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年风云舒卷 一支笔彩绘斑斓——评《〈后汉书〉文学初探》

在＂前四史＂中,《后汉书》的文学研究相对薄弱。《史记》以其纪传体通史的开创性以及司马迁的不幸而备受注目。《汉书》与《史记》有较多的重叠部分,《史记》《汉书》比较,或是＂班马异同＂,已是老生常谈。《三国志》在《三国演义》的热潮下,也受到了相当的重视,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司马迁与黄老思想

本文认为黄老思想对司马迁及《史记》有重要的影响,文章从黄老思想的核心是刑德思想,刑德思想贯穿于《史记》之中,司马迁黄老思想形成的外部环境,黄老思想与《史记》文风四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论《史记》“鸿门宴”真相

司马迁《史记》中＂鸿门宴＂一段文字是借鉴了陆贾《楚汉春秋》而写作的。因为《楚汉春秋》渗透了统治者的意志,＂鸿门宴＂所写并非真正的历史事实,具有创作痕迹。＂鸿门宴＂实质上是项羽和刘邦就关中地区统治权展开的政治会谈,项羽兵不血刃地得到关中,而刘邦得以保命。＂鸿门宴＂文字重点叙述刘邦集团,放在《高祖本纪》中更合适。     

《史记》写人格

对人格的揭示,是《史记》创作的重要目标。司马迁认为君子人格有五个基本要素,本文通过《史记》对孔子、秦始皇、刘邦、项羽、伯夷、李广、韩信、陈胜、李陵诸多人物的人格描绘和评价,探索司马迁《史记》的人格观。     

以文学的名义：《史记》经典价值的建构——张新科教授《〈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与《史记》文学研究

《史记》是司马迁创造的文化奇迹，是第一部纪传体中国古代通史，由于《史记》的问世和影响，史学才冲破传统经学体统，以独立的学科自立于中国古代学术之林。司马迁对前代文化经典的接受塑造了《史记》的文化品格，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所开创的叙事体例、语言表达范式、行文风格对后世叙事文学发挥了不可低估的示范性作用，作为文学经典进入世界文化的神圣殿堂。《〈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一书系统深入地考察了自《史记》问世两千年来“以文学的名义”被接受、认知的文学经典建构之路，沿着这一研究路径，追溯、探索《史记》文学经典化的学术思想史，进而期待《史记》文学研究尤其是《史记》对叙事文学影响的进一步研究。     

《史记》体系再考察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史记》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一个问题,即不以司马迁本人的认识来解读《史记》,而是将后人的某些“程式化”的认识强加于其书。文章试图以司马迁本人的史学思想为指导重新对《史记》作一考察,以还原其本来面目。     

《史记》悲剧人物论

司马迁在《史记》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其中许多属于悲剧人物。本文探讨了《史记》悲剧人物的层次、悲剧人物的审美特点、悲剧人物的塑造成因。     

从《史记》八书与《汉书》十志之比较看司马迁与斑固史学思想的差异

从《史记》八书与《汉书》十志之比较看司马迁与斑固史学思想的差异孙祖眉司马迁与班固是汉代最伟大的文化伟人，他们所著的《史记》与《汉书》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书，《汉书》不仅在体例和规模上，而且在选材编排上都在向《史记》学习，甚至很多篇章与文字都是直...     

“重耳之亡”的叙事编排--基于不同文献的对比分析

“重耳之亡”是《史记·晋世家》中的重要内容,司马迁写这个事件主要依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和《国语》的相关记载,同时参照《吕氏春秋》《荀子》《韩非子》等先秦文献对材料进行选择或改易处理。从细节处对比《史记》与其他先秦文献关于“重耳之亡”的记载,可以了解司马迁选择、改易材料的用心及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态度。     

論司馬迁的史笔

我国古代杰出的历史家和文学家司马迁所写的《史记》,之所以为中外古今许多学者推崇和学习,是与其优良的史笔有密切的关系的。 (一) 史笔的优劣高低,首先是能否写历史真实的问题。司马迁的《史记》素有“实录”之称。《史记·太史公自序》:“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司马迁讲这些     

近四十年来韩国《史记》研究综述（1971—2010）

《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不朽巨著,作者司马迁开创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代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司马迁修《史记》,不仅尊重历史事实,秉笔直书,而且还注意语言文字的锤炼,文句优美。他将叙事、抒情、说理的不同文体有机地综合起来,达到思想上、艺术上的高度统一,为后代文史创作提供了范例。《史记》不仅是中国纪传体史书的开创者,而且对后世的散文、小说、戏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它也早已流传至国外,在汉文化圈国家中亦有不小的影响。其中,《史记》传入韩国,特别受到韩国知识界人士的关心和推崇,为韩国学术界所重视。到了196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韩国整个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历史的新时期,不仅国家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学术文化事业也步入正轨,同时韩国学术界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关心及研究也重新得到了高度重视。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韩国学者对《史记》的翻译和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在传播、普及和通俗化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本文除简述《史记》在韩国的流传背景外,还分别论述自1971年至2010年近四十年来《史记》在当代韩国的翻译介绍与研究现状,并对其研究成果上存在的一些不足和空缺作一番客观的评价。     

论白寿彝先生对汉代史学思想史的研究

汉代史学思想在中国史学与史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白寿彝在汉代史学研究方面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他认为,汉代史学思想史的发展走向,是从西汉正统与异端的对垒,到两汉之际折中主义思潮的出现。司马迁的进步的历史观是正统思想的对立物,折中主义历史观则是作为司马迁进步历史观之对立物而出现的     

《史记·五帝本纪》与西汉文化的建构

《五帝本纪》是《史记》最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它是司马迁站在汉代历史的制高点上,以高尚的人格情操、深广渊博的才识,对上古三千年历史的总结,也是史公为人类社会所构建的理想国。《五帝本纪》所包含的大一统、仁德与祥瑞、天下为公与禅让等观念是历史性、当下性、未来性的结合,对西汉文化的建构有着深刻的影响。     

《史记·货殖列传》中经济思想和实证方法评述

《史记·货殖列传》蕴含了非常丰富的经济思想,比如交易的福利、市场自由主义与政府的作用。司马迁认为,交易在财货增长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足以和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相媲美。同时,文中对产业利润的分析和对价格问题的诠释是另一个应被广泛称颂的亮点。现代人对《货殖列传》的解读一般以思想阐述为主,很少有人注意它的研究方法。事实上,司马迁在该文中已率先使用了描述性的实证分析方法,这一点和后来的亚当＆#183;斯密、马克思所使用的分析方法没有太多的差别。     

从司马迁的成功看司马谈的家教思想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家,他的成功,父亲司马谈的教育起了重要的作用。就司马谈为何选择家庭教育来培养司马迁,他的培养计划,他的成功实践等方面作了研究,总结出教育的一些经验,希望能对目前的家庭教育有所启迪.     

扬雄评司马迁之意义

扬雄作为汉代思想家,他对司马迁评价甚高,将其与孔子相提并论,但他并非完全赞同司马迁的观点。扬雄评价司马迁的意义在于:其一,扬雄标举司马迁在史学上的突出地位,实际上是公认其在史学的独立性,将史学与儒学并列起来;其二,他评司马迁"爱奇"、"多知"而"杂",首先是抓史学思想,以儒家思想为批评的标尺,在传统史学领域具有代表性,也反映了司马迁史学的丰富性及其思想的特异性;其三,他评司马迁《史记》"实录",注意史学之记事行文的最基本问题是很重要的。但仅以"实录"而称"良史之才"失之片面,应当加上史学思想;只有思想性与艺术性都好,才可谓"良史之才"。扬雄的看法与评论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清代考史学家理性意识的考察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 ,清代乾嘉时期形成的历史考证学独树一帜。历史考证学派史家以求真的态度和实证的方法研究历史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治史的理性意识比前代史家大大深化与增强。考察乾嘉史家理性意识的内涵 ,不仅能够拓宽传统史学研究的层面 ,对于研究中国史学史具有学术价值 ;而且有助于澄清过去研究中的一些模糊观念 ,正确认识与评价乾嘉历史考证学的得失与功过     

试析《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之“篇言十二,实叙十三”问题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篇言"十二诸侯",实际上却记叙了十三个诸侯国的盛衰大事。对于其"篇言十二,实叙十三"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或是认为没有把吴计入在内,或是认为忘记更改篇名,或是认为没有把鲁计入在内,或是认为没有把秦计入在内。其实"十二诸侯"是有特殊来历的,司马迁是用"十二诸侯"来代称表中的"十三诸侯"。"十二诸侯"这个固定概念的得出是与司马迁的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观紧密相连的。"十二"之数和《史记》各篇数目一样,体现了儒家的一种天道观,有一定的象征,寓含着天道运行之意。     

Xun Zi’s Image across the Qin-Han Period: Three Types of Discourse on a “Great Confucian” and Their Significance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Abstract

This article scrutinizes three texts about Xun Zi written during the Qin-Han period: the final part of “The Questions of Yao” in the Xunzi, a rebuttal by one of Xun Zi’s disciples of the idea that Xun Zi was inferior to Confucius; “Mencius and Xun Zi” by Sima Qian in his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and the Annotated Book of the Xunzi by Liu Xiang. We explore the images of Xun Zi as a great Confucian (大儒) that emerge from these texts, as well as their authors’ motives for writing. These texts are understood within three contexts: first, the self-identification of a Confucian; second, the dispute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Daoism; and lastl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lassics and the annals and biographies. Due to their different discourse environments, Xun Zi’s great Confucian image project a different significance in each: in one, he is a model of action who can act in accordance with perfected morality; in another, he is a model of “private words,” who can counter the philosophers of his day and become the teacher of kings; and finally, he is a model of “official learning,” able to use his knowledge of the classics in practical statecraft and elucidate the kingly Way. Overall, these three texts represent three types of discourse on a great Confucian.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exhibit their writers’ consciousness of their times and their views of the genealogy of daotong, or transmission of the Way; hence their significance for intellectual history.     

后汉“党锢之祸”起因新探

“党锢之祸”是东汉末年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从某种程度而言,党锢事件影响了之后的历史走向,魏晋南北朝的士人气象亦由此而定。因而“党锢之祸”成因的研究对于深入了解后汉末年的政治史颇具意义。而且,党锢事件的爆发并非由宦官一手促成,士大夫阶层本身亦有问题。“党锢之祸”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造成：一是东汉皇权与地方士族的冲突;二是宦官集团对党人集团利益的侵犯;三是党人“错误”的政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