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生命历程对其男孩偏好的影响

男孩偏好是导致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升高的根本原因.妇女是男孩偏好传统的受害者,她们的生命历程中经历了许多基于性别的差别待遇事件.这些事件会对妇女自身的性别观念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文章以生命历程理论为理论框架,通过对调查数据和资料的分析,研究妇女生命历程中的事件对其男孩偏好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妇女生命历程各个不同阶段中,她们所经历的一系列基于性别的差别性待遇的影响会不断累积,让她们逐渐感知到两性在家庭、社会中所处的不平等地位,从而增加妇女发生男孩偏好的可能性.甚至这些经历和事件发生的时间、次序,都会对妇女的男孩偏好产生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弱化妇女男孩偏好的政策建议.     

性别偏好的量化衡量及其与生育率关系的探讨

家庭对孩子的性别偏好尤其是对男孩的偏好在中国农村是决定妇女生育观和实际家庭规模的一个重要因素。性别偏好的强弱受到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和,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与生产方式的双重影响,并造成了性别偏好存在的不可避免性。     

选择性、传统还是适应:流动对农村育龄妇女男孩偏好的影响研究

我国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正在改变着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观念,传统生育观念中的男孩偏好逐步弱化.文章梳理了流动对人们生育观念影响的相关理论,并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在控制了人口流动的选择偏差的条件下,比较了从未流动的农村育龄妇女和有流动经历的农村育龄妇女在男孩偏好方面的差异,并进一步研究了“流动时是否与丈夫在一起”的经历对农村育龄妇女男孩偏好的影响.结果表明,有流动经历和没有流动经历的妇女在男孩偏好方面确实存在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一方面是由于流动的选择性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源于流动使妇女的生育观念更为现代化,弱化了她们的男孩偏好.但是,流出地的文化传统依然通过家庭和社区影响着妇女生育的性别偏好.     

“男孩偏好”的家族制度影响研究

本文根据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家庭及生育状况研究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农村广泛存在的家族制度对男孩偏好的影响。结论认为,家族制度约束力的三个部分：宗族势力、婚嫁模式和传宗接代观念对男孩偏好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婚嫁模式对男孩偏好的影响程度最高。     

农村二孩家庭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的影响研究

基于资源分配理论,选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数据,考察了农村二孩家庭中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相比有妹妹,有弟弟的长姐身高Z评分将降低0.254个单位,表现出发育迟缓和消瘦的概率比正常组将分别提高5%和2%,但与肥胖不存在显著关联。性别平等感知在男孩偏好与长姐体质健康关系中发挥调节效应,父母感知到的社会性别平等越弱,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的不利影响越强。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的影响存在异质性,长姐处于学龄期、二孩处于学龄前和父亲出生队列较早时,男孩偏好对长姐体质健康将产生更不利的影响。未来应结合我国农村地区重男轻女的社会环境,在保证儿童福利有效供给的基础上,发展以家庭为核心的福利政策,全面构建普惠型儿童福利支持体系。     

婚姻形式与男孩偏好:对中国农村三个县的考察

应用在招赘婚姻高度流行区、中度流行区和低度流行区的调查数据 ,本文研究了严格生育控制下婚姻形式以及个人、家庭和社会因素对男孩偏好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研究发现 ,嫁娶婚姻的生育行为有明显的男孩偏好倾向 ,而招赘婚姻的生育行为则不存在性别偏好 ;男孩偏好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 ,招赘婚姻的流行显著降低了当地的男孩偏好水平。研究结果为政府在农村降低男孩偏好水平、稳定低生育率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中国农村的男孩偏好与人工流产

文章使用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中国农村在生育政策实施的不同时期的男孩偏好和人工流产的关系。研究发现,人工流产与出生性别比的时间趋势、特征和变化模式基本一致;在只有两个孩子的妇女中,第一孩为女孩的妇女再次怀孕后进行人工流产的风险显著高于第一孩为男孩的妇女。这些结果揭示了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的普遍存在和男孩偏好对人工流产的重要影响,验证了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对出生性别比上升的作用。     

中国人口生育意愿与男孩偏好研究

本文基于"四川省促进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平衡问卷"的调查数据对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与男孩偏好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所调查育龄群体的理想子女数约1.8个;男孩偏好发生概率具有明显的地区、人口特征,民族属性、家人想法、对生育政策知晓情况以及养老方式等变量对男孩偏好的影响显著。分析认为,这是个体所处环境对其影响作用所致。因此,政府应借助各类传播媒介,利用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等方式,加大对人口现状及生育政策等知识的宣传,扩大新型生育观念普及面,通过减弱男孩偏好逐步实现出生人口性别比结构平衡。除此之外,"一儿一女"的生育偏好普遍存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虽然满足了婚育家庭的生育需求,但有可能激发一孩是女孩的家庭的男孩偏好,打击"两非"仍是未来人口工作重点。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中国城市女性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

文章利用2016年全国6省12市生育调查数据,分析中国城市家庭已婚已育一孩妇女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有24.4％的人计划生育二孩并且有明确的时间安排,有5.1％的人计划生育二孩但没有时间安排.生育偏好受个体家庭生活和成长环境的影响,跟公婆居住、有兄弟姐妹的女性更可能有二孩偏好,但这些因素并不对生育计划产生影响;现实两大限制因素——经济成本和照料压力影响生育二孩的计划,但并不对生育偏好产生影响;男孩偏好是一种现实促进因素,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女性更可能有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计划;生育计划和生育偏好之间的偏离也主要受到现实因素(年龄、家庭收入、照料可获得性、性别偏好)的影响.     

性别偏好如何影响家庭生育数量?——来自中国城市家庭的实证研究

家庭生育数量会受到性别偏好的影响,但影响方向和作用机制还未达成共识。文章利用全国城市青年调查数据,对性别偏好和家庭生育数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性别偏好并不等同于男孩偏好,其内容呈现出多元化特点;无性别偏好在城市已婚已育青年中所占比重最高。不同性别偏好对家庭生育数量的作用方向和强度有所差异:性别数量双偏好会显著提升家庭生育数量;与无性别偏好相比较,单性别偏好也会提升家庭生育数量,但女孩偏好对家庭生育数量的提升作用更强也更显著。     

性别偏好的代际影响:基于意愿和行为两种路径的观察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利用2016年全国调查数据,通过观察意愿—意愿以及行为—意愿两种路径,实证分析了中国城市初婚女性性别偏好的代际影响。研究发现:父母对城市初婚女性性别偏好的代际影响存在同向关系,且与女性意愿孩子数量无关;公婆的代际影响只作用于一孩;兄弟姊妹性别结构对城市初婚女性的性别偏好具有显著的同向影响,另外,儿女双全原生家庭成长起来的女性相比较独生女更可能具有男孩偏好。研究结果揭示了在以一孩无偏好、二孩双偏好为主流意愿的城市女性中,仍存在着男孩偏好的空间,原生家庭父母性别偏好及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现有子女性别结构以及根据出生性别比指标30多年来的变化态势分类以及现居住地省份对女性性别偏好的重要影响。     

男孩偏好对中国生育率的影响

男孩偏好在中国普遍存在，早已为学术界和政府所关注，然而，究竟已生子女的性别对生育率产生了多大影响？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直接的、定量的回答。本文利用抽样调查的资料，应用寿命表分析及Ａｒｎｏｌｄ－指标方法，定量计算了妇女己经生育的子女的性别对妇女以后的生育行为的影响。     

性别偏好与中国妇女生育行为

利用 1 997年中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数据 ,就性别偏好对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 ,性别偏好对中国妇女在家庭组建、避孕使用、流产选择、生育间隔等方面具有重大影响 ,并用各种回归模型进行了检验。此外还对性别偏好对生育率的定量影响进行了估计。     

性别偏好与农村妇女生育行为的实证分析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目的由于传统文化在农民的意识中根深蒂固，而且性别偏好在农村显然比在城市显著，故研究者的眼光多放在农村。性别偏好是中国农民生育需求的核心所在，最难触动。以往这方面的研究虽然从原因、表现、后果、解决措施等几个方面来分析，但大体是侧重在其原因以及研究性别偏好和生育性别选择所产生的影响上。本文利用对湖北部分县市的调查资料，对妇女生育行为、男孩偏好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加深对性别偏好和生育行为本身的研究，加深对观念，生育行为的动机、逻辑方面影响出生性别选择的认识。     

男孩偏好与儿童健康的性别差异:基于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环境的考察

本文使用中国营养与健康1991年和2000年的调查数据,在中国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环境下分析了男孩偏好对儿童健康性别差异的影响及其变化趋势.通过实证比较农村总体儿童、"一孩半制"生育政策地区儿童、以及遵守"一孩半制"生育政策家庭的第二胎儿童健康状况的性别差异,本文分析了男孩偏好对儿童健康性别差异的影响.我们发现,从1991年到2000年间,整体农村儿童健康的性别差异在逐渐缩小,但是在特定情况下,男孩偏好对儿童健康状况的影响依然显著.     

“生”与“不生”的矛盾——家庭资源、文化价值还是子女性别?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利用2016年浙江省宁波市生育决策调查数据,考察家庭资源、文化规范和第一个子女性别对女性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已生育一孩的育龄妇女中表示"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约为20%,且二孩生育意愿存在户籍差异;女性的二孩生育决策同时受到家庭资源和文化规范的双重约束,综合考虑现有子女是否能够满足其男孩偏好、子女对于自身的成本—效用以及可供家庭分配的资源状况等因素决定是否生育二孩;女性的再生育决策模式存在户籍差异,其中城镇育龄妇女的男孩偏好程度较低,倾向于根据家庭资源状况进行二孩生育决策,具有理性决策的特征,但流动和农村女性的再生育决策表现出明显的价值取向,子女效用、男孩偏好等因素对其生育决策的影响较大。     

中国农村妇女就业与生育行为比较研究

应用“中国农村妇女就业和生育”抽样调查的数据,比较中国农村上海嘉定县、山西孝义县和陕西洛川县妇女就业状态、性别偏好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妇女就业水平和生育之间的关系在区域之间有很大不同;妇女的就业类型对生育行为没有影响;而妇女的男孩偏好对此有很大影响。这些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计划生育政策和执行程度以及文化特征显著决定了妇女就业和生育之间的关系。然而两种标准的假说：妇女角色不相容理论和工作机会成本理论,并不能解释这种关系。     

中国农民生育需求的变化

农村经济改革引起了中国农民生育需求发生了许多变化,以浙江省部分农村为例,随着妇女地位,尤其是年轻妇女的经济地位的提高,改变了人们对男孩的偏好,认识到在农村生产、生活和家庭养老中,女孩也同男孩一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在现实生活的需求发生变化的同时,人们精神生活的需求并没随着发生根本的变化,生男孩仍然是农民精神上的最大满足,这是近年来中国部分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根本原因。中国农民离“少生、晚生、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现代生育模式还有相当的距离,生育观念的现代化,既要求物质上的现代化,也要求精神上的现代化。     

社会经济发展与男孩偏好的淡化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育龄妇女家庭与生育状况调查数据,对男孩偏好弱化现象及导致男孩偏好弱化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农业技术和生产工具的进步、农村家庭收入来源中非农收入比例的提高、男孩较高的养育成本、社会保障的完善和人口流动性的增加所导致的人们对“养儿防老”预期的降低以及住房、交通条件的改善等一系列社会经济变化的共同作用,使人们的男孩偏好逐步淡化。     

对中国生育"男孩偏好"社会动因的再思考

本文通过对部分中国育龄夫妇生育性别选择行为的文化诠释和制度分析,说明了生育“男孩偏好”的文化根源和制度基础。指出:在中国社会,男孩具有女孩所不具备的价值、特别是家庭和社会价值;同时“男孩偏好”是一种源于家庭制度和个体社会行为模式、制度化的社会价值取向。因此,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从根本上说反映了制度与文化的冲突,要扭转它需要制度创新和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