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我国领导干部引咎辞职制度

引咎辞职是现代民主宪政的一种制度安排,是建立责任政府和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引咎辞职制度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改变政府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为官理念,增强政府工作人员的责任感,解决领导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难题,改进干部管理的方式,提高管理干部的水平,从而为我国建立责任政府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持。     

香港特区政府的问责制改革

香港特区政府于2002年7月开始实行主要官员问责制改革。这项旨在适应社会和市民对政府的问责性要求和提高政府能力的改革措施的推行,构建了一种在非责任政府体制下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问责制”实施两年来,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改革的路向是正确的。它在香港政治发展的历史上首次彰明,政府及其主要官员要以民意为依归,要向民意负责。     

香港主要官员问责制的评析及其借鉴价值

香港提出官员问责制的根本理念 ,是增强官员的责任 ,更高程度地满足公众诉求 ,建设责任政府和有效的政府。从总体上看 ,香港官员问责制的实施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有利于提高官员行为的透明度和责任感 ,从而改善政府治理。香港官员问责制对我国大陆建构和完善问责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矿难谈政府信用建设问题

矿难的频发，直接造成的影响是政府公信力下降，产生信任危机，即政府信用问题。由于对国家法律的滥用、地方政府职权的滥用、政府官员职能的滥用，直接导致了矿难一次次发生。除此之外，政府信用程度的降低，给社会将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因此，建构政府信用有赖于政府自身强化道德信用观，进行法治行政，建立以法治行政为基础的责任政府、透明政府，加快行政审批改革。     

责任政府理念下的行政问责法治建设探讨

行政问责法治化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对推进行政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存在着行政责任不够清晰、法律法规尚不完善、行政伦理建设不足、配套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对此,我国必须进一步明确政府官员的行政责任、加快完善行政问责法律体系、大力加强政府官员行政伦理建设和行政问责配套法律制度建设,以使我们的政府真正成为具有强大公信力和执行力、令人民满意的责任政府。     

论“官员问责制”与建立“责任政府”

"责任政府"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基本价值理念,是我国中央政府及地方各级政府行政追求的目标,要将官员的职位与责任直接挂钩的"官员问责制"推行、贯彻到底,就必须以古为鉴,将"官员问责制"有效提升到建立"责任政府"这一制度化层面;同时正确处理党政关系、党纪和国法关系,健全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制度体系,大众的参与也有利于促成"责任政府"的建立.     

责任政府与政府改革

本文通过对政府责任、责任政府的概念进行分析 ,说明责任政府是与民主制度、法治和公民自由相联系的政治理念。并且阐明只有在责任政府的构架内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政府责任 ,政府才能对其行为负责任 ;责任政府从责任形式上可分为角色责任和义务责任 ,从责任机制上可分为行政、政治、道德、法律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存在构建责任政府的制度环境和政治保障 ,探讨了责任政府理论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     

服务型政府的伦理责任探析

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政府在服务型政府将中扮演新的角色，由过去经济社会的领导者向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者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者转变。在公共行政新语境，出现的大量行政道德和道德责任缺失的现象，构建服务型政府的伦理责任，坚持权责一致的原则，转变政府职能，确立职能角色，使服务型政府的伦理责任真正得到实现，这是当前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任务和课题。     

公共事业民营化的法律障碍与现实阻力

公共事业民营化改革主张在公共服务体系中打破行政垄断的格局,引入市场和社会力量,形成公共服务供给中多元竞争的格局。民营化为改善公共事业管理绩效带来希望的同时亦增加了公共服务管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从实践来看,前置的法律限制与后续法律保障的缺失构成了我国公共事业民营化改革的法律障碍,而来自政府官员和员工的反对以及根植于公共服务体系中的责任与控制问题则构成公共事业民营化改革的现实阻力,公共事业民营化改革的有序推进有赖于法律障碍的消除和现实阻力的化解。     

公共政策执行的责任追究机制缺损及构建路径

霍布斯说过:契约若没有刀剑,就只是一纸空文.为了确保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就必须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以往人们对责任政府的要求仅仅停留在概念化阶段,对官员应负的责任往往缺乏明确界定,相应对失职的官员进行罢免、惩处与制裁也往往缺乏操作性的程序和手段.     

我国实现责任政府的理念转变与制度保证

“责任政府”既是一种基本价值理念，又是一种制度安排，对我国行政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其内容可按不同标准作不同的划分。 在我国，要实现责任政府，不仅需要在理念上完成从管制向服务、从重权轻责向权责并重和从非完全责任向完全责任三大转变。更需要通过制度的创新和建设来保证政府对其政治、行政、法律和道德责任的承担。     

论我国责任政府建设的困境与出路

责任政府是近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责任政府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政府在意识形态上、行政决策与执行上、工作方式上、行政执法责任等方面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本文对这些问题及其症结进行了研究和分析，进而提出了构建我国责任政府的对策。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中的政府环境责任及其实现机制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中的政府环境责任有着特定的对象、目标和实现条件。公共信托理论为政府承担入市中的环境责任提供理论支撑。当前，政府在入市改革中的生态保护理念缺失、政府的土地利用规划不合理、入市立法中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规范缺乏、入市中环境监管体制不完善，由此造成农村环境污染、农业生态破坏等不利后果。因此，应重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中的政府环境责任，包括政府环境决策责任、政府环境执法责任和政府环境保障责任等。基于此，在实现路径上，应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中践行生态保护的理念、加强入市中的生态保护规划、完善入市中的生态保护立法、健全入市中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在实现机制上，建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环境风险评估机制、环境风险预警机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理机制以及政府环境问责机制。     

清末新政时期吏部对州县官员管理的创新性探索

吏部是职官管理的重要机构,清末新政期间,吏部在裁、留未决的情势下,开始探索州县官员管理的新路径。其制度设计在三个层次展开,即下放州县官员的管理权及分科治事、对新任州县官员进行试用与培训、改进州县官员考绩制度。吏部改革虽未避免自身被裁的命运,但其改革的姿态、改革方向及实际作为却值得肯定与效法。清末吏部对州县管理创新的制度探索在行政管理史上具有极大的价值。     

“逆向软预算约束”:一个政府行为的组织分析

本文以“逆向软预算约束”概念概括基层政府自上而下地向所管辖区域中的下属组织和个人索取资源的行为,并从组织分析角度探讨这类现象产生的渊源:在微观层次上,干部晋升制度的机制和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基层政府官员追求资源密集型政绩工程的短期利益,为不断突破已有预算约束、追求预算外资源的政府行为提供了激励;在宏观层次上,组织制度自上而下的约束机制由于上下级政府官员的共同利益联合而难以有效运行,自下而上的企业或个人的抵制活动因组织程度的不对称而无法奏效,而权、责、利三位一体在实际运行中的分离导致责任目标制度的失败。因此,宏观组织制度难以对政府官员的行为实行有效约束。     

公共责任与官员问责制

源于西方政治的问责制(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如今在中国已成为现实,正在推行.为了理解官员问责制的内涵,对于英文"accountability"初始涵义,以及"责任"、"公共责任"等相关概念的考察就成为必要.本文在分析了这些概念之后认为,公开、民主、公平和效率是当前我国的官员问责制所追求的目标;而官员问责制的基本内涵有:政府官员应对其已履行的责任向人民汇报说明;对没能履行的责任要接受民众的问责;来自政府系统内部的问责;来自法律法规的问责及来自自身的问责.显然,把握问责制的这些内涵,对于我国官员问责制的成功推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六朝隋唐五代江南城市的市政和社会管理

六朝隋唐五代江南城市发展迅速,与政府周密的管理措施有着重要的关联。政府对城市的管理措施,可以分成多个方面。如在城市管理上,政府对城市基础设施、城市道路、城市房屋、城市卫生保洁等方面,有很多相关的规定。在城市的治安、救灾管理上,地方官员是城市治安的主要责任人,还经常用军队来稳定局势;发生自然灾害后,政府有专门人员参加救灾,有很多具体的措施救助灾民。政府有专职官员负责市场秩序,管理交易,控制物价,征收市税。政府在城市的公共事务方面都有很多具体的管理措施。政府对江南城市的管理,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同时也对江南城市的发展有很多抑制作用。     

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责任

如何界定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责任,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也是公共危机管理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从国家本质、人权保护、服务型政府,以及政府的职能与能力等方面论述了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同时也对政府责任、企业责任和其他组织的责任进行了界定,对政府责任的层次进行了分析.     

社会化媒体时代下政府官员媒介素养的调查分析

在社会化媒体下,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除了传统的媒介素养外,还应包括对社会化媒体的认识、利用和参与。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对社会化媒体时代政府官员媒介素养和影响因素进行调查与分析。发现在社会化媒体下,政府官员的媒介接触情况和在信息公开渠道的建设与保障上受到教育因素的影响;而在与公众的交流意识与能力上的媒介素养还受到职别的高低和政治身份的影响。这表明公务员的权责意识还有待加强。尽管政府官员们都认识到政务微博、微信的重要性,但是由于没有制度保障,尤其是领导重视不够,都成为了制约其发展的瓶颈。此外由于欠缺绩效考评机制和相关的集中培训,导致政府官员在面对时表现得较为被动,出现滞后性以及"躲猫猫"的情况。为此,未来的对政府官员的媒介素养教育,应当加强公务员自身素质的提高,增强权责意识,面对危机,共同应对。从新闻发言人培训过渡到政府官员媒介素养,尤其是社会化媒体的媒介素养的提高上来。     

宗族在近代社会中的控制作用——以晚清湖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在晚清湖南社会,宗族通过建祠修谱,管理族内民众,维护封建纲常和伦理道德,维持地方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成为与地方政府官员共同管理地方事务的基层力量。处在晚清社会中的湖南宗族在时局的变化下,和团练、保甲等相结合,通过所掌握的宗族权力,对地方社会的稳定发挥着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控制地方社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