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宪法的精神

一、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与中国宪政的变革1.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思想基础思想革命是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先导。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深刻的思想,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痛感传统的纲常伦理、封建的宗法制度对于人性的扼杀。他们揭露三纲之说剥夺了人的主体地位,使之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于是天下之人“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格”。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吴虞等,都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封建的君权、神权、族权、夫权进行了抨击,在他们…     

胡适“问题与主义”刍议

胡适是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著名人物,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过突出贡献。“五四”运动以后,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新文化运动发展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此后,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开始逐渐分化。在这个分化过程中,胡适接连就西方的“主义”与中国的“问题”,写了三篇文章,表明自己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兴起的新思潮的不同看法。文章写于“五四”运动后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另一方面各种西方思潮纷至沓来,错综复杂,良莠难分。这时期的胡适,一方面还是一个抱着救国救民愿望的新文化运动的民主斗士;另一方面他思想上又顽固坚持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崇尚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处在逐步向资产阶级右翼转化的过程中。因此,“问题与主义”的文章,鲜明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特点。     

什么是“新文化运动”?

什么是“新文化运动” ,这是至今并不明晰的问题。当时的人们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 ,这就难免导致后来的种种误解和曲解。本文认为 ,从中国的现代化历史看 ,新文化运动是政治变革完成之后的一场思想文化补课 ;从中国与世界文明主流的关系看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运动 ,也是中国与世界文明主流全面接轨的运动 ;从新文化运动的价值选择与努力方向看 ,它是一场人的解放运动 ,又是争取人的独立、自由与权利的运动     

五四运动与民主观念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变化

1915--1924年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观念与科学观念相伴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口号与价值认同。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生,对新文化运动发生了强烈而深刻的影响,促使中国人重新思考追求民主、实现民主的道路,进而促使中国人对民主观念的理解和阐释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对欧美民主政治的单一性理解,转变为新文化运动后期的对民主政治的不同追求。陈独秀对“民主”内涵的新阐释,孙中山对“民权”道路的新探索,胡适力主从“问题”人手实现“民主”,梁漱溟强调在儒学基础上认肯“民主”,这些都是对民主政治不同追求的有代表性的体现。民主观念的这一变化,具有多方面的合理性,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有着积极的值得肯定的意义。     

新文化运动后期中国文化哲学的特点

新文化运动后期,是中国文化哲学新格局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文化哲学发展的特点是:内容上与社会政治紧密相联;文化选择较之新文化运动前期更为自觉和主动;唯物史观派文化哲学初显其在中国社会的适应性和生命力;中国文化哲学三角鼎立格局初步形成。     

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与境遇

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能是保持精神独立和社会批判。 2 0世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期曾经风光过短暂的时日 ,此后就基本成了政治权争中边缘化的角色。但这并不表示他们的价值关怀、理想、理论和政治诉求缺乏历史意义和现实感召力。胡适等人的自由主义理念、原则和立场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其魅力 ,尽管他们本人在思想方法和政治实践上也曾表现出了某些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 ,但基本保持了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和政治批判性。     

从“共和”到民主——陈独秀前期政治哲学转向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的政治哲学发生了一个重要转向,即从"共和"到"民主"的转向。这一转向的直接现实背景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指向政制革命后,民国初年中国政坛的混乱使得陈独秀反思当时中国精英化的政治样态。同时,共和与民主这两个范畴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中的演变,以及从观念出发处置政治问题的思维定式,构成了这一转向的观念来源。质言之,这一转向与陈独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一体两翼,合为其针对中国二元社会政治结构的社会改造进路。这一转向在当时的激进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代表性,虽然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有不足,却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乃至整个现代史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四:"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是与非

五四启蒙运动一直受到各种误解和非议,有人指责它面对时代的复杂问题而选择了思想文化上的变革,有人指责它"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但是,新文化运动不是一场社会变革的舆论前奏,而是一场大变革之后的文化补课。所以,它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思想文化问题,而不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新文化运动之所以致力于思想文化的变革而不致力于政治革命,因为他们认为当时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思想文化层面上的问题,而不是政治制度层面上的问题。新文化运动从巩固民主共和制度入手,以批判传统和改造国民性为手段,致力于培养现代公民,推进人的独立与解放,这无疑是正确的选择。近几年来,五四新文化运动面临一种新的批评:文化决定论。但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无论陈独秀还是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新青年》集团的主要成员都不是文化决定论者。他们重视思想文化的变革,但并不忽视制度建设。他们的思想文化变革正是为维护民主共和制度服务的。     

西学传入与"五四"前后中西文化和哲学的碰撞--西方哲学研究百年反思之一

本文就一百年来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作了反思.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具有启蒙倾向的西方思潮、特别是近现代哲学思潮与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发生大碰撞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在"五四"时期一传入,其分歧不在是否应当,而在怎样使中国走上民主科学的道路,后来的对峙,主要是由于中国现实的政治斗争发生了重要变化,二者之政治背景不同所致;而科玄论战是现当代西方哲学中科学哲学和人文哲学这两种最主要思潮的论争在中国特殊条件下的表现.     

“开窗”还是“拆房”——新文化运动思想文化目标与取径辨析

新文化运动思想家曾经激烈地反传统。但在后五四时代 ,部分新文化人对新文化运动中某些激进言行作出了非其初衷 ,激进只是实现其思想文化目标之手段的解释。今日一些学者亦主张新文化人在提出自己思想时 ,有某种“法上取中”的策略或运作方式。实际上 ,所谓“法上取中” ,是部分新文化人在反思反传统思潮的背景下所作的事后解释 ,不能证明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中就有这种策略考虑。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变化是在极其复杂的社会背景中发生的 ,在现实的一切均乏善可陈的情况下 ,改变现状成为国人急不可待的诉求 ,这就致使中国社会在政治及思想文化方面呈现出一个难以终止的激进化过程。这种在今人看来不甚可取的激进 ,是被时势逼出来的 ,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 ,有其存在的历史依据 ,不必从其它方向上去寻求新文化人言论行动合理性的解释。     

儒学传统与时代精神——兼论儒学与新文化运动的和解

新文化运动否定了儒学作为现代社会时代精神的合理性,带来儒家命运的巨大转折。为重新复兴儒学,当代大陆新儒学往往多从政治角度思考儒学发展,而作为古典中国之时代精神的儒学,在自身发展中形成了多重维度的传统,不能简单的只从政治角度予以发挥,应予多元考量并从广义上理解儒学。新文化运动对儒学之批判,虽有其偏颇过激之处,但同时其自身也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面对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我们既要全面认识"广义儒学",也要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等现代性精神。在古今两种传统汇合的基础上,一方面用现代性精神推进儒学传统的改造与赓续,一方面积极的发挥儒学传统的多维价值。     

新文化运动对20世纪初中国钢琴艺术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全面的文化转型运动,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伦理、文学、艺术诸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以中国近代社会历史为背景,把新文化运动和钢琴艺术综合为一个整体,阐述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中国钢琴艺术的形成与发展、成就与不足、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中国的关系,揭示了要促进中国钢琴艺术的发展,必须有与中国文化、中国民族精神相结合的钢琴艺术作品,才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钢琴艺术。     

新旧之争与新文化运动的正统问题——以张东荪与傅斯年等人的论争为中心

1919年初,在新文化运动所引发的新旧之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张东荪与傅斯年、胡适等在《时事新报》、《新潮》上展开了一场是否应该在输入新文化的同时破坏旧文化的论争。张东荪提出在全力输入西方文化的同时,对传统文化持"不骂不破坏"的态度;傅斯年与胡适则强调输入新文化的同时必须破坏传统文化。在论争中,他们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对方的主张,却因此更加强了"因相近而区分"的心态,并隐隐显现出分居上海与北京的两方对新文化运动正统的争夺。在某种程度上,日趋激烈的新旧之争也并非新与旧之间的文化竞争,反倒是基于不同西方思想资源的新与新之间的竞争,表现出新文化运动本身的多义性。     

百年启蒙运动的迷雾

一、将“新文化运动”混同于“五四运动”。这表明人们眼光里没有独立的文化运动。只有政治运动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五四运动”等同于“新文化运动”，有时还合起来叫“五四新文化运动”．汗牛充栋的文字资料里，都是把两件不同的事混在一起。倡导白话文和文学革命，怎么与上街抗议列强瓜分中国是一回事呢？不管在历史上，还是在逻辑上，都需要将两者重新区分开来。     

让“五四”传统在深化改革中发扬光大——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

1伟大的五四运动距今整整70年了。70年前的5月4日,天安门前“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怒吼,划破了如(舟石)暗夜,标志着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到来。五四运动不仅是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同时也是近代启蒙思潮和新文化运动所造就的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由于五四运动所开创的马列主义的广泛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政治斗争与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相结合;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民主与科学同开创新     

论“五四”前夜伟大的反封建思想革命

“五四”前夜的新文化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坚决性和深刻性,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统治和思想文化传统,展开了猛烈的批判。这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在封建重压下的一次新觉醒,对于后来可能彻底铲除阻碍中国历史前进的封建主义,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开端。(一) “五四”前夜的反封建思想革命,是同当时的实践政治紧密相关的。尽管《新青年》周围那群先进的思想家一开始就宣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但他们的批判锋芒,仍然不可避免地要指向中国固有的封建专制的政治统治。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政府,但并没有破除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软弱的资产阶级,不仅无力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上的反扑,也无力防止其政治上的复辟。所以,尽管     

买办与近代中国东南社会变迁

买办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尤其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出现早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自从中国与西方接触以来,无论在政治与经济、城市与农村、国内与国外,几乎在各个重要领域和地区都有买办的活动,在瓦解中国古老经济结构的过程中,买办的作用从沿海城市直至穷乡僻壤,对中国社会影响的深度不容忽视。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侵略的加深,在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买办阶层,可以说买办是东南社会变迁的产物;另一方面,买办阶层的形成是中国近代的一个新型阶层,他们的商务经营与社会实践活动则促进东南社会进一步变迁。因此,在研究东南社会变迁这一命题上,买办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启

从起源学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从新文化运动中转出来的。这一转出,以十月革命胜利与五四运动为契机,在思想层面上经过了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从高扬“科学”与“民主”到传播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在这个环节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念的传播与中国道路的思考紧密地结合起来,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起点。第二个环节是从传播马克思的学说到研究唯物史观。在这个环节上,李大钊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为基础,阐发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建构了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方法论。第三个环节是从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到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观念。在这个环节上,李大钊、陈独秀在世界经济、政治变动的平台上,联系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探讨中国革命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观念。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三个环节上凝练出中国道路的内在精神,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建构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开展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文化运动（上）

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之时,适逢新文化运动初兴,学会成员的理念与新文化运动高度吻合,于是很快转为专做文化运动的团体,利用其组织能量,使得新文化运动在各地迅速发展。其文化事业促使思想启蒙由青年学生向着城乡劳动平民推广普及,其社会事业则推动人与社会的改造。少年中国学会构成从《新青年》前期的新思潮转向五四后社会性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环,使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属性逐渐清晰。但在新文化运动亟于从社会运动演进为政治革命的关键时刻,学会内部的主义之争以及王光祈等人将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截然对立的观念,导致无形解体,未能实现组织的整体转向,完成历史全程。经过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批优秀青年,则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     

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文化运动（下）

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之时,适逢新文化运动初兴,学会成员的理念与新文化运动高度吻合,于是很快转为专做文化运动的团体,利用其组织能量,使得新文化运动在各地迅速发展。其文化事业促使思想启蒙由青年学生向着城乡劳动平民推广普及,其社会事业则推动人与社会的改造。少年中国学会构成从《新青年》前期的新思潮转向五四后社会性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环,使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属性逐渐清晰。但在新文化运动亟于从社会运动演进为政治革命的关键时刻,学会内部的主义之争以及王光祈等人将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截然对立的观念,导致无形解体,未能实现组织的整体转向,完成历史全程。经过少年中国学会和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一批优秀青年,则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