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娜拉”的尴尬——现代爱情喜剧的性别透视

“娜拉”出走后的沉浮遭际,构成了中国现代爱情喜剧的主要题材特色。文章在归纳了中国现代爱情喜剧的发展线索之后,从社会性别角度,透视了出走“娜拉”的诸多尴尬与无奈。     

出走与反抗：叛逆女性之路——娜拉与娜嘉形象之比较

对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与俄国小说家契诃夫笔下的娜嘉这两个文学形象进行了分析比较。娜拉和娜嘉同是为了跟不幸的命运抗争，做出了离家出走的抉择，她们的出走表现了觉醒女性的反叛和坚强，但也有着不同的意义，娜拉的出走是绝望地逃离，而娜嘉的出走，则充分展示了知识女性的理智与自信，娜嘉比娜拉走得更远更清醒。     

超越——娜拉形象的审美实质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娜拉形象的主要意义在于她体现了“易卜生主义”的“叛逆精神”。本文认为娜拉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其意已远远超过人们对她所作的种种社会学批评,同时也超过了易卜生对她的期望。娜拉所体现的普遍的艺术精神,亦即她所具有的超时空的艺术魅力,主要不在于她是“叛逆的先驱”,而在于她对现实的超越和未来的向往。基于此,本文对娜拉的最后出走提出了一种新的阐释。     

天使的蜕变:解读易卜生与耶利内克笔下的娜拉

在易卜生的<娜拉>诞生百年之后,极具争议的奥地利女作家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与之遥相呼应,续写娜拉的命运:<娜拉出走以后>,娜拉从玩偶之家中出走后从天使蜕变成妓女.从二人的人物形象塑造及其社会影响入手,解读娜拉这一角色及其社会现实意义.     

一部对经典的重构？——解读耶利内克《娜拉出走以后》的“双性同体”意识

具有强烈女权色彩和社会批评意识的耶利内克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女作家,她的《娜拉出走以后》好似是对易卜生《玩偶之家》的重构。但耶利内克的本意并不是要颠覆经典中的娜拉形象,而是要从女权的角度构建一个新的娜拉,回答出走后的娜拉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抗争。本文试图从双性同体角度解读《娜拉出走以后》的女性意识,从而揭示耶利内克对两性关系的审视和思考。     

丧“偶”之痛——娜拉出走原因之话语分析

易卜生名剧《玩偶之家》中女主人公娜拉出走之原因历来颇有争议。有观点认为娜拉的女权主义思想鼓励她离开玩偶之家;有观点认为失去在家庭的统治地位使娜拉极度失望,愤而出走。笔者赞同后一观点,认为娜拉最终出走的原因在于她失去了从前那些可爱的玩偶,变得心灰意冷。鉴于目前尚无人运用话语分析来证明此观点,文章试用该理论进行分析论证。     

家中的娜拉与出走后的娜拉

本文将娜拉形象的分析与妇女解放的历程联系起来，认为家中的娜拉象征着妇女的过去，是笼中之鸟，男人的玩偶，无平等自由可言；娜拉的出走标志着妇女独立意识的觉醒，这是妇女解放的关键。出走后的娜拉不会死掉，不会堕落，也不会回来，她会凭借自己的双手获得生存的自由和做人的权利。文章由娜拉的觉醒推演开来，进一步论及妇女教育问题，认为妇女的解放不仅仅依靠经济的独立，更依赖于独立的人格意识。在当今经济大潮中，更应该强化妇女独立的人格意识的教育     

出走与反抗:叛逆女性之路--娜拉与娜嘉形象之比较

对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与俄国小说家契诃夫笔下的娜嘉这两个文学形象进行了分析比较。娜拉和娜嘉同是为了跟不幸的命运抗争,做出了离家出走的抉择,她们的出走表现了觉醒女性的反叛和坚强,但也有着不同的意义,娜拉的出走是绝望地逃离,而娜嘉的出走,则充分展示了知识女性的理智与自信,娜嘉比娜拉走得更远更清醒。     

“娜拉走后怎样”：论张爱玲以小说创作对鲁迅思想的延展

1923年,鲁迅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其后两年,他又以小说《伤逝》形象地展现出觉醒的女性在出走后遭遇的不幸命运。《娜拉走后怎样》与《伤逝》深刻地揭示出个体解放并不等同于个体自由的获得。鲁迅关于“娜拉走后怎样”的思考受到了张爱玲的关注与赞同。在《沉香屑第一炉香》、《茉莉香片》、《五四遗事——罗文涛三美团圆》等小说中,张爱玲延续并拓展了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思想。对“娜拉走后怎样”的思索也成为了张爱玲小说中一以贯之的重要主题之一。     

出走:从里维耶拉到马里安巴

“出走”是一种生命现象，也是作家们乐于表现的主题。茨威格看到了人渴望摆脱平庸、让生命放射出光彩的内在动因，让亨丽哀太太“出走”了一回，但他尚未承认人类“出走”的正当性。葛利叶也专门表现过出走，他是把“出走”作为一种生命现象来思考的，并认为“出走”根源于人的生命冲动和人性意识。在茨威格和葛利叶笔下，出走之地均是旅馆，这暗示着：既有的存在不是家，而家在别处，也许就在“出走”本身     

当代娜拉的困惑——美国当代女性小说一瞥

易卜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所写的名剧《玩偶之家》,以娜拉的出走而告终,标志着她与丈夫为代表的男权中心社会的决裂,发出了妇女解放的呼喊。然而一百多年后,娜拉出走后的道路却是崎岖不平的。 美国当代文学,从七十年代后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     

“中国文学现代性叙事与性别主体建构”笔谈：言说娜拉与娜拉言说——论五四新女性的叙事与性别

刘传霞认为，娜拉——新女性形象是男性精英知识分子在面临着各种压力之时想象与设计民族国家以及男性主体的主要符码．言说娜拉成为五四男性精英知识分子重要的文学议题；现代女作家——现实中娜拉的自我言说是精英女性知识分子建构女性主体和探索人生意义的重要途径。女作家的创作表现了对各种既定规范的突围、颠覆，同时也昭示了在内外压力之下，现代知识女性对女性自我主体构想无奈的修改与放弃。中国现代男女作家对新女性的叙述既呼应，又对照，他者叙述与自我陈述形成了潜在的对话与抗衡，共同描绘与设计着娜拉——中国现代知识女性的天涯路程。王宇通过对五四时期著名的文化镜像“娜拉”的生产、接受的考察，呈现出中国现代文学起源语境中性别政治与公共政治的复杂纠结，从而表明性别的问题实际上不仅仅指涉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问题，而是从根部与社会文化精神的走向、知识谱系的建构密切相关，性别研究已然提供了一条回望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现代性诉求的独特路径。唐欣认为，从性别主体的角度重新解读茅盾《蚀》三部曲中的两性情爱关系，可以小说中显在的身体叙事作为独特的切入视角。其中，身体话语作为一种现代现象的表征，已然成为有效辨析现代主体生成的重要话语场地，它在性别主体建构、革命话语隐喻的多重视角中具有意义的多歧性与审美的多样性．从而也就为我们的重读提供了新的可能。     

从对精神反叛的宣扬到对个性解放的批判--《玩偶之家》与《伤逝》主题的比较

在追求个性解放的道路上,易卜生借娜拉由满足到反叛,再到出走的人生轨迹,提出了妇女争取解放的"独立宣言",但是娜拉出走后的归宿却是盲目的;鲁迅借子君由反叛到出走,再到无助,最后又回到旧家庭的经历,辩证地宣告了个性解放的失败,同时也深刻地暗示出社会的根本改革才是妇女解放的真正道路.     

经典原释:共同话题,不同声音——三博士重读鲁迅小说《伤逝》

《伤逝》是一篇内蕴丰富的作品 :其一 ,反省了“五四”现代女性解放价值理念的历史虚妄性和男性中心主义文化霸权 ;其二 ,子君的精神高度刚刚达到娜拉出走前的水平 ,但都象征了女性生存的困境 ;其三 ,小说呈现主题的歧义与模糊 ,涓生性格展开时的某些突兀转变     

《玩偶之家》艺术的三个层面

本文从艺术角度对《玩偶之家》作了阐释。文章认为，易卜生找到了“完满的定在”，从而使剧本具有最大可能的涵蕴性和包容性，获得“一粒砂中看见世界”的艺术效果；娜拉圣诞前夕的复杂心态不是语言所能牢笼，易卜生以圣诞舞会为契机，让她直接用舞蹈语汇倾诉自己的内心，显示出不同凡响的震撼力；娜拉离家出走是娜拉性格发展的必然，触及的又是“精神上的地质形态”中的原始地层，因而“在她身后发出的碰门声比滑铁卢或色当的炮声还更有力量”。     

浅谈娜拉与子君的“出走”

19世纪末,易卜生的剧本《玩偶之家》在挪威、伦敦正式上演,女主人公娜拉与丈夫决裂出走时的关门声在全世界回响。40多年后,鲁迅小说《伤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也在喟叹多次后默然离开家门,跨出永远离开丈夫的艰难步伐。这两位女性,都剖有过幸福的家庭生活,最后却都走上叛逆出走的道路,究竟是什么样的旋风倾覆了他们的生活之舟呢? 1 “我是一个人,…至少要学做一个人”,这是《玩偶之家》中女主人公娜拉意识到自己在家庭中的“非人”地位后而发出的呼喊。挪威位处于欧洲边陲,经济发展较慢,直到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才开始活跃起来,西欧文艺复兴时代对于“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人”的呼唤,此时才在这儿得到回响。娜拉便是这样一个要唤回自我并要求独立的地     

娜拉形象在中国现代作家中的影响与嬗变

娜拉形象自引入中国后,迅速在中国形成“娜拉热”。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知识阶层中的青年男女纷纷效仿娜拉,从旧式家庭的牢笼中挣脱出来,走向社会,成为封建制度的叛逆者;另一方面是在文学领域表现婚姻痛苦和叛离家庭的小说、戏剧竞相涌出。笔者意在探讨中国现代作家对“娜拉”形象的中国化及嬗变:回来、堕落、实现自我解放及超越。     

“子君之死”是鲁迅的一个艺术失误

本文认为:鲁迅的《伤逝》是一篇失败的小说。原因在于:从作品内部看,子君的死是不合逻辑、缺乏充足理由的,与其说子君的死符合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不如说,是作者本人执意安排了子君的死亡;从作品外部看,作者对于子君之死的安排其实是对于早期“娜拉出走问题”的图解。所以说,在《伤逝》尚未创作的时候,子君就注定要死了,同时,作者对于娜拉出走可能性的估计也是不足的。因而,子君之死就更加不可信了。     

是"时代差距"还是"文化差异"——评新文化运动中的"健全个人主义"妇女观

娜拉和子君是新文化运动初期 ,知识分子为树立“新的妇女观”而引进和创作的两个“新女性”形象 ,但两人“出走”的涵义却大相径庭 ,一个是西方个人主义在女性生活中的成功蔓延 ;一个却宣告了西方个人主义在东方女性自我解放过程中引进的失败。以往研究过于注重两者之间存在的“时代差距” ,忽视了其间的“文化差异” :个人本位的自我解放不同于群体本位的恋爱自由———这正是东西方近代妇女观转型的不同文化特质之所在。     

从“军师”到“母亲”——凌叔华小说《小刘》解读

在时代浪潮的裹挟下,“五四”女性勇敢地走出了国门。凌叔华把自己最深切的关注,投射在了“中国娜拉”们出走后的命运上。她们仍挣扎于传统与现实之间,不过是家庭中有文化的婉顺的“贤妻良母”。短篇小说《小刘》正是通过小刘婚前曾是激进泼辣的“军师”到婚后变成平庸麻木的“母亲”的鲜明对比,表现了传统女性意识对妇女的束缚和摧残,深刻揭示出女性解放的艰巨性和长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