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管弦乐队

大约300年前,由名叫费迪南德·维比斯特和托马斯·佩雷拉的两位耶稣传教士,把西洋乐器带入了当时的清朝宫廷,从此,西洋乐器便传进了中国的紫禁城。两位传教士了解到康熙皇帝爱好、推崇西洋文化和科学,便把他们所带的乐器一一介     

杨光先排教思想概观

这是篇讨论杨光先排教思想的专文。文章通过对杨氏的传教士、天主教和西洋历法观的探索，初步梳理、归纳了杨氏的排教思想，并兼涉了其排教思想的认识根源。     

时代背景下清宫廷洋风画的尴尬处境

1699年,意大利世俗画家乔凡尼.杰拉蒂尼随十多名传教士抵达广东,后入值内廷成为宫廷画家,此后近100年时间不断有传教士画家进入宫廷服务,开启了中国清代宫廷西洋风绘画发展的黄金时期。传教士和皇权控制下的宫廷画院结缘是当时特殊历史条件作用的结果,双方隐含其中的目的似乎与艺术本身没有多大关联:传教士需要得到朝廷承认,让自己的传教活动合法化,提升教会在华地位。皇帝对西方数学、地理、历法等成就感兴趣,需要传教士为朝廷贡献这方面才智。由于焦点透视法“合乎数理”,西方美术也被当作技术引进到朝廷绘画中,为皇帝绘制歌功颂德的“战功图”以及帝后大臣肖像。上述二者的结合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带来双方共赢的效果。但作为中西合璧的艺术,表面上风光一时的宫廷洋风画真实的存在状态却相当尴尬。1、传教士影响下宫廷绘画的新局面a,传授西画技法。意大利画家乔凡尼.杰拉蒂尼进入宫廷供职后曾经教中国画家学习西画技法。此阶段西方传教士画家教授给中国宫廷画家的应该以油画技法和透视学内容为主,因为皇帝们不能欣赏原汁原味的油画,而更欣赏绘画中合乎数理的因素。这一传统在康乾盛世时期得以保持,继杰拉蒂尼之后的宫廷洋画师如郎世宁等优秀者都带过中国学生。b,与中国画家...     

福音、医学与政治:近代中国的麻风救治

明清以来中国各地就有隔离、救济麻风病人的传统,但为什么近代中国的麻风救治事业是传教士而不是中国人担当主要角色呢?文章从福音(传教)、医学和政治三个方面做了分析.传教士在中国的麻风救治,从一开始就有两个明确的目标:救人与救灵.中国传统中对待麻风病人也有消极的一面:即非科学的理解、冷漠、歧视甚至是残暴,导致传统慈善精神在麻风救治领域的缺失医学方面,传教士医生能追踪到当时最先进的药品和治疗理念,而中国传统医学在处理麻风病方面无能为力.政治方面,中国基督徒精英认识到麻风救治中的主权问题,组织了中华麻疯救济会,并极力推动国家承担救治麻风的责任,但国民政府在内忧外患、政经交困的局势下根本无心也无力去谋划这一事业.     

南怀仁治理历法事务探析

南怀仁在为清廷治理历法期间,通过同反对西洋历法者进行斗争、提拔钦天监内精通西洋历法的属员、向康熙宣扬其治理历法的功绩等措施,巩固了西洋历法的正统地位。此外,南怀仁因情势所需还为清廷铸造火炮。南怀仁治理历法、铸造火炮的劳绩,获得了康熙的赞许和认可,从而为天主教在华传教空间的拓展奠定了基础。     

学霸康熙

发明微积分的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是不折不扣的康熙粉丝.在他眼里，康熙就像一个备战高考的高三学生：“求知欲强烈到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这位受全国文武百官顶礼膜拜的君主竟可以同传教士一天三四个小时地关在房间，如同师生一般地相处，熟悉精密仪器，共同钻研书籍。”可为何一个皇帝要如此投入地学习西方科学？这恐怕要从一部历法的存废之争说起。     

孔夫子:“舶来品”还是“本土货”

美国学者詹启华曾经断言,“孔夫子”这个今天一般世人对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汉语称谓,在利玛窦来到之前的中国本土语言和思想文献中几乎不存在,它完全是利玛窦等西洋耶稣会传教士们“创造”和“制造”的结果.事实上,无论从西洋耶稣会传教士来华前的历史文物还是思想典籍两个方面来看,詹启华的上述说法都不能成立.     

汉文《地球说略》在日本的出版与传播

美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期间翻译编著了一些宗教书籍和科普书籍,对中国人认识世界提供了一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这些汉文西洋科学译书传入日本后,便以和刻本方式翻刻或译述传播开来,在日本普及了科学知识。《地球说略》作为世界地理学的入门书籍曾被日本人广泛地阅读,成为深受欢迎的地理书籍和介绍西洋情况的书籍。     

西洋传教士的福安方言研究概述

明代以来,地处闽东的福安,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西洋传教士在闽东传教的最佳切入点,是福建省天主教中心。为了便于传教,当时进入福安传教的多明我会士十分重视对所在传教区语言的掌握,福安话自然成为西洋传教士在闽东传教过程中重点学习和研究对象。《七音字汇》和《班华字典》即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两本福安话字典。这些字典的编撰,客观上保留了一个多世纪前福安方言的原貌,为我们探究福安方言的发展、变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碰撞、选择与融合——略论西方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四次革命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四大政治运动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这四次政治运动中,西方传教士采取的态度不同。他们除了对义和团运动采取敌视态度之外,对其它三大革命运动基本上都表示支持。持这种态度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国社会接受西方文明的内在冲动和资本主义鲜明的扩张掠夺性。西方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既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又在客观上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互动发展和异质文化的碰撞、选择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