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灾区农村居民住房重建资金获得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使用汶川地震灾区居民的社会调查数据,着重分析了震前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社会网络和灾后恢复的制度性安排等因素对农村家庭获得住房重建资金的方式和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震前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社会网络资源量较丰富的家庭能够获得更多住房重建资金。家庭社会网络中亲戚比例较高对于家庭获得亲友借贷的金额有正面作用,但对获得更多建房资金却有负面影响。政府统一建房补贴和银行贷款政策都更偏重于处在受灾更严重地区的家庭。可见,灾后重建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社会网络遵循相对优势法则配置资源,而政府灾后恢复制度则更可能遵循相对需求法则进行资源配置,二者共同支撑着灾后恢复重建。     

社会救助视角下农村家庭养老服务津贴政策构想

为救助困难家庭的老人、提升老人的养老质量，政府已为部分困难老人购买社会养老服务。然而受制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甚至部分城镇地区，社会化服务发展水平较低、服务人员和队伍不足，绝大多数家庭尚未享受到政府购买服务，困难老人仍然依靠传统的家庭养老服务。基于与政府购买社会养老服务政策相匹配的理念，文章通过梳理国内外家庭养老服务相关实践发现对提供服务的家庭予以部分经济补贴是可行之路，实际调研中也发现当下农村地区困难老人面临的养老责任扯皮推诿、服务水平低等问题多为经济不足诱发。针对农村地区为老人提供家庭养老服务的困难家庭，本文从目标、原则、管理体制等几个方面为其构建农村家庭养老服务津贴政策。     

当代中国家庭变迁：特征、趋势与展望

家庭变迁是探讨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视角。基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结合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从家庭规模、家庭关系、家庭策略3个方面对20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家庭变迁的特征和趋势进行多维度分析。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家庭代际结构转向以一代户为主，家庭类型呈现多样化趋势且以核心家庭为主；家庭关系趋向平等化和民主化，家庭生产功能日益扩大化，家庭赡养功能在城乡之间呈现不同特点，一些家庭问题开始凸显；在城乡中国和全球化背景下，家庭策略选择表现为当代中国家庭在应对复杂多元社会变迁时的主动调整与适应。未来中国家庭类型在日渐多元化的同时，将依旧以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为主。     

老年人的家庭禀赋对其居住安排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

连续性理论解释了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迁机制，认为囿于家庭禀赋的老年人会调整自身的居住安排，但是这种居住安排的变迁受到老年人行为与观念的异质性影响和中介作用。基于2014—2018年三期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运用潜在类别模型和二元逻辑斯蒂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家庭禀赋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支持老年人依据家庭禀赋理性选择居住安排的观点，家庭禀赋减弱会显著促进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并且这一结论在改变家庭禀赋临界值后仍然稳健。同时，这种影响的城乡异质性不大，时期效应显示城市空巢化趋势明显，而农村出现一定反弹。研究还验证了行为与观念对居住安排的禀赋限制的异质性影响和中介作用。一方面，在异质性影响下，行为与观念表现为紧密型和依赖型的老年人，其家庭禀赋减弱后与子女同住概率较高；另一方面，在中介作用下，行为与观念表现为独立型和工具型的老年人，其家庭禀赋减弱后会通过调整家庭社会网络类型，改变居住安排。综上所述，研究认为政府应正视居住安排的空巢化变迁，重点关注观念等软指标对居住安排的影响。     

农村社会救助群体再就业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福利依赖"现象与社会救助制度几乎是如影随形,所以世界上不同国家都不约而同地建立了以"就业福利"为主的社会救助模式,影响救助群体就业意愿的因素十分复杂。鉴于此,笔者以中国16省37县市的社会救助对象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Logit模型对社会救助群体再就业意愿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性别、年龄、享受社会救助前所从事的职业、享受社会救助前年家庭人均收入、年人均社会救助收入和是否享受了社会救助配套项目等个体特征变量对社会救助群体的再就业意愿存在显著性影响。     

长期护理保险的模式选择与体系构建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家庭财务脆弱性指标，借助健康状态转移概率、预期余寿与失能护理成本测算结果，估计不同财务脆弱性家庭老年护理的保障缺口，并模拟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扩面的政策效果。测算结果显示，中国中度或重度失能家庭会面临居家护理与机构护理的保障缺口，长期护理保险可以有效控制居家护理模式下家庭失能风险敞口，但无法完全弥合机构护理保障缺口，因此居家护理保障模式可能是大部分失能家庭的较优选择。长期护理保险有助于缩小家庭居家护理保障缺口的城乡差距，对同时负担多位失能父母居家护理支出的家庭予以有效保障。据此，文章建议将长期护理保险的保障范围扩大至中度失能老人，建立健全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并将家庭财务脆弱性纳入制度考量范围，构建涵盖社会救助、基本长期护理保险与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的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体系。     

中国已婚女性意愿生育数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利用2004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分析了个人因素、家庭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对中国已婚女性意愿生育数的影响。结果显示，个人因素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单位类型及月均收入水平对其意愿生育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社会因素如城乡、所在省份亦对意愿生育数有影响；但家庭因素，被调查者有无兄弟姐妹对其意愿生育数影响的统计学意义不显著。     

我国已婚人群平衡工作与家庭冲突的困境——基于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效应分析

工作-家庭冲突是个体在工作领域与家庭领域之间扮演角色时，在某方面存在互不相容的矛盾所导致的冲突。我国已婚人群数量庞大，工作-家庭冲突已成为已婚人群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2019年的基线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已婚人群受教育水平对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总体上，受教育水平的提升会显著降低工作-家庭冲突的发生概率；在不同特征已婚人群中受教育水平的影响效应具有异质性，一是受教育水平缓解已婚人群工作家庭矛盾的效应和途径具有性别差异，二是与青年已婚人群相比，中年已婚人群所接受的教育的沉淀效应更为显著，三是受教育水平缓解农村已婚人群工作-家庭冲突的效果明显高于城市已婚人群；在传导机制上，受教育水平主要通过提高工作获得、减少工作损失降低工作-家庭冲突的发生概率，而家庭融洽则在受教育水平与家庭-工作冲突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为改善我国已婚人群工作-家庭冲突状况，应大力提升义务教育质量，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缩小地域和城乡教育差距；同时要为劳动者提供管理规范、服务高效的就业市场，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应完善家庭支持政策，缓解家庭压力，建立普惠多元的托育服...     

家庭资源对子女离家的影响：抑制还是促进？

离家事件直接引起家庭户数量、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子女离家通常伴随着结婚、就业和求学等重要事件的发生，家庭资源是影响离家行为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5期整合数据，应用离散时间风险模型研究家庭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亲子关系及居住环境等）对子女因婚姻、升学、初次就业等不同原因离家的影响，并分年龄、性别、城乡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子女离家的高峰是在19-25岁，之后逐渐趋缓。总体上家庭资源对子女离家起到抑制作用，其中家庭经济资源对较年幼子女初次就业离家及较年长子女婚后离家有抑制作用，这与西方国家相关研究发现家庭经济资源对子女离家有促进作用的结论截然不同。家庭社会资源对较年幼子女的升学离家有抑制作用，对于较年长子女离家的影响不明显。与男性相比，家庭文化资源会提高女性升学离家的可能性，而家庭居住环境良好会降低女性婚后离家的可能性。与城镇相比，农村家庭文化资源对子女升学离家和就业离家存在比较显著的促进作用。亲子关系和谐会抑制子女因就业而离家。在当前我国人口和家庭结构发生深刻转变的背景下，文章基于家庭资源的视角为理解我国青年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及其与西方国家的差...     

计生困难家庭救助机制的有效补充

2010年以来,山东省诸城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局、诸城市计划生育协会积极探索完善困难计划生育家庭救助机制,在全市广泛实施了＂计生助学结对帮扶＂工程,即由各级党政机关干部、人口计生系统干部和社区、村居干部个人出资,结对帮扶困难计生家庭中小学、初中或者高中阶段的孩子完成学业,确保困难计生家庭中的学龄儿童和其他孩子一样,能够顺利健康成长。     

城镇家庭住房困难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广东省调查数据的发现

利用2010年广东家庭追踪调查城镇部分数据，研究转型期城镇家庭住房困难状况，结果发现：城镇家庭收入与住房困难成“倒U”关系，其他因素如家庭规模、户籍分割及高房价背景均与住房困难存在明显关系，但住户特征与住房困难的关系较弱。显然，理解转型期城市住房困难现象不能仅从市场的收入逻辑进行解释，住房市场嵌入在各种制度因素之中，旧的分配制度与新的市场因素均会左右城镇家庭的住房状况，住房困难是家庭特征、市场环境及国家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The erosion of the family: A study of the fate of the family in Ghana

Abstract In Ghana, as in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it has been held that one cultural element acting towards the maintenance of high fertility has been the awareness that large families do more than small ones to ensure assistance to parents during sickness and especially during old age. The only experience known to the society of the fortunes of those in the latter condition is necessarily that of those who are already old and need such assistance. During 1963-64 a survey of 800 retired persons over 60 years of age was made in Ghana. Respondents of each sex were randomly selected within the urban southern rural and northern rural areas of the country. An examination was made of the effects of mortality and other factors in reducing the amount of possible assistance given by their children below the potential maximum determined by the original level of births. Differentials in fertility by area of present residence were discovered. It was shown that, although the average number of children supporting aged parents is greater in the case of large families, the extent of the assistance is not proportional to original family size, because of differentials in mortality, the chances of survivors reaching adulthood by their parents' old age, and the chances of adult survivors being able or willing to give such assistance. Only families who had between one and four children presented their parents with any considerable risk of receiving no help from their children. It was shown that there are grounds for conflict between the need for maximising assistance by having as many children as possible and by educating as many as possible. It was also shown that there is little evidence that parents consciously make such decisions in order to create an individual 'social welfare' system in that an extension of the state social welfare system would not, according to respondents, do much to change their views about desired family size.     

农村干部对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的认知与评价——基于对吉林省部分农村地区的调查

调查表明,农村基层干部普遍对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对奖励扶助对象规定的合理性持基本肯定态度。大多数干部认为,奖励扶助政策在推动群众生育观念转变、纠正出生性别比失调、稳定人们政策生育行为和促进计划生育工作开展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发挥了作用。奖励扶助政策对于一些农民家庭转变为城市户口的意愿产生微弱的抑制作用。提高奖励扶助标准、扩大奖励扶助对象范围、政策能够持续和降低享受奖励扶助政策的最低年龄等,是农村干部对改进完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制度的主要建议。     

返乡劳动力的再迁移意愿和再迁移方向选择

部分流动人口回流迁移后仍会再次外出和继续迁移。研究发现,约三分之一的返乡劳动力具有再迁移意愿,县城及中心镇是他们再迁移的主要方向,呈现出就近城镇化的特点。就业机会与预期收入的驱动、家庭整体利益的权衡、社会网络的助推既决定他们的再迁移意愿,也决定再迁移方向的选择。(1)返乡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就业稳定性和劳动技能培训经历显著影响其再迁移意愿,劳动技能培训提高了返乡劳动力选择县内再迁移的可能性。(2)家庭照护(居住)安排、土地耕种安排与子女教育安排也会影响其再迁移意愿,土地流转会增强返乡劳动力向省外的再迁移意愿,子女教育期望与入学机会是返乡劳动力向省内县外再迁移的重要因素。(3)返乡劳动力再迁移主要受其亲属网络的影响,而非地缘网络的影响。充分发挥返乡劳动力作用,有序引导其再次流动,对乡村振兴和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The impacts of rapi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on family structure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Brazil, 1981–2011

This study analysed the impact of changing family structure on income distribution. Specifically, it analysed how changes in the proportions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family in the population contributed to increases in the income of the richest and poorest social strata in Brazil, and the consequent impacts on income inequality. Rural and urban families were compare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these dynamics had different impacts on more developed (urban) and less developed (rural) areas. The results emphasize how changes observed in family structure are more pronounced among the richest families, contributing to an increase in (i) the income of the richest families and (ii) income inequality between the richest and poorest families, as well a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农村空巢家庭的养老保障问题研究

当前空巢家庭在城市和农村的大量出现,在中国家庭发展史上尚属首次,而且可以说现在仅仅是才开始。空巢家庭是新出现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相对于城市里的空巢家庭,农村空巢家庭的老人可以利用的养老资源极少,养老保障问题更为严重,也更容易被忽视。本文立足于我国农村空巢家庭日益增多的现状以及这类家庭的老人面临的问题,就如何实现其养老保障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完善我国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思考

贫困人口医疗救助制度是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组成部分,有必要对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实施医疗救助制度,要正确处理好农村贫困人口医疗救助制度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关系。福利经济学、凯恩斯经济理论和剑桥学派的社会救助思想是我国农村医疗救助制度的理论基础。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医疗救助制度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需要确立政府在医疗救助中的主体地位,扩大农村大病医疗救助的范围,建立社会救助机构和基金,完善医疗救助政策法规体系。     

城乡统筹战略指导下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实行的以保障全体公民基本生存权利为目标的社会救助制度。针对我国目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基于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思路，城镇和农村实施的是内容和标准完全不同、甚至是城镇低保制度优于农村低保制度的不公平的现状。如何有效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是一个值得深思和解决的问题。本文认为，以城乡统筹的战略发展思路，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探索城乡统一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一条解决城乡贫困问题的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     

中国农村养老保障的制度创新与农村人口发展

本文以城乡统筹社会保障改革的指导思想为指引，立足于中国农村人口转型的时代背景和发展趋势，结合国际农村社会保障最新发展趋势的分析，探讨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制度创新问题。文章认为当前农村应着眼于计生家庭、高龄人口及无子女家庭等重点人群，更加重视老年津贴、小额保险和特种储蓄等新兴政策工具，更好地实现社会养老保障同传统的家庭保障、村社集体互助组织等的有机结合。走出一条城乡之间相对独立而又良性互动的、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