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朝鲜通讯权之争与清朝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和朝鲜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受到日本等国愈来愈严重的挑战,清朝传统的宗属模式的外交政策也随之产生了转变。在中日争夺朝鲜通讯权这一外交交涉问题上,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就表现得相当灵活,既充分利用了中朝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又吸收了近代外交的条约形式,从而挫败了日本的挑战,实现了对朝鲜通讯权的控制,并成功维护了与朝鲜的宗属关系。而这种宗属关系又是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出现的,即传统宗属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相结合的新东亚宗属关系,体现了清末“传统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并用的二重外交方式,这是清朝外交政策转变的重要趋势。     

李鸿章与朝鲜

李鸿章的洋务外交活动中,对朝鲜外交是一项重要内容,留下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李鸿章十分重视与朝鲜的外交。在坚持传统的中朝宗藩关系的前提下,李鸿章积极帮助朝鲜抵御列强的侵略;敦促朝鲜政府,顺应历史潮流,改革内政,开放对外贸易。中国被迫卷入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清廷顾及维护朝鲜的权益。这反应了李鸿章洋务外交的若干特点。     

清韩宗藩关系的解体及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

从 1 9世纪 80年代开始 ,清政府对朝鲜采取了积极干预、强化清韩宗藩关系的政策。本文论述了这一政策的历史背景、具体做法、失败原因 ,认为这一政策是清朝此间政治、外交上的一个积极举措 ;这一政策的失败 ,是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失败的一个重要环节 ,与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历史进程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近代中朝交涉案件审理研究(1840-1895)

近代中朝交涉案件的审理既有对清代前中期的继承,又有新变化。其继承体现为光绪八年前中朝双方在涉及交涉案件以及宗属权限划分问题时,仍沿袭清代中前期做法,作为宗主国的清廷名义上享有最高审判权,实际上却将不少权力让渡给朝鲜。其变化体现为光绪八年后中方为强化宗主权,不仅强化了交涉案件的审理权,而且还强调了宗主国对属国的司法管理权。它导致的结果是,双方在具体司法权限划分上出现了宗主国享有更多权利,属国权力非常有限现象。这一变化伴随着中朝宗属关系的恶化,最终导致该关系彻底瓦解,从而使这一司法运作模式被近代国家间的司法运作模式取代。     

明治时期日本对朝“外交革新”及其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冲击

明治初年的"文书问题"引发了日朝之间的外交纠纷,然而日本改革幕藩体制下日朝外交模式的意图并未得到朝鲜方面的回应。日本对日朝外交的革新,在外交一元化的表象之下,也存在着前近代的外交模式与近代外交模式的冲突。日本多次尝试,也无法在事大主义与宗藩关系结构下取得对朝外交的突破。以"江华岛事件"为契机,日本尝试将日朝"外交革新"与中朝宗藩关系对立起来,并最终以条约的形式,在"朝鲜独立之邦"的名义之下,完成了与朝鲜建交。日本的对朝外交革新或可视为近代东亚地区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颠覆性变化的一个转捩点,中朝间的宗藩关系开始受到冲击。一方面,日本率先导入近代西方主导的国际外交秩序,并利用其为本国利益服务,从而对中朝两国国家利益造成伤害;另一方面,中朝两国相对滞后的对外观及其带来的外交政策的迟滞性,也在客观上阻碍了两国早期现代化的步伐。     

在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之间:晚清中朝秩序的重新建构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中朝关系在宗藩体制与国际公法双重秩序下演进。清政府开始在中朝宗藩关系中策略性地引入国际法:既以条约不可违犯的国际法规范遏制日本对朝鲜的野心,又利用某些自然天成的自然法学说来强化宗藩秩序的天然理性。尽管宗藩观念与国际公法在属国、主权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清政府却对国际法有意误读与取舍,实现宗藩关系的自适性调整,主要体现于:运用国际法的均势理论建构朝鲜半岛国际均势;通过通商条约和贸易章程塑造朝鲜二元国际身份;按属国体制建立朝鲜近代驻外使臣制度。总体而言,宗藩体制引入国际法,以维护中国宗主国身份和朝鲜附属国地位为依归;宗藩关系对国际法的利用具有极强的功利性,屡屡在国际法的支援下实现因应调适。宗藩体制与国际法的繁杂关系,展现了晚清中国面对西方国际关系冲击的本土立场和向近代外交转型的内在动力。     

论晚清驻外使馆的设立

“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缺乏近代外交意识,以传统的世界等级秩序观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准则,“一统无外,万邦来朝”。中国从无派遣外交代表常驻异邦的惯例。但随着西力东渐,外国使节常驻北京,中国不愿打开的国门再也无法关闭,被迫因应时势,逐渐改变闭关政策。1875年,清廷首派郭嵩焘为驻英公使,并于1877年在伦敦建立起中国于域外的第一座常驻使馆。嗣后,首批驻外使馆在美国、秘鲁、西班牙、日本、法国、德国及俄国等地纷纷建立。中国开始步入世界,以缓慢适应日趋繁芜的近代国际政治关系。一些论者对清廷遣使提出批评,认为这是半殖民地化的标志,是列强对清廷加强控制的一种手段,更多学者则不予置评,不作     

论清代出使朝鲜满蒙大臣纪行文学的文献价值

中朝两国关系悠久,友谊深厚,山水相连,休戚与共,中朝两国的交往也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成功的典范。两国外交中使者具有重要的作用,清代出使朝鲜的使臣多为满族和蒙古族大臣,他们留下了很多记录出使朝鲜的纪行文学作品,成为我们了解中朝宗藩关系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挖掘这些纪行文学的文献价值,分析和探讨在清代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朝两国外交的方式和细节,对今天我们处理中朝关系有一定的启示;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探索中国多民族文化交流对文学的影响,有利于发掘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交流传统,促进各民族团结和共同进步。     

论入关前后的清与日本关系

明末清初 ,明朝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遭遇日本和清两方面的挑战。日本德川幕府以强势外交 ,建立了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国际政治秩序 ;清最终以军事征服取代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 ,但是它认可了既存的日本对朝鲜的强势外交地位。这种清、朝、日三国的关系直到近代始终没有发生变化。本文追溯这种国际关系形成的缘由及其潜在的历史影响。     

陈树棠在朝鲜的商务领事活动与近代中朝关系(1883年10月-1885年10月)

总办朝鲜各口交涉商务委员陈树棠自1883年10月被派驻朝鲜以来,与朝鲜先后签订了三项有关通航与租界章程,从而促成近代中朝经贸关系之急剧发展,并代表清政府负责办理中朝外交事务,还曾协助朝鲜高宗政府办理近代外交事务,实际上是近代中国最早派驻朝鲜的最高级商务领事官员.至1885年10月,清政府试图进一步加强对朝鲜的干涉政策,遂召回陈树棠并代之以袁世凯.陈树棠两年的驻朝商务及领事工作,应是近代中朝关系史乃至晚清对外关系史上的一段重要内容.     

明代朝鲜贡女问题初探

尽管明代是中朝关系最为密切、友好的时期,但在古代极度不平等的国家关系中,亦不免出现反面性历史,贡女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反面性副产物。明朝每次向朝鲜要求贡女时,朝鲜都会陷入恐慌状态。而且,进贡到明廷里的贡女们的命运也极其悲惨。与之相反,贡女的亲族却占了"上国皇亲"之光,从此在朝鲜飞黄腾达,并且朝鲜朝廷也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处理对明朝的外交难题。     

傅斯年学术思想与史语所初期研究工作

傅斯年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其核心要点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有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反对“国故”、“国粹”这类观念,提倡整理史料时“证而不疏”。傅斯年既与传统的把历史学、语言学当成说教工具的倾向有别,也与正在兴起的以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历史学异途,他是要借鉴西方汉学而在中国建立科学的现代历史学、语言学。尽管傅斯年学术思想尚有缺陷,但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历史语言研究所初期研究工作(1927—1937年)在档案整理和考古发掘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果,并走上了能够与西方学术界接轨对话的科学化道路。     

现代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与中国小说、戏曲的传播、接受

就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传播、接受而言,中国本土之外的海外华人无疑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文化群体,他们既是接受者,又是传播者。这种传播和接受伴随着华人移民海外的步履而展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它还参与了海外华人文化的重塑。对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译介,不仅满足了海外华人了解本民族传统文化、延续文化薪火的愿望,也使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更为广泛地传播。在对传统小说、戏曲的研究中,海外华人学者是一支独特的学术力量,他们的研究成果颇多可借鉴处,与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形成一种有益的互补。     

我国粮食出口市场势力的实证分析——以玉米为例

本文以玉米为例并利用五个主要出口对象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粮食出口的市场势力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论显示,我国在韩国、日本和马来西亚玉米市场上不存在市场势力,在朝鲜和印度尼西亚市场上则存在一定的市场势力,而总体上我国玉米出口仅存在微弱的市场势力,很难获得玉米的国际市场定价权;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玉米出口价格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从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平上来看负面影响不大。进而从欧美发达国家出口垄断、国内玉米生产成本及我国玉米的价格贸易条件三个方面对我国玉米出口市场势力较弱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浅论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三个层面

古代到近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史 ,可以概括为 ,“一衣带水”、“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在两国关系史上 ,历史意识形态的相同性 ,成为连接两国关系的深层纽带。在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礼治体系”① 形成以来 ,两国又同在一个国际体系之内 ,“辅车相依”的涵义与这一体系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到了近代 ,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和朝鲜 ,两国关系变为“唇亡齿寒”的关系 ,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意义愈加重要起来。可以说古代到近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史就是围绕着这三个层面展开的     

清代内蒙古西部草原集镇——乌镇商贸探究

乌镇位于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德令山镇境内,是清代内蒙古西部草原丝茶驼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通往库伦、土谢图汗部及三音诺彦汗部等地商贸中转的重要集镇之一。乌镇约于清代道光时期兴起,咸丰年间旅蒙贸易达到兴盛,光绪至民国9年(1920年)为鼎盛时期。乌镇不但是归化城、包头镇及内地糖茶布匹日用百货商品的中转枢纽,也是包头旅蒙商对外贸易的重要转运集散地。光绪年间,镇内已有资金雄厚的十八家大字号和三十多家中小商号,共计五十余家。这种丝茶驼路上发展起来的边贸集镇,为内蒙古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中国长期存在商品和市场,但快速发展演变成市场经济,却是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开始,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已经基本成型。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节点。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建立中华民国,是政治上的突变。但从其在经济领域中的表现来看,例如推动近代中国经济法律法规建立并形成体系,推动机器制造业迅速成长,推动铁路轮船为首的近代交通运输工具和电讯邮政等的发展以及以银行、保险、交易所等新式金融结算体系的建立等方面看,辛亥革命奠定了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和框架,并使之初步成型。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辛亥革命在经济领域中同样实现了"突变",也为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打开了大门并奠定了基础。     

从民生视角分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因素

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课题应该选取不同视角进行思考,从民生视角分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因素是一个创新的尝试,主要包括:党员干部行为的失范性;社会现实利益的矛盾性;执政目标与现实生活的差距性;宣传教育工作的低效性;民意表达机制的不健全性。只有清醒地认识到这些不足,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才能真正取得实效。     

和谐语境下完善我国的未决羁押制度

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对女性的就业歧视现象越来越严重,它不仅侵犯了劳动者的劳动及其他相关权利,而且违背了我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及其他体现平等原则的法律规定,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从当今女性劳动者的就业现状出发,在分析就业性别歧视的概念、判断标准、具体表现以及在立法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后,提出就业性别歧视的法律应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