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向度及其运作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三维空间。它的三个维度分别是政治整合、家庭本位与内在超越。三个坐标构成三个平面 :即政治整合与家庭本位的组合构成社会的自然化 ,家庭本位与内在超越的组合形成伦理本体化 ,政治整合与内在超越的组合形成精英集团“内圣外王”的人生目标。这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没有时间性的文化 ,它物化为精神父亲型的专制统治和封闭性的人格结构     

黑格尔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由《精神现象学》集中提出但未能解决的黑格尔哲学核心课题,即古代实质性伦理与现代主体性原则均不能使我们在世界中自在自为地体验如家般存在,通过其逻辑学与历史哲学对普遍、特殊、实体、主体等诸范畴的进一步分析,在法哲学的现代伦理国家中得到了解决。黑格尔在留置现代自我意识主体性成就基础之上,重建了合乎理性的现代伦理体系,使得特殊-主体与普遍-实体等现代性冲突得到和解,实现了自在自为的具体自由,为现代人何以如家般生活于世,何以自立的"元问题"指明方向。     

论公民伦理的普适性依据

公民伦理是公民社会的公民道德原则在学理意义上的扩展性诠释。寻思公民伦理的普适性依据,它需要从人性、人的道德情感及其共同体社会的整体理性架构中得以验证。公民伦理把主体的自由平等、交往的合理性以及社会合作的有效性要求作为构建的取向。因此公民伦理自处于一个可普遍泛化的世界关联系统之中。     

论公民化理的普适性依据

公民伦理是公民社会的公民道德原则在学理意义上的扩展性诠释.寻思公民伦理的普适性依据,它需要从人性、人的道德情感及其共同体社会的整体理性架构中得以验证.公民伦理把主体的自由平等、交往的合理性以及社会合作的有效性要求作为构建的取向.因此公民伦理自处于一个可普遍泛化的世界关联系统之中.     

哀敬两尽：从“君视大敛”看君臣、父子伦理的情感内涵

以君臣、父子为代表的政治伦理与亲属伦理及其内在的精神情感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家国关系及政治秩序的深层根基。本文通过对《士丧礼》中“君视大敛”这一环节的描述分析，指出君臣之间以敬为主的情感内涵与父子之间以哀为主的情感内涵相互影响，交织在一起，而从根本上讲，这两种情感及其相互作用统一于儒家的仁义思想之中。通过对这两种伦理之情感内涵的讨论，文章进一步明晰了中国历史传统中家国关系的内在精神情感通路，即性情仁厚之人在家庭内部孝敬父母，才能在国家层面忠于君主，而国家层面的君臣关系也关照、影响着家庭内的父子关系。文章同时也为理解当下身处尊卑有等与亲疏有差两层关系中的中国人的内在情感状态、行动伦理以及在此结构中形成的社会人格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道德自我的学源价值确证

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提出实践理性中的伦理德性、理智德性的德性分型,哈贝马斯在实践理性中区分伦理理性和道德理性,共同揭示了道德自我的个性内在与主体性价值.黑格尔以精神现象学揭示精神世界先后经历"真实的精神,伦理"、"自我异化的精神,教化"、"自我确定性,道德",相应于三个精神世界的主体分别为伦理实体自我、法权个体自我、道德主体自我,确证了道德自我的存在和超越性价值.精神哲学研究的本体思维追求形而上普遍本质和绝对本体、伦理思维注重伦理秩序和规范的建构、道德思维凸显自我理性和自主建构,哲学思维范式转换揭示了道德自我在现代道德哲学中的突显价值.实践理性中的德性分型、精神现象学关于客观精神及其自我三重形态、哲学思维范式转换,从不同角度确证道德自我的存在及其特定价值意蕴.     

日本民俗学研究概况

民俗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人类各集团共同生活中普遍具有的代代相习的社会事象。它作为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种积淀 ,集中表现着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民众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伦理观念以及心理结构等方面的传统特征 ,构成民族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原动力。民俗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 ,在世界现代人文科学中成为一门重要的学科 ,当是在 1 9世纪。人们普遍地将英国人汤姆斯 ( William John Thoms)提出“民俗学”的 1 84 6年 ,视为国际民俗学运动史之发端。一日本有关民俗的记述 ,从广义上讲 ,可以溯源到记纪神话时代。《古事记》( 7…     

论环境伦理作为生存关切的理论品格

环境问题和由此引发的生存困境是人类面临的时代问题,环境伦理是以深层文化的现实性去关切人类的存在,规范人类的思想与行为,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它不但体现了人类为自身的存在寻求安身立命之本,而且表达了人类期望伦理或道德能够成为解决这一时代问题现实力量的理论设想.作为一种生存关切,环境伦理是回归现实生活世界的形上关怀;是实现人之为人的理论域义,更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实践路向.其所蕴涵的人文情怀并不是由某种逻辑规定性确定的,而是由一种更为直接和感性的生存论承担起来的,并内涵于由环境伦理所启发的生活实践和人类自身的精神建构中.环境伦理理论品格的当代彰显必将对人类协调处理与自然的关系发生潜在的和持续性的影响.     

论企业经济理性、经济德性与诚信之道

中国经济发展到全球化时代,激烈的世界市场竞争,往往使一些以物质利益为价值取向的现代企业,淡化了人类哲学伦理价值上的崇高追求,从而在文化上迷失方向。然而,蕴含在人类哲学伦理价值中的文化理念,却是企业发展的灵魂,在企业发挥着精神“发动机”、价值“导航仪”、伦理“制动器”的作用。企业经济理性、经济德性与诚信之道构成的文化理念,才是现代企业永续经营的真正成功之道。     

哈尼族族际交往伦理观的历史演进-基于《哈尼阿培聪坡坡》的分析

不同民族之间的族际交往是一种道德生活实践,是民族伦理关系产生的基础,族际交往伦理是民族间伦理文化互动的真实反映.《哈尼阿培聪坡坡》是一部叙述哈尼族漫长迁徙和发展历程的史诗,记载了哈尼族与彝族、傣族、汉族等其他民族“相遇”时所发生的交往生活状态,展示了哈尼族与其他民族交往中所遵循的族际伦理观的历史演进过程.哈尼人知恩感恩、委曲求全、宽容忍让、自保避害、责己周人、诚实正直、团结协作等族际交往伦理观构成了哈尼族道德文化的主要内涵.族际交往伦理深深地植根于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研究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伦理,应当采用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     

大众文化的道德自觉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中国文化转型，使大众文化取得了某种程度上的“霸权”，但大众文化表现出的物质性膨胀、消费异化及感性肤浅等特征与作为“类”的文化的精神性和理性追求及人格塑造功能背道而驰。大众文化应深刻反思其对于人的精神境界和存在意义的忽视以及对“神圣”所表现出的轻慢态度，并承担起自身的伦理教化使命，回归其伦理本质。     

自由的定在与国家正义——论黑格尔国家观及其当代意义

黑格尔的国家观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学界对此争议纷呈、褒贬不一。黑格尔把国家问题置放在“客观精神”的叙事位置,说明国家作为伦理性精神实体不过是家庭、市民社会的自在自为的必然性结果。自由的定在是国家理念之本体,自由意志只有在国家中才能获得其本真态与现实化,由此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构成了国家正义的内核。虽然黑格尔的国家观中不乏宣扬王权专制的成分,但透过文本显性语词的表层,个中渗含着民主意识和完政精神．意义深远。     

新世纪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有效途径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 ,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深刻的体现。进入新世纪 ,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 ,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纳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通过国家主权意识教育、国家安全意识教育、国民素质教育以及国情教育等途径 ,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研究述评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基石。自从党的十七大提出"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理论命题以来,学术界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涵、定位、功能、建构等都做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初步搭建起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立体化的理论架构。然而,在成果丰硕的背后,也还存在着核心概念运用混乱、研究内容重复零散、研究方法单一偏狭等一些局限与不足。     

《穆斯林的葬礼》：回族心灵史与中国形象

《穆斯林的葬礼》展现了回族在伊斯兰文化、华夏文化和西方文化碰撞与融合过程中民族文化人格的演变。以梁亦清为代表的穆斯林传统文化人格,梁君璧、韩子奇为代表的文化混血人格,梁冰玉、韩新月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人格等三种不同文化人格共同展现了回族的心灵史。《穆斯林的葬礼》以书写民族心灵史的方式构建了中国形象,展现了一个古老民族行走在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道路上的艰辛及民族精神,是一部致力于挖掘回族文化心理的史诗性著作,为我们思考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角度。     

论中国近代的自强精神

中国近代的自强精神源于古代但又不尽同于古代,它不仅是伦理道德观念,更主要是政治观念,所谋求的乃是国家、民族之强.中国近代的民族自强是通过"师夷"的手段和社会变革的途径来实现的,又是同民族精神建设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Our Country＇s Ancient Learning Has a Mandate for Renewal

国学即中国传统学术虽然经受了西学的强烈冲击,但其命脉仍葆有生机。中华民族对于在自己的生产生活中所形成的差异互补“关系”与和谐“整体”的重视,以及通过这一关系和整体把握自己命运的努力,构成了国学的思想实质。国学之“学”是围绕着“人”展开的,儒学的“仁”道思想就是鲜明的体现。如果说中国的现代化无非是中华民族在外力作用下的“自我”变革与超越,那么,它恰恰可以通过对仁道思想继承和扩展,为现代中国人的安身立命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但这必须经过文化与学术的充分“自觉”。     

“和”与中华文明的发展

“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它不仅是一种思想观念,也浸透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和”观念的起源很早,先秦“和同之辨”推崇“和”而贬损“同”。中华文明发展历史就体现了“和”的精神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多民族不断融合的结果,中华文化的发展是吸收、融汇外来文化的结果,中国思想文化自身也以“和”的精神进行自我整合。“和”的思想观念和实践经验对中华文明在21世纪的前途和世界文明的未来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Cultural reflections on the ＂national learning craze＂

当前方兴未艾的“国学热”,是在“后冷战时代”背景下,全球文化保守主义浪潮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相结合的必然产物。自近代以来,以儒学为主干的国学虽然历尽沧桑,但是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并且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重建的重要精神根基。国学尤其是传统的儒家思想必须经过深刻的自我批判和时代更新,才能实现现代化的转型,因此国学的自我批判将成为中国文化重建的关键环节。     

从民族之镜到现代之境——20世纪中国哲学思想逻辑的基本演变

20世纪中国哲学的历史就是一个从确立现代民族意识(无论是反传统的，还是拥护传统的，其实在这一点上都是民族主义的)到形成现代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过程首先是一面民族之镜，一种民族精神的折射；其次也是一面现代之镜，是对现代文明的接受与批判。这是一个现代的形式(现代西方的哲学、科学、文化范畴、政治经济制度)与民族的灵魂(传统文化心理)的冲突与融合的过程；是一个用民族之镜反映与接受现代世界文明的、艰难痛苦的观念转变过程，一个逐步走进现代社会现实之境的、批判性反思性的曲折实践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