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朝廷在思想文化传播控制中的作用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施行对思想文化的“软控制”。朝廷作为传播控制的主导者，从源头把关，并通过确立察举制度等手段引导人们尊儒崇儒。同时，还通过提倡孝道以进一步实现对思想文化的传播控制。     

西汉前期黄老思想与儒家学说的兴衰沉浮

西汉初期以黄老思想为统治思想,由于无为而治的指导思想导致严重的消极后果,从汉文帝后期开始,西汉统治者即逐步改弦易辙,以主张积极有为的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到汉武帝时,明确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     

从百家争鸣到儒术独尊的思想变奏

本文通过对从百家争鸣到儒术独尊这一中国文化"黄金时期"的分析,指出思想解放,博采众家之长,进行创造性思维,正是汉代哲学、思想发展的主流,是其特色.儒家成为正统以后,在汉以后千年未遭倾覆,说明中国文化本身具有巨大的张力.     

儒学独尊与西汉时期的目录事业

汉代是儒学独尊的时代，儒家经学成为统治者的最高教条，儒家思想居于统治地位。这种文化专制政策对刘向、刘歆和班固的目录学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所编撰的目录学著作——《别录》、《七略》和《汉书·艺文志》是在“独尊儒术”大环境下产生的。编纂理论、观点乃至方法都受到儒家思想的制约，他们的儒家世界观对目录学有瑕瑜互见的影响     

学术发展的道路

春秋战国时期,曾经出现“百家争鸣”。当时诸子并起,各自立说,都试图“以其道易天下”,形成学术繁荣、文化兴茂的盛况。后来,秦始皇焚书抗儒,学术文化受到严重的挫折。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于是进入经学时代。经学虽有一定的成就,但“百家争鸣”的思想活跃的情况消失了。直到一九一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才结束了儒学独尊的局     

论两汉间儒学思想的变迁——以京都赋对国都选址的争论为切入点

儒学在两汉治国思想中的地位有较为明显的变迁。在取代秦朝法家思想和汉初黄老思想治国的过程中，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无疑在政治制度层面确立了儒学的独尊地位，但是，当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以儒术缘饰吏事，并非真正推崇儒学。到了东汉时期，儒家学说与政治思想相互适应，儒学逐渐从西汉时期政治的“缘饰”过渡到东汉的“以经义断事”，不断在政治话语中取得主导地位。儒学与政治思想的相互适应，在东汉时期获得了文化阶层最大程度上的认同。作为汉代文学代表的汉大赋，成为这一时期体现政治文化思想最为完备的载体，本文试图以京都赋中关于两汉国都选址的争论为切入点，来阐述这一变化。     

论中国思想儒道互补基本格局的形成——从《淮南子》的杂说起

思想综合是汉初思想界的特点 ,先秦的诸子百家到了汉初已经被太史公总结为儒、法、名、墨、道、阴阳六家 ,但是到汉武帝“独尊儒术” ,形成的却不是儒学独存的思想局面 ,而是儒道互补的思想格局。这一基本格局长期保持 ,直到佛教传入并发展成势 ,才改变成为三教鼎立。就汉初的思想形势而言 ,儒家能够取代道家成为思想的主流 ,却不能取消道家的独立学派资格 ,这是因为道家的“道”以批判现实的姿态敞开了一切可能 ,足以弥补儒家的“天”以现实为惟一可能的封闭倾向 ,因此成为中国思想发展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思想立场。     

独尊儒术与汉武帝的思想文化建设

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详尽回答了汉武帝所关心的一系列问题,他以敬天为旗帜,以仁义礼乐为内容,以兴学取士为手段,以道德教化为原则,确立了“独尊儒术”思想纲领。汉武帝通过一系思想、文化、宗教和政治措施实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独尊儒术”标志着以儒学为主体的大一统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它结束了自春秋以来学术与政治的分离状态,使儒学由私学转化为官学,学术与政治融为一体。     

汉代教育评述

汉代(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在经济恢复发展的前提下,各君主采取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措施,使教育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为我国古代文化教育奠定了基础。 儒术独尊是汉代教育的主要特点。汉自建国以后的六十多年,以道家“清静无为”作为政治指导思想,法礼并用,遂使政治趋于安定,经济复苏。但儒家学说在汉初是不被重视的,汉高祖瞧不起儒生,甚至摘下客人儒冠“溲溺其中”。后虽接受了陆贾、叔孙通的建议,也只是口头上称善儒家学     

论秦汉政治思想的演变

秦王朝建立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就结束了,指导统治阶级制定政策的正统政治思想也在不断演变。秦废分封、行郡县,焚书坑儒、以吏为师。汉初清静无为省法简刑,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法、道、儒相继为用,先后更替。本文意在阐述秦汉时期法,道、儒三家政治思想逐渐演变的过程、历史背景及三家的长短得失。     

朱子学与日本近世儒学的一元论倾向

儒学自传入日本后一直从属于神道或佛教思想,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至江户时代,朱子学才因其思想本身固有的政治功用性而得到德川幕府的扶持,在江户日本迅速兴起并形成了诸多派别。同一时期日本还出现了阳明学、古学等与朱子学对抗的思潮。日本的朱子学各派在本体论上大都继承了朱熹"理先气后"的"主理"倾向,而反朱子学则或是坚持"气一元"论或是坚持以"心"为本体的哲学立场。整体来看,日本近世儒学各派在本体论思想上都体现了继承自宋明理学中源自佛、道的重视整体、具有内在超越性的一元论倾向。这一特征在之后的明治时期同德国观念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日本哲学的唯心主义传统。     

张载哲学的本体结构及其向度

张载作为新儒学的奠基人,不仅将元气一元论提高到了本体论的高度,而且从儒家心性论的立场出发,沿着由孟子开创的"尽心、知性、知天"的思维路径,完成了由"太虚"→"气"→"性"→"心"的本体建构,从而把儒家"心性之学"提高到了"义理之学"的本体高度,为儒学的多向度展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在儒学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略论汉代政治对《左传》学废兴之影响

《左传》于西汉初年流传较广，但自汉武帝推崇儒学后，作为儒学一支的《左传》影响反而逐渐式微，汉哀帝时刘歆始为《左传》争立，但却招致今文经师的攻击，其后今古文学者之间展开了四次大的论争，《左传》虽于平帝与光武时两度得立学官，但旋立复废，终两汉之世未能在官方殿堂占据一席之位，究其实，不同时期特定的政治需要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曾国藩的现代化意识及其意义——兼论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路向

曾国藩“汉宋兼采”及具有经世致用特征的学术思想,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西力侵逼所造成的严重的民族危机,使曾国藩萌生了学习西方的现代化意识。在19世纪60年代开展的洋务运动中,曾国藩倡导派遣留学生、创办近代机器工业、兴办新式学堂等等,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早期开展作出了贡献。同时,曾国藩的“中体西用”的现代化价值取向,使得他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中的作用,只能是“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开先河者。     

北宋蜀学三教融合的思想倾向

北宋蜀学三教融合的思想倾向通过龙昌期、章詧（chá）、三苏、张商英等人融合各家,兼用佛老,重视儒学的治学实践体现出来,反映了北宋巴蜀地方文化的重要特色。为蜀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多元的思想环境和文化背景。     

从西学东渐到儒学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中的儒学现代化问题

近现代，中西文明冲突之后，中国经历了一个西学东渐的过程，这个过程分为三个层面:技术层面、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人自觉向西方学习以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最高层面，它为中国人引进了马克思主义。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人民才真正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然而今天，一种科学虚无主义的儒家思潮悄然兴起，主张儒教复兴，而这无非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伦理纲常的惯性流传罢了，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它必将消失于中西文明融合的历史进程中。      

试论儒学与日本的现代化

儒学传入日本之后,形成了不同派别,并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近代以前,儒学为日本迎接西方现代化的挑战,接受西方科学文化,在理论上和思想上做了铺垫;进入近代以来,儒学以其特有的价值取向,在日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试论美国的儒家学派

儒学已经走向世界,其重要标志是在美国形成了两个儒家学派:波士顿儒学和夏威夷儒学。波士顿儒学以对话为主要特点,夏威夷儒学以诠释为主要特点。两派在思想主张上虽有不同,但在把儒学推向世界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因此对儒学参与世界化进程有较大的启示作用。     

西学东渐与儒学转型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成为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主要方向。西学的大量涌入,一方面给传统儒学带来了巨大冲击,另一方面,也为先进知识分子吸纳外来思想的优秀成分,改造儒家思想体系,促进儒学由传统转向现代提供了契机。回顾西学东渐与儒学形态的转换,探讨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近代以来儒学的发展状况,而且对当今文化多元化状态下探寻儒学的发展路向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新加坡儒学在体制内的流传

新加坡儒学在体制内的流传始自19世纪中叶,早期是通过当地华人社会办书院、学校来传播除了教材,还辅以对朱熹和孔子的崇祀.自20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中学的华文课本成为传统上传播儒家思想的重要媒介,而本地大学的中文系以及延续的研究院则从六七十年代开始成为儒家流传和研究的最理想场所.从八十年代开始在新加坡兴起了波澜壮阔的儒学运动,儒学思想最终找到了流传和发展可以依附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