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排斥视野下的农村青年婚配难解读——来自辽东南东村光棍现象的调查与思考

农村青年婚配难是各种结构性因素与非结构性（场景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出生性别比失衡、婚姻梯次和年龄结构差等是导致农村青年婚配难的结构性因素，而个人条件、经济基础、思想观念和社会关系网络等则是引致农村青年婚配难的非结构性（场景性）因素。本文基于辽东南东村光棍现象的实地调查，通过引入社会排斥理论，对农村青年婚配难现象的非结构性因素展开了分析和探讨，认为：身体排斥、身份排斥、经济排斥、观念排斥和社会关系排斥等是导致农村青年婚配难的主要排斥机制。婚姻排斥作为一个集场景性与结构性相结合的分析性框架，是我们理解和解释婚配难、婚姻市场失衡等问题的新的理论视角。农村青年要想顺利地进入婚姻市场，青年自身、基层组织和国家必须“力所能及”地克服和消除社会排斥机制。     

社会网络视角下中国农村成年男性初婚风险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婚姻挤压背景下,男性拥有较多的社会网络资源是否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结识异性和获得应急性经济支持的机会,从而增加了其初婚的概率?利用2008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安徽X县调查的数据,从社会网络角度出发,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分析影响18~50岁农村男性初婚风险水平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当前农村男性的初婚年龄主要集中在22~27岁之间,27岁以上仍未结婚的男性,其成婚的概率急剧下降,成为婚姻市场的弱势群体;男性自身的特征和资源拥有状况,包括婚前社会网络、个人经济和非经济特征、家庭和社区因素,往往决定着个人的初婚风险水平,一般来说,男性自身特征和资源拥有状况越差,结婚的可能性越小。     

婚姻挤压对农村流动男性养老意愿的影响——基于压力应对理论的分析

我国农村持续的性别失衡带来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对家庭养老造成不利影响。本文利用2009年福建省X市的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基于压力应对理论分析主客观婚姻挤压对农村流动男性养老意愿的影响。分析发现,在面对未来养老压力时,客观存在的婚姻挤压现状比主观遭受婚姻挤压更能构成养老压力源,大龄未婚男性拥有的养老资源少于已婚男性,因此大龄未婚男性更容易采用消极的退行方式应对养老,即不为养老做任何准备。     

家庭资源对子女离家的影响：抑制还是促进？

离家事件直接引起家庭户数量、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子女离家通常伴随着结婚、就业和求学等重要事件的发生，家庭资源是影响离家行为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5期整合数据，应用离散时间风险模型研究家庭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亲子关系及居住环境等）对子女因婚姻、升学、初次就业等不同原因离家的影响，并分年龄、性别、城乡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子女离家的高峰是在19-25岁，之后逐渐趋缓。总体上家庭资源对子女离家起到抑制作用，其中家庭经济资源对较年幼子女初次就业离家及较年长子女婚后离家有抑制作用，这与西方国家相关研究发现家庭经济资源对子女离家有促进作用的结论截然不同。家庭社会资源对较年幼子女的升学离家有抑制作用，对于较年长子女离家的影响不明显。与男性相比，家庭文化资源会提高女性升学离家的可能性，而家庭居住环境良好会降低女性婚后离家的可能性。与城镇相比，农村家庭文化资源对子女升学离家和就业离家存在比较显著的促进作用。亲子关系和谐会抑制子女因就业而离家。在当前我国人口和家庭结构发生深刻转变的背景下，文章基于家庭资源的视角为理解我国青年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及其与西方国家的差...     

美貌溢价视角下青年女性颜值对理想结婚年龄的影响

建立多情境美貌溢价分析框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本文考察青年女性颜值对其理想结婚年龄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青年女性颜值处于稳步提升状态，其颜值对理想结婚年龄推后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该结论经过内生性处理、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对比农村，城市未婚青年女性所受影响更大；相比于女性，未婚青年男性的颜值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颜值提升通过提高女性其他来源的主观幸福感，挤出缔结婚姻的主观幸福感，使得理想结婚年龄推后。应引导青年价值观，弱化颜值在各类社会资源分配中的作用，降低美貌溢价，凸显婚姻价值。     

家庭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职业性别隔离现象不断减少、男女受教育水平和教育收益率的逐步收敛,人力资本、职业和行业分布已经无法解释我国性别工资差异不断扩大的趋势。从家庭出发,考察婚姻、家务劳动分工和子女这些典型的家庭特征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运用2016年CFPS数据,在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研究结果表明:婚姻通过增加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和子女间接影响女性工资,家务劳动时间和母亲身份对女性工资率具有显著的惩罚效应,女性平均每周承担家务劳动17小时,这导致其周工资率减少34%,子女降低母亲8.5%的周工资率;相对于未婚女性,已婚女性每周多做7小时家务,这降低了她们14%的周工资率。男性则存在婚姻溢价效应。Oaxaca分解也显示,家庭特征,尤其是家务劳动时间,是性别歧视之外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本文按收入阶层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家庭特征可能引起低收入阶层更大的性别工资差异。本文的分析还显示,家务劳动对男性和女性具有门槛效应,且阈值位于10.5小时左右。     

农村男女比例失衡对农民进城务工意愿的影响

文章提出农村男女比例失衡是导致农民外出务工人数持续增长的重要推力。首先,当适婚年龄段青年男女比例失衡时,男性婚姻挤压现象会成为一个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未婚男青年将会在婚姻市场中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为了提高自己在追求配偶过程中的竞争力,外出打工挣钱成为一个合理途径。再者,男孩的父母会通过对当地青少年男女比例的观察来调整他们对儿子将来择偶过程中所要面临的竞争压力的预期,从而决定是否有必要通过外出务工积累财富来提高其儿子将来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最后,性别比失衡将通过对未婚男青年及男孩父母的影响而间接影响到其他人群进城务工的意愿,如单身女性或是女孩的父母,从而导致全体农村居民进城务工比率的增长。     

婚配结构对夫妻婚后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夫妻年龄、学历和家庭背景的对比分析

本文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对中国过去几十年婚姻市场的匹配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实证分析了年龄、 学历、 家庭背景三种婚姻匹配模式对我国居民婚后生活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1)我国婚姻市场的婚配模式在年龄、 学历和家庭背景方面存在"男高女低"的婚姻梯度现象.但随着时间推移,男女之间的这种梯度差距在逐渐缩小,特别是在学历和家庭背景方面体现的十分明显;(2)在年龄、 学历和家庭背景三种婚配模式中,夫妻的年龄差异对男性和女性的婚后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学历差异会同时影响男性和女性的婚后幸福感,而家庭背景差异仅对女性的婚后幸福感有影响;(3)家庭背景方面,女性在嫁给一个家庭背景好于自己的丈夫时,其生活幸福感会明显提升,但这种效果更多地存在于农村.对城市女性而言,家庭背景的差异对她们的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     

依附性支配：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变迁的一种解释框架——基于辽东地区幸福村的实地调查

本文根据辽东地区幸福村的调查,首先呈现出当前农村妇女在家庭权力、婚姻自主性等家庭地位方面的现状,进而阐述与分析了闲适在家并在经济上依附于男性的农村妇女,却获得支配性的家庭地位的悖论性。其原因是在既有的婚姻市场男女比例失衡的情况下,通过村庄的经济分化与夫妻情感需求增强两种机制的作用下形成的。笔者提出了＂依附性支配＂的概念作为当前农村妇女家庭地位变迁的一种解释框架,补充了已有的多从农村妇女自身经济能力的提高与参与社会性的大生产来理解这种现象的研究视角。     

中国大陆婚姻状况变迁及婚姻挤压问题分析

本文以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通过城乡之间的比较，借助对婚姻挤压以及中国大龄未婚人口现象的系统描述来揭示其存在的特征和后果。婚姻挤压和大龄未婚现象既与个人因素有关，同样受到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不仅在性别上有所差异，城乡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别，农村未婚女青年的比例较低，最多的大龄未婚女青年集中在城市。而婚姻迁移和社会对于男女两性的期望不同将会对新的婚姻挤压问题造成进一步的冲击。     

青年人口迁出对农村婚姻的影响

我国当前农村青年外流对地区婚姻问题和自身婚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自身婚配的影响,一些大龄未婚农村外流青年择偶难;二是贫困地区女青年婚姻迁移导致当地男性青年成婚困难;三是农村已婚青年流动对婚姻稳定性产生影响。针对农村青年外流带来的婚姻问题,要关心大龄未婚打工仔和打工女的婚姻问题;要关注农村单亲家庭中的孩子;要关注婚姻迁移导致的贫困农村地区“弱势累积”问题。     

Agricultural Opportunity and Marriage: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marriage behavior of rural white mal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e principal goal of the analysis is to assess the role of agricultural opportunity in determining nuptial timing and prevalence. The major issue addressed is whether restricted opportunity in farming retarded entry into marriage. Overall,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rural young men were less likely to enter marriage when local opportunity in agriculture was poor. One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the lo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influenced nuptiality was occupational choice. Young men who entered nonagricultural pursuits or who were employed as farm laborers were far less likely to have married than young men who became farmers.     

农村不同婚姻形式下家庭财富代际转移模式的初步分析

本文应用父母投资回报假说 ,利用湖北省松滋的调查数据 ,分析了农村不同婚姻形式下家庭代际财富转移的模式及其形成机理 ,揭示了婚姻形式与家庭财富代际转移模式的密切关系 ,说明了招赘婚姻在农村家庭养老方面的积极意义。     

人口安全视野下农业女性化问题研究

本文从人口安全的视野研究农业女性化现象。本文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是农业女性化产生的直接原因，经济利益最大化是农业女性化产生的内在原因，传统的性别观念是农业女性化产生的根本原因，女性劳动力人力资本处于劣势是农业女性化产生的重要原因。农业女性化现象产生以下重要的人口安全问题：一是农村劳动力人口结构中女性居多，不利于农业发展；二是农村人口素质普遍降低，不利于农村发展；三是女性人口的安全与发展受到严重威胁，不利于农村社会稳定；四是农村婚姻破裂和老人失养现象增多，不利于家庭稳定与和谐。为此，要以社会风险的理念和整体的思路治理农业女性化这一现象，加大城乡统筹力度，促进城乡人口结构分布合理；更新理念消除性别歧视，维护农村女性素质发展；强化人口宏观管理，促进城乡人口科学有序流动；改革相关配套制度，保障农村女性安全和发展；构建人口风险预警机制，提高应对人口风险的能力。     

摇摆的家庭：农村“新逃婚”的呈现及其产生机制——基于对赣南H乡新逃婚现象的调查与分析

“新逃婚”的出现给农村的婚姻与家庭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从相关案例分析发现,“新逃婚”现象主要出现在年轻夫妇、有婚生子女、跨省婚姻、男方家庭经济条件差和夫妇长期外出打工的家庭。“新逃婚”在打工潮的背景下表现的更加激烈,以打工过程中女性的婚外情为突出表现,并最终以女性的出走为结局。多数发生新逃婚的家庭男性都难以再婚,而女性则开始了新的婚姻生活。传统道德、舆论与地方性规范的式微,家庭关系与夫妻关系的松散和婚姻市场化程度的提升以及女性择偶观念的经济理性是导致“新逃婚”出现的主要机制。     

养老倒逼婚姻：理解当前农村早婚现象的一个视角

农村近年来重新出现早婚高潮,早婚率甚至已经逼近上世纪80年代的水平。本文基于豫东西村的实地调查,认为当前农村的早婚现象是代际关系变动的结果,即养老倒逼婚姻：父母希望早日完成人生任务以便趁年轻力壮为自己积攒养老资源,子女在接受早婚要求的同时也通过婚姻向父母索取了大量家庭财富,代际之间的理性博弈助推了早婚的出现。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代际关系变动推动的早婚仍将存在并可能有所发展。     

Postmarital Living Arrangements in Historically Patrilocal Settings: Integrating Household Fission and Migration Perspectives

This study integrates theory and research on household fission (or partition) and migration to better understand living arrangements following marriage, especially in historically patrilocal and primarily agricultural settings. Using panel data from the Chitwan Valley Family Study to analyze the sequential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hat influences men’s living arrangements subsequent to first marriage, we demonstrate the importance of distinguishing among extended family living, temporary migr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dependent household. We find that community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access to markets or employment, as well as household wealth affect the initial decision to leave the natal home. Household resources and use of farmland, along with the young men’s own education, media exposure, travel, and marital behavior, influence the decision to make the departure from the natal home permanent. Our findings explain why previous results regarding household fission and those focused on migration have provided such mixed results, and we establish a new framework for thinking about how families and individuals manage living situations.     

基于农业产业集群的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研究

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力就业，然而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困难更加突出。在各种解决问题的途径中，发展农业产业集群是比较有效的。本文深入分析了农业产业集群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作用机理和面临的障碍．提出了制定科学的农业集群规划、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鼓励返乡农民就地创业等建议．以解决农村剩余劳力就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