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家庭的现状与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家庭规模、代数、结构和居住安排等方面,描述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特征.结果表明,家庭规模为2.46人;平均1.54代人;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占68.6％),单人家庭次之(占27.0％),主干家庭和其他家庭各占3.3％和1.1％;2/3的子女与流动父母同住.但是,全国的平均水平掩盖了较大的地区性差别:中部地区和跨县流动者的家庭规模最大、代数最多、家庭结构更复杂、子女更易与父母团聚,而在东部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带跨省流动者中,家庭规模最小、代数最少、结构最简单,团聚更不易.这些特点透视出,各地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对家庭团聚设置的门槛不同,同时也折射出流动人口的自选择性.     

我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环境效应分析CSSCI

人口、经济和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环境问题的产生及解决与人口和发展密不可分。本文在了解人口和经济发展以及环境变化现状的基础上,利用通径分析技术,对比分析了2000年和2008年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环境效应变动情况。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的环境效应最大,其中,经济规模的环境总效应在增强,且明显大于经济结构的总效应,而结构总效应有所减弱。生产技术的环境总效应近十年来有所减弱,但环保技术对环境的总效应却在不断增大。人口发展虽然对环境质量带来一定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发展的总效应有所减弱,家庭规模变动和城乡人口结构变动对环境的直接效应及间接效应仍须重视。基于此,转变经济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环保技术发展才是真正减少环境污染的主要手段。此外,通过加快城市化促进我国城乡人口结构转变,积极发挥城市化对减少环境污染的正面积极效应,从家庭入手,改变家庭消费习惯将都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     

基于平均家庭规模的家庭结构预测方法

家庭结构对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具有重要意义,现有家庭结构预测方法受到数据要求过高、预测参数过多的局限.本文提出的三参数家庭规模结构方程,只有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参数,只需要预测平均家庭规模的变化趋势,就可以对家庭规模结构进行预测.模型整体检验显示,家庭规模结构方程的解释力在80%以上,模型的参数能够保持一致性.家庭规模结构方程具有良好的预测精度,绝对误差在0.02左右.利用中国公开的家庭规模结构数据对模型进行了运算,发现家庭规模结构方程是一种稳健、简约的家庭结构分析方法.     

家庭资源对子女离家的影响：抑制还是促进？

离家事件直接引起家庭户数量、规模和结构的变化。子女离家通常伴随着结婚、就业和求学等重要事件的发生，家庭资源是影响离家行为的重要因素。文章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5期整合数据，应用离散时间风险模型研究家庭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文化资源、亲子关系及居住环境等）对子女因婚姻、升学、初次就业等不同原因离家的影响，并分年龄、性别、城乡进行探讨。研究发现：子女离家的高峰是在19-25岁，之后逐渐趋缓。总体上家庭资源对子女离家起到抑制作用，其中家庭经济资源对较年幼子女初次就业离家及较年长子女婚后离家有抑制作用，这与西方国家相关研究发现家庭经济资源对子女离家有促进作用的结论截然不同。家庭社会资源对较年幼子女的升学离家有抑制作用，对于较年长子女离家的影响不明显。与男性相比，家庭文化资源会提高女性升学离家的可能性，而家庭居住环境良好会降低女性婚后离家的可能性。与城镇相比，农村家庭文化资源对子女升学离家和就业离家存在比较显著的促进作用。亲子关系和谐会抑制子女因就业而离家。在当前我国人口和家庭结构发生深刻转变的背景下，文章基于家庭资源的视角为理解我国青年人口流动的影响因素及其与西方国家的差...     

家庭变迁背景下的中国家庭政策

在人口转变和经济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中国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家庭结构逐渐简化、传统家庭功能趋于弱化。这对维系社会正常运作的各项社会政策带来巨大冲击,并由此将家庭政策的完善与改革提上议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家庭政策在影响人口发展、提供家庭保障和促进性别平等等方面有所建树,但仍未脱离含蓄型和补缺型模式的囿限。文章认为,中国的家庭政策体系应实现向明确型和发展型转变。首先应创建专门的家庭政策机构,在此基础上明确将家庭整体作为基本的福利对象、以发展家庭能力为目标进行家庭投资、推进家庭政策的适度普惠性,并尽量避免其他政策安排与家庭政策的相互制约乃至冲突。     

人口流动对家庭结构影响的统计研究

人口流动使完整家庭分离为结构不完整的流动家庭和留守家庭，导致家庭结构的变化，其程度需要定量分析。本文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依据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家庭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在我国家庭结构类型中核心家庭仍然占主体地位，近半数家庭是核心家庭；三代直系家庭和一对夫妇家庭所占比重比较接近，各占约五分之一；单人户和隔代家庭比重有所上升。人口流出即家庭成员的外出使得家庭结构类型向更小更简单的家庭结构类型转变。     

农村劳动力流动微观决策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并从家庭决策角度分析家庭禀赋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微观决策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农村劳动力省内与跨省流动微观内在形成机制。结果表明,家庭人力资本中的家庭规模每增加一个单位,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概率将增加3.5倍,而人均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外出务工概率较低;家庭社会资本对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负向影响,但在有成员外出家庭中,拥有丰富社会资本家庭的劳动力跨省流动概率较大;家庭经济资本的收入效应将大于替代效应,家庭经济资本越丰富,劳动力外出打工概率越低;家庭自然资本的替代效应将大于收入效应,丰富的家庭自然资本对劳动力流动具有促进效应;此外,农村劳动力流动还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     

当代中国家庭变迁：特征、趋势与展望

家庭变迁是探讨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视角。基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结合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从家庭规模、家庭关系、家庭策略3个方面对20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家庭变迁的特征和趋势进行多维度分析。研究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家庭代际结构转向以一代户为主，家庭类型呈现多样化趋势且以核心家庭为主；家庭关系趋向平等化和民主化，家庭生产功能日益扩大化，家庭赡养功能在城乡之间呈现不同特点，一些家庭问题开始凸显；在城乡中国和全球化背景下，家庭策略选择表现为当代中国家庭在应对复杂多元社会变迁时的主动调整与适应。未来中国家庭类型在日渐多元化的同时，将依旧以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为主。     

人口与家庭发展:基于协调耦合关系的指数构建北大核心CSSCI

在人口形势发生重大转折性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人口与家庭的关系更为紧密也更为复杂,但现有研究对人口与家庭发展的概念、测量和基本态势还缺乏统一的认识。文章基于转变理论和人口与家庭两个系统的协调耦合关系,利用CRITIC权重法计算指标权重、拟合指数,从多维视角出发构建人口与家庭发展指数并实证分析近30年来中国人口与家庭发展的基本态势。分析结果显示:1990年以来受计划生育政策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我国的人口与家庭发展呈现总体平稳的态势。人口系统中生育、健康、迁移、结构等各要素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人口发展指数在20世纪90年代后趋于下降,2000年以来略有回升。同一时期,尽管我国的家庭结构指标蕴含风险,但高等教育的普及使家庭人力资本水平大幅度提高,经济发展降低了城乡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这些都有助于家庭发展,家庭发展指数不断升高。人口和家庭系统的协调度和耦合度保持稳定,人口与家庭发展更多受到人口发展的影响。我国当前人口与家庭发展的短板在人口发展,需要尽力解决好生育率低、人口结构失衡、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人口与家庭系统耦合度长期保持较高水平的稳定将为中国实施促进家庭发展政策奠定较好的基础,有助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城市家庭功能发展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研究——以南京为例

21世纪的中国家庭面临着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家庭形式多样化,家庭功能社会化趋势明显,夫妻关系进一步平等和家庭成员老龄化等发展趋势。南京家庭也呈现出相近的变化态势,家庭人口规模已由五普的2.92人/户降至目前的2.77人/户,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由＂五普＂的8.24%升至9.20%,达73.61万人,列副省级城市第5位。吴帆、李建明等人指出,在这样的家庭变迁背景之下,家庭需求与家庭功能的对应结构失衡,家庭功能供求的自我均衡机制失灵,家庭能力建设比以往更加依赖外部的支持。周全德、冯庆林指出中国家庭发展面临结构失衡、功能弱化、关系松散和制度环境制约等困境。因此,各级政府更应聚焦家庭核心功能,了解家庭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并据此构建家庭友好型社会环境和制度支持,全面促进家庭发展能力的建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