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朝鲜朱子学初期形成特点及其演变

在朝鲜,朱子学自高丽末传入至李朝五百年,为取得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正统地位进行了长期而激烈的"崇正学、树义理"的论争,并形成了朝鲜朱子学的"斥邪论"特点.     

“神不灭”论与魏晋南北朝文艺美学中的重“神”思想

关于“形神”关系的不同辩难 ,与关于“神灭”论同”神不灭”论的论争 ,是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思想界的一个焦点。从哲学基本问题的认识看 ,“神灭”论属于唯物主义的范畴 ,而“神不灭”论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 ,这是不容置疑的 ;而从美学的意义上看 ,这场论争则大大提高了当时的思辨水准 ,深化了人们对精神现象的超越性、丰富性和广延性的认识 ,并直接强化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艺美学中的重“神”倾向。深入分析慧远、宗炳等人的“神不灭”论思想 ,可揭示出其与顾恺之、宗炳和刘勰等人在文艺领域里对“神”的重视与“神不灭”思想的内在关系。     

张载与徐敬德气论哲学之比较

张载和徐敬德分别是中国和朝鲜哲学史上气论哲学的重要代表。“气”是张徐二人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两人都强调气的物质性、对立统一性以及不灭性。然而张载的气学具有以义理为主的“四书学”特征,更侧重于物质性;徐敬德的气学则与道家哲学关系密切,含有更多的精神成分。在理气问题上,两者都主张理是气的内在属性,都使“理”凸现出伦理的色彩,但是在理的地位问题、理与气的结合程度以及对理的具体规定方面等都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二人的气论哲学均显示出东亚气论哲学的泛生命性、泛伦理性、经验性和前逻辑性等特征,这既是其魅力之所在,又是中朝气论哲学发展滞后之根源。     

“何徐创作问题”风波与京海派论争的终结

在1933-1934年的京海派论争中,论争一方关键当事人沈从文近四十天的缺席使“论争”实际上成为有论无争.但直接导致沈从文不再讨论京派、海派问题并最终导致京海派论争不了了之的,是此时突然爆出的“何徐创作问题”风波.受此一风波的影响,有关京派、海派的论争与言说,实际成了一场界线模糊的乱战.从胡适、鲁迅等对这场风波的反应来看,“何徐创作问题”风波突显出了京派海派、左派右派问题的复杂性和混沌性,直接导致了京海派论争的终结.     

文坛究竟座落在何处——论文协同人对"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

对梁实秋与抗战无关论的批判,是文协同人为了确立文协在文坛上的领导地位,坚持抗战文艺的基本方向而发动的,因此论争虽然围绕着抗战文艺的题材和艺术质量问题展开,但双方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观点其实并无差别。因论争的目的不在于探讨理论问题,因此从自由主义文艺思潮和左翼文艺思潮之间的冲突这个角度来探讨这场论争并不合适,除了争夺文坛领导地位这个先在的目的之外,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模式,以及论争双方各自理解的真实之差异,才是导致这场论争的根源。     

试论“丁卯之役”

所谓“丁卯之役”,即天聪元年(1627年)由后金汗皇太极发动的一次入侵朝鲜的战争。这次战争的结果,后金以武力迫使朝鲜签订互不侵犯的“兄弟之盟”,它对后金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后金策略列宁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应当研究战前的政治,研究正在导致和已经导致战争的政治”。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后金汗努     

谈清代汉学对史学思想的影响

清代,汉学对史学有重要影响。汉学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批评,导致了史学领域重考证、轻议论的治史风格的形成。经学上反对空言义理、主张训诂明而义理明,与史学上反对横生议论、主张史实真而是非见的观点在思维模式上是相同的。汉学治经的方法被运用到史学上,丰富了治史方法,使史家克服了以往依靠个人的学识主观先验地凭事理推测、鉴别史料方法的局限,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序,对于史学的客观化起了推动作用。在历史编纂学上,史家反对宋儒所重视的《春秋》笔法和正统论,也是受了汉学的影响,折射出宋清间史学由重阐发向重事实的转变。由于受汉学的影响,乾嘉时期的史家在解释历史发展时,已很少再执著于“天理”、“心性”这种纲常名分标准来评价历史事物。当然,汉学过分强调考证辨伪为“实”、分析评论为“虚”,也严重限制了史家宏观把握历史的能力。     

“文道论”与“理念论”

中国古代文艺是以“道”为核心的,反映在文艺理论上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首屈一指的“文道论”。西方文学艺术也有个类似“道”的东西,称之为“理念”,反映在文艺理论上,就是西方文论中赫赫有名的“理念论”。本文试图将“文道论”与“理念论”加以比较研究,以期探索中西美学与文论各自不同的民族特色。在中国,各家“文道论”皆是各道其所道,歧说纷纭,五花八门:有“自然”之道,有“阴阳”之道,有“圣人”之道,有“义理”之道。西方美学与文论中的“理念论”,也是一个歧说纷纭的概念,     

马一浮的“义理名相论”

马一浮的《泰和会语》和《宜山会语》两论著,分别有两篇和六篇以"义理名相"的副题来标谓。虽然这部分内容仍属于"六艺论"的范围,但理念和方法上,实际上是马一浮建构的融通儒佛而又辅以因明之学的新义理学说。如果说"六艺论"的旨趣在于追溯中国学术思想的经典源头,祖述与重建先秦儒家学说的思想结构,"义理名相论"则是马先生独自发明的可以施之于教的对"六艺"义理的阐扬与发明。宋儒的学说就是义理学说,所不同者,宋儒辟佛,马先生不仅不辟佛,反而认为融佛是释儒的不二途径,故以新义理学说称之。"六艺之道"、"六艺之教"和"六艺之人",是马一浮"六艺"学说的义理内涵及功能构成。"六艺之教"的教化与化成的过程是怎样具体展开的,以及如何运乎一心而能够更好地为受教之人所接受,亦即怎样施教才能育成"六艺之人",这是"义理名相论"所要回答的问题。     

“气”与船山心性论

本文认为 ,船山对“气”范畴的新规定并使之上升到本体地位 ,对他重新诠释儒家心性之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成为其关于心性问题讨论的基石 ,“气”的理念贯穿船山对心性论的理解 ,也是我们理解船山心性论的关键。     

中国古代“元气论”对近现代物理的影响和启示

中国古代“元气论”中包含有许多重要的自然观及科学思想,它通过对西方近现代物理学中“以太论”、“场论”、“量子场论”等的影响,为近现代物理学作出了贡献;“元气论”对现代物理学难题也将产生重要启示。     

宗藩体系下的中国外交思想与“和”

“宗藩体系”下的中国外交思想是在“华夏中心说”的思想基础上追求“和”的矛盾体,它经历了由人与人的交往规范到国家内部制度,再到国与国的交往规则的发展历程。当代中国外交思想的母体就是古代“宗藩外交”中所体现的外交思想,特别是“和平共处”、“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既摈弃了“华夏中心”的理念,又继承了和发展“和”的外交思想,成为我国重要的外交软实力,并结出了丰硕的外交成果。     

论唐代“三教合流”趋势的形成

印度佛教引入中土后,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经过了一段不适应的时期,到唐代已经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和道家文化形成互相融合的趋向。这种融合首先以佛学的中国化为契机,如天台宗“一念三千”就与儒家心性之学有某种暗合,唯识宗学理上虽仍与中国哲学格格不入,但亦显示出对皇权的依赖和臣服,华严宗则大量引用老庄而“以老解佛”,同时又对双方都有所改写和调和。禅宗是对佛教作中国化改造最彻底的案例,其顿悟说既融合了道家和玄学的成分,也具有儒家心性论的背景,成为后来宋明理学和心学的重要思想来源。对这些中国式佛学,儒家的回应既有批判,也有吸收,由此而提出儒家“道统说”(韩愈),并试图以心性之学来统一儒佛两教(李翱)。道家则以《道体论》为代表,借助于郭象的“无心论”而将佛理佛法大量融入道家经典,使道家哲学在思辨层次上提高了一个档次。这些都为后来宋明理学吸收三教而成一统准备了充足的理论前提。     

“文气论”话语范式转换与美学重释

在当代文学批评语境下,如何较好地契合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复杂关系。文章从当代理论重构的意识切入,分析“文气论”的现代话语范式,主要涉及“文气论”的哲学根源,指出“文气”之清浊决定了文章的审美价值,物之美恶;在“文气论”中,蕴含着作者与文本、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个人气质与后天学养、内容与形式等诸多辩证统一的关系,这无不彰显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突出特点———浑融性。文章关注从哲学和科学上的气论哲学到文学批评话语上的“文气论”这一生命美学范畴对现代话语范式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对比西方传统美学中崇高与美的审美范畴对立,阐释“文气论”的普适性价值及其合理性,使其现代阐释及美学重构成为可能,并为建立跨文化的美学理论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诸夏不如夷狄”?——从《燕行录》看李氏朝鲜的“华夷情结”

通过对《燕行录》的考察可见,明清易代后,朝鲜在“中国中心主义”的概念上主观地将“中华”与“满清”分离,在政治上视满清灭明为“夷狄攘中国”而继续认同前明旧制为正统；在文化上固守先王法服,视清国为“蛮貊之邦”而不无鄙夷.这其中既不乏遵奉正统的高傲正义感,又存对明亡的惋惜与对清兴的无奈,甚至还有着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略带矛盾的历史正义现.透过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期朝鲜燕行使者在中国的游历观感,不难发现朝鲜精英在文化与政治认同上的矛盾、复杂心理.朝鲜政治归属上的失落加深了其在文化上对胡风满俗的成见,而文化上的鄙夷又导致了他们与满清“蛮貊政治”渐行渐远.     

关于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

内藤湖南在20世纪前期提出了“唐宋变革论”。他的原意是强调宋代为中国“近世之始”,这是内藤湖南历史观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近百年内,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而这又和国际汉学及近代中日学术思想的论争有密切关系,是从世界的角度重新探讨中国历史的产物。所以,应该把它放到世界汉学流变中去认识。这一问题的讨论,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展开,也具有相当的作用和意义。     

“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一次重大论争。在这次论争中,李大钊有力地驳击了胡适的改良主义主张,指明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证统一关系。这场论争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在现代化建设中我党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工作方针,切实解决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探讨与启示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探讨集中在“轻重论”与“善因论”的论争中,并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大一统”体制。“轻重论”与“善因论”的长期互动、融合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综合辩证思维模式的特点,强调经济政策调控的同时还要注意相关的政治、伦理等问题,推动政府与市场互为支撑、相互协调,有力巩固了“大一统”的国家体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有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探讨和思维模式的特点,不仅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超越,也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区大相“壬辰之役”纪事诗的史学价值

明朝万历年间,广东诗人区大相曾以翰林院官员身份参与了中朝军民联合抗倭的“壬辰之役”,并写下一批有关这场战争的诗文.区大相诗具有鲜明的纪事诗风格.诗中反映了明朝统治者对这场战争的心态变化,揭露了一些正史不曾记载的史实,探讨了中朝军队难以取胜的原因,分析了这场战争对明朝政权的损害,并希望认真总结这场战争的历史经验.区大相“壬辰之役”纪事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海外雄飞论——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渊源

所谓“海外雄飞论”是德川幕府末期日本儒学家、国学家和洋学家从不同角度集中论述的对外扩张主义思想，矛头指向朝鲜和中国。其代表人物佐藤信渊就提出征服中国的扩张主义思想体系，不仅确定了侵略目标，而且规定了侵略步骤和完成步骤的方法。在其思想影响下，吉田松阴进一步提出不仅要吞并朝鲜和中国，还要君临印度。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其得意门生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明治维新的重臣。木户孝允的“征韩论”，山县有朋的“利益线论”，无不直接师承于吉田松阴的对外扩张主义。而日本向中国和朝鲜等大陆国家进行武力扩张，梦想称霸亚洲，征服世界的“大陆政策”正是在上述思想前提下形成的，所以说：“海外雄飞论”是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