还是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前人偶有提及,几乎是众口一词,都从李商隐的赠诗得出基本相同的结论。以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刘学锴先生在《李商隐传论》里的观点为参照,结合杜牧的生平及大中三年的时代背景,可以见出横亘在小李杜之间的一些心理隔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