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独生子女生育意愿分析—基于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调查

本文基于2006-2007年江苏省“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调查”调查数据，对江苏省独生子女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理想子女性别蛄构和生育第一孩的理想年龄进行了定量描述扣二分类多元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年龄组的减小，独生子女理想生育子女数逐渐减少，其中理想子女数为一孩的比例逐渐增加而理想子女数为二弦的比例逐渐减少，理想子女数为三孩及以上的情况几乎不存在；对理想子女性别无所谓的比例逐渐增加。理想子女性别为一男一女的比例逐渐减少，理想子女性别为一个女孩的比例高于理想性别为一个男孩的比例；生育第一弦的理想年龄在逐渐增加。受教育水平和生育经历等因素对独生子女理想子女数为二胎以及对生育的子女有明确性别期待具有显著影响。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没有因为她们是独生子女而具有单一的模式。而是多样化的、因人而异。并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当考虑她们的意愿和行为时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不应当把她们作为一个简单的整体来对待。     

女性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就业性质和养老观念的视角

在人口政策改革背景下,育龄女性的二胎生育意愿是决定政策目标能否有效执行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新制度理论框架,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维度,实证检验就业性质和养老观念对育龄女性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就业性质对女性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群体差异,对于较年轻的“无子女”女性或“90”后女性,体制内就业对二胎生育意愿的影响表现为抑制作用,而对于年龄相对较大的“有孩”女性或“80”后女性,体制内就业的影响显著为正,呈现出体制庇护作用;持有“子女养老”观念的女性二胎生育意愿显著高于持有其他养老观念的女性,但是养老观念的影响会随着代际交替而逐渐减弱.     

我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研究综述:2000-2008

通过对2000~2008年国内有关生育意愿的调查资料和研究文献分析,对我国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现状、差异及变化特征进行概括。城乡居民意愿生育子女数的差异逐渐缩小,但意愿生育性别的差异仍然显著;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渐趋一致,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差异不显著;外出流动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影响较大,无论是生育意愿,还是生育行为,外出流动人口都更接近于目的地城市人口;生育年龄呈继续后移趋势;生育成本增高已成为生育意愿下降的主要原因。     

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生育意愿差异的比较研究——基于江苏省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调查

根据“江苏省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基线调查数据，本文使用交叉分析，多元线性回归等方法，探讨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生育意愿的差异。结果表明，在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性别和意愿生育时间方面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没有显著差异。     

生育转变的民族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来自汉族和蒙古族的比较

本文采用在2013~2014年寒假期间对内蒙古赤峰市、通辽市、锡林郭勒盟、包头市、阿拉善盟、鄂尔多斯市、兴安盟等地区的调研数据,通过一般回归方法和有序Logit Model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年龄、总收入、家庭人均收入、蒙语书写能力、是否独生子女、父母文化程度、自己文化程度、住房面积、照顾老人的数量等因素对蒙古族居民的初育年龄意愿、生育理想数和生育孩子性别意愿起到影响作用,影响作用显著;年龄和家庭人均收入等因素显著影响汉族居民的初育年龄意愿、生育理想数和生育孩子性别意愿。总体来看,教育程度及经济因素越来越明显地影响蒙古族居民的生育意愿,家庭养老和本民族文化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蒙古族居民的生育意愿。     

养儿防老观念和农村青年生育意愿——基于CGSS(2013)的经验证据

采用CGSS(2013)数据,本文实证结果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养儿防老观念增加了农村青年意愿生育数量并增加了对男孩的偏好;2.低收入和低教育程度的农村青年养儿防老观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大;3.收入增长、教育提升和社会保障完善对养儿防老观念产生显著负向影响.本研究认为养儿防老动机当前仍然是农村居民多生多育和性别偏好的重要原因,而随着收入增长、教育提升和社会保障的完善等经济社会的发展,养儿防老观念的弱化可能会对农村居民生育意愿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公共决策部门应持续加强农村地区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以应对未来农村地区可能出现的少子化带来的养老难题.     

中国"独生父母"婚育模式初探:以上海为例

自2001年开始,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正逐渐进入一个婚育高峰.目前,"独生子女养育子女"社会现象已在数百万城市家庭中成为现实,约占同龄婴幼儿家庭的34%左右,未来十年里,"独生子女养育子女"的新家庭将以千万计.据本研究1828份在上海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独生父母在婚育观、家庭结构和抚养模式上具有自己的特点,同时独生父母也与非独生父母存在不少共性.研究在分析独生父母现象之后,进一步探讨了该现象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符合二胎政策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差异——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对"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调查"的2007年基线和2010年跟踪数据中符合生育二胎政策妇女的分析,从社会心理学入手,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支撑,重新架构生育意愿到生育行为的理论框架,从微观视角来研究当政策赋予人们生育二胎权利时,妇女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之间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该地区符合生育二胎政策的妇女中,四成妇女的生育意愿高于生育行为,六成妇女的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为,尚没有妇女的生育意愿低于生育行为。当的确面临是否生育二胎的选择时,妇女会进行理性考虑,生育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都对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差异产生显著影响。同时,生育计划的制定是实现生育意愿的重要推动力。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养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研究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分别考察独生子女家庭和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的养老观念和养老意愿,重点分析两类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结果表明大部分老年人仍然认同"养儿防老"的观念,认为养老责任主要应由子女承担,在家庭中养老仍是最为老年人接受的方式。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相比,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更偏好独立居住,对子女养老责任的期待更低,但对子女精神支持的需求更高,同时更加企盼来自政府和制度的养老支持。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共同塑造了老年人的养老意愿,但对两类老年人的影响不同。从个人因素看,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会更为显著地影响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的养老意愿,特别是影响其对机构养老的态度。从家庭特征看,对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而言,配偶发挥的作用似乎超过了子女,对其养老意愿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夫妻健全"的独生子女父母更偏好独立养老。"养儿"对两类老年人均有影响,但意义不同。对于非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而言,有无儿子显著影响的是"在自己家还是子女家养老"的家庭内部决策;对于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而言,有无儿子则显著影响了其养老地点在家庭和社会之间的抉择。     

流动人口带眷流动意愿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带眷流动意愿。研究发现,流动人口最愿意带迁自己的配偶、父亲和子女;社会认同、长期居留意愿和年龄因素对于流动人口的带眷流动意愿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他因素如性别、担心父母的养老、受教育程度、住房来源和来流人地的时间等因素对于流动人口带迁不同家庭成员有显著影响。     

我国城乡居民分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的生育意愿研究

本文利用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2002年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的数据对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分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的意愿生育子女数量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农村外出妇女的生育意愿分析——基于鄂州、黄石、仙桃三地数据

本文利用2009年2月在鄂州、黄石、仙桃农村外出和未外出育龄妇女的调查数据，通过列联分析和logistic二元回归分析，从四个方面分别考察了外出与未外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育龄妇女的意愿子女数主要受其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状况等个人特征的影响，外出过的妇女的意愿子女数要显著少于未外出过的妇女，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外出妇女与未外出妇女本身的结构差异所引起的，外出本身对育龄妇女的意愿子女数并没有显著作用；在生育目的上，外出与未外出妇女存在显著性差异，外出能弱化传统思想在妇女生育动机中的作用；在意愿生育性别和意愿生育时间这两个方面外出和未外出妇女没有显著性的差异。     

中国妇女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现象广泛存在。在发达国家,普遍的情况是实际生育率大大低于意愿生育率。发展中国家同样出现了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的现象,但更多呈现出与发达国家相反的规律。中国也出现了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且实际高于意愿的情况。根据中国2001年全国生殖健康调查,基本完成生育的40~49岁妇女,其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8,而平均实际生育子女数为2.2。利用2001年全国生殖健康调查数据,考察中国妇女生育行为与生育意愿背离的特征和影响因素,并考察个体背景(个人特征和社会经济背景)、生育政策和生育孩子情况(包括孩子的性别结构和存活状况)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因素都对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差异产生显著影响,但性别偏好是造成生育行为大于生育意愿的主要因素。     

城镇就业人群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研究——职业结构、时间分配和性别观念的效应

文章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以城镇已婚就业人群为分析对象,探讨了职业结构、时间分配和性别观念与两性生育意愿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女性期望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比例低于男性;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更具社会性,男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更具生物性.此外,"时间贫困"对两性生育意愿均有制约,时间自主性强生育意愿也更强;而"时间稀缺"仅对女性有影响,性别观念更现代的女性较倾向于将闲暇时间为己所用而非生育子女.     

子女性别与家庭储蓄--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我国性别比持续偏高,给家庭经济决策带来一系列影响。文章从子女性别差异的视角出发,考察子女性别如何影响家庭储蓄及资产选择行为。基于2015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男孩家庭储蓄率显著高于女孩家庭。替换关键变量、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分位数回归法等稳健性检验支持上述结论。异质性分析显示,子女性别对子女年龄处于16~25岁的家庭、东部地区家庭、城镇家庭及高收入家庭的储蓄率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子女性别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主要通过“节俭效应”实现,男孩家庭倾向于减少享受型消费支出,同时有更强的动机购买多套住房。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子女性别的社会影响,并为中国家庭储蓄率差异提供了更丰富的微观经验证据。     

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区域差异——基于文化和社会经济视角的发现

文章利用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基于经济学和人口学的理论,从数量和性别两个维度分析青年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地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数量维度的偏离以青年女性的生育意愿高于生育行为为主要表现形式,理想子女数比实际子女数平均高0.4～0.5个,性别维度的偏离主要表现为近六成的青年女性现有子女性别结构未满足理想子女性别结构,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2）区域的“经济—文化”类型对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有显著影响,高人均GDP—强生育文化区域的青年女性生育数量与性别偏离的可能性相对更高;（3）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影响因素存在区域异质性,城乡类型、流动状态、年龄、婚姻状况、婚姻持续时长、民族、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和收入水平等因素对生育意愿与行为偏离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文化”区域存在差异。文章认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应综合考虑地域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异质性,力求实现“经济—文化”同向驱动和不同类型地区协同联动,推进人口的长期均衡高质量发展。     

城镇外来农村流动人口的生育观念与行为分析--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

本文利用2005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深圳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定量分析了流动前后城镇外来农村流动人口生育观念与行为的现状及其变化;并利用调查所得到的城镇户籍人口生育观念信息,比较分析了城镇外来农村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生育观念的差异。研究表明,流动后农村流动人口的期望子女数减少,生育数量偏好与城镇户籍人口无显著差异;理想子女性别偏好观念有所弱化,但仍强于城镇户籍人口;农村流动人口初育年龄推迟,初育间隔缩短,一胎与二胎生育间隔延长,但仍具有较强的男孩偏好特征,男孩偏好行为的改变滞后于观念的变化。     

北京市独生子女生育意愿调查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面贯彻,加上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竞争压力的增大,当代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发生了哪些变化,已经成为人口学者关注的问题。文章通过对北京市18个区县1206个独生子女的抽样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得出当代独生子女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改变,这将对其生育意愿产生较大影响。     

中国生育率下降实践和生育政策成本——效益

生育政策成本-效益概念可定义为按一定生育政策规定,因超过或满足生育子女数而增加或减少的孩子成本与效益。应在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收入提高的基础上,增大独生子女生育政策直接经济效益,增大超生子女生育政策直接经济成本,这是控制人口增长的关键所在。     

收入、相对地位与女性的生育意愿

文章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年成人调查数据，对中国52岁以下在婚、离婚和丧偶女性的收入、相对地位对生育意愿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在分析影响女性生育意愿的因素时，除了通常的收入、价格、职业和年龄等因素外，本文还特别引入了反映女性相对地位的变量。根据家庭谈判模型以及中国的现实情况，本文用相对收入、相对教育以及相对家务劳动时间来反映女性在家庭中的相对地位。结果显示，对于是否生育孩子的决策，生理因素的影响占据主导地位；对于生育多少个孩子的决策，社会经济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女性在家庭中的相对地位无论城乡均产生显著的影响，而女性的收入对生育意愿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