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宗室封爵承封谳议

两晋宗室承封王深刻影响了两晋政治发展。两晋宗室封爵主要以嫡子、嫡孙承封,辅之以庶子、庶孙承封,嗣王承封时间以逾年承封为准。两晋宗室承封王的封国等第和封户数额随世数而有变动,但未形成定制。由西晋而东晋,宗室封爵承封由庶子、庶孙承封者人数有所增加,承封亲属范围扩大,但两晋宗室封爵承封仍然严格限制在五服之内。两晋宗室封爵并不严格贯彻长子承袭原则,长子出继现象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渊源。     

两晋宗室赠官略论

深入探讨两晋宗室赠官对于理解此一时期职官制度的许多重要变化大有助益 ,同时可加深对于两晋宗室政策的认识。两晋宗室赠官品阶一般略高于其卒前所任官职 ,二者之间没有严格的对应关系 ;赠官方式除直接加赠本官外 ,优宠者另外赠予加官和给予其他优待。由于两晋政治格局不同 ,两晋宗室赠官呈现许多差异。西晋宗室赠官官品在整体上高于东晋 ;西晋宗室赠官类型大都为武官 ,东晋则随其卒前所任官职类型而定     

两晋宗室司衮要论

两晋宗室任诸公者均爵为诸王,高官、高爵形成对应,且宗室担任诸公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西晋宗室任职八公者多为勋旧贤能、望实俱显者,东晋宗室任职诸公者多因地近属尊,以亲亲司衮。西晋宗室任职八公者大都兼领实职,尤其永熙后多以衮职或参与中央决策、或出任要州都督,且屡有以诸公专断朝政者。相较西晋,东晋宗室任职诸公者人数锐减,任职时间缩短。西晋时期,宗室诸王、宣帝旁系诸王担任八公者人数、任职时间均多于武帝嫡系诸王,东晋时期则是元帝系诸王担任八公者人数、任职时间皆占多数。凡此种种,对两晋政治格局变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晋末宋初东晋宗室政治活动略探

通过考察晋末宋初东晋宗室政治活动的各种形式可以看出当时宗室成员之间、宗室与忠于皇权的政治力量、宗室与北方统治政权的一定联合使得宗室的政治势力增强、政治影响扩大,有效延缓了晋宋禅代的进程.结合整个东晋时期宗室的政治活动来看,宗室政治势力对于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的发展起到了平衡作用,对东晋皇权政治的运转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晋宋宗室任官制度综析

本文综合考察晋宋宗室任官类型、转迁特点及王朝所制定用以保证宗室任官特权的具体制度,从政体角度指出:西晋八王之乱与刘宋诸王内乱,其体制性症结在于地方行政制度建构不当,造成宗室诸王的实质性封建,由此兵戈屡起,内难频仍;东晋太元、隆安时期政刑谬乱、兵乱荐臻,刘宋元嘉前期出现君、相之争,这是与决策权、行政权、军权相对集于宗室重臣一身的制度性缺陷造成;晋宋禅代及萧道成篡宋成齐的历史证明,在皇权世袭制的朝代国家,宗室阶层必须在适应皇帝独制的官僚政治体系的理性原则下参与国家政权统治,这对于家天下的政治统治的延续是有意义的。     

论北京历代建置沿革的特点

<正> 从周初分封的诸侯国燕和蓟,到今天的中央直辖市北京市,从战国燕始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到北京市现辖十区八县,时间跨度长达三千余年,大小朝代改换二十多次,其间出现在北京地区的各级行政建置,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或更换名号,或省置郡县,或升降级别,或迁徙治所,或改变隶属,或调整分界,共同构成了一部多层次的错综复杂的北京建置沿革史。     

重读《封建论》——兼与钱伯城先生商榷

柳宗元的《封建论》在我国古代的政论文中是一篇影响较大的重要文章。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高屋建瓴地把封建（分封）制和郡邑（郡县）制的利弊得失以及何者为优这一自秦汉以来在思想界一直引起争论的问题作了一个总结。文章结构严密，逻辑性强，气势磅礴，议论宏肆，具有...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秦亡原因再考察

秦王扫六合实现天下一统,然而仅仅十五年时间就顷刻崩塌,被后世看作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典型实例.汉以降的各朝代多以秦亡的历史教训为戒,极力避免国祚短暂的命运.值得注意的是,历代先贤在对秦速亡原因作分析时,主要呈现严刑役重的"暴秦"说和"废分封,行郡县"的"秦制"说两种倾向.但郡县制已被历史证明是"应运"之制,分...     

浙江省新型城市化与地方行政体制改革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在论述政治体制改革时则强调要建立中国特色的行政体制,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省直接管理县(市)改革,深化乡镇行政体制改革.本文认为中国特色的城市体系与行政体系应该基本相配套,因此建设新型城市化,就必须加快地方行政体制改革,建构新型的城乡一体化地方行政体制.     

唐代中央对地方司法活动的监督与控制

唐代是一个比较重视法制建设的皇朝,在其存在的近三百年时间里,建立起了一个监控地方司法活动的严整体系.从这个体系来看,唐代中央监控地方司法活动的主要途径可分为行政监控和司法监控两种.其中,行政监控包括监察和考课,司法监控则包括复审、疑狱奏谳、上诉、死刑复奏和录囚徒等.应该说,唐代中央对地方司法活动的监控是有成效的,但存在的问题也相当明显,最为突出的是所有监控都来自官僚系统内部,而这个系统从一开始就存在唯官唯上、结党营私、官官相护、货贿公行等一系列无法克服的问题,这些问题则使唐代监控地方司法活动系统的效能大大降低.     

西晋时期的地方军府与州府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军府为核心的军事行政体制逐步楔入国家行政体制,军事行政体制侵蚀民政,出现以“军”代“民”的情况。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西晋实为关键时期。西晋武帝时期,军府制度先后经过两次重大改革：一是都督制与封王制度相配合;二是罢州郡兵。平吴之后,晋武帝改革的重点在于军政分途,逐步恢复汉代地方制度,即刺史负责监察,民事由郡国守相管理,军事主要由都督负责。西晋后期,政局动荡,地方军权和行政权相互渗透,重新出现军政高度合一的态势,导致都督之权极度扩张,出现了多州都督与郡都督,都督区域的盈缩变化表明了都督本身军政职能与权力的变化。西晋末期,刺史加将军号拥有军权,都督也领刺史而有相当之行政权,拥有军事实力的都督,可以选置刺史、郡太守这一级别的行政官员。都督制度的变化对东晋南朝军制的影响十分深远。     

民情反思与士人的社会改造行动——晚清温州永嘉学派保守主义的实践及其困境

同光时期士人推行的地方社会重建运动,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所引发的新民情经验反思的基础上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由士人集团所继承的学术思想传统,在塑造文人精英意识形态以及作用个人选择意志时起到了颇为关键的作用。同时,承担这些思想历史传统的组织载体为结社和宗族。社会位阶的差别以及对社会经验判断的差异,导致现实社会改造方案出现了分歧。其中,具有较高功名的上层士人选择了一条重建宗法和学统的保守方式,力求将人心气禀重新安顿到传统政治格局内,但这一努力在实施过程中所达成的民情效果却出现了与其“敦风易俗”这一初衷相背离的结果,即学阀望族成为垄断性的地方社会势力。这条保守路径最终陷入了困局,但并不意味着晚近士人经世作为的终结,相反,它孕育了中国现代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契机,即以普遍人格结构为心性基础的社会组织生活将成为现代民治政体的根本。     

论东晋后期司马道子对寒人的任用

东晋时期门阀世族把持着国家政治命脉,占据官场要路,寒人难以跻身。但寒人从来没有放弃进入政治核心的努力,总是伺机进入政治权力中心。东晋后期孝武帝引胞弟司马道子主政,试图重振皇权,由于司马道子等人纵情享乐,朝政混乱,寒人被引入权力层,客观上对门阀制度带来冲击。     

西晋的立储与皇太弟、皇太孙制度

储君的名号称谓自秦汉以来通称皇太子。西晋武帝在立储问题上的三个失误：立愚子、立悍妇、立庶孙导致太子司马衷即位后严重失权,由此引发八王之乱。在八王之乱中出现了两个新的储君名号：皇太弟与皇太孙,它们皆是宗室诸王争夺最高皇权的重要政治手段之一。西晋出现的皇太弟制、皇太孙制是嫡长子继承制度的补充,也是统治集团对最高权力转移机制的适度调整,从客观上而言,对于丰富和调整秦汉以来的皇位继承制度具有深刻的影响。     

东晋桓温军府对桓玄建楚的影响

东晋桓温军府是魏晋军府发展的延续。东晋时期军府之间呈现层级化的结构特征,存在宝塔式的纵向层级依附关系。桓温个人身份对桓氏家族的影响很大,他获得的权力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也为桓氏后继者出任军将提供了契机。桓温善于治理和抚民,在荆州有较持久的政治影响力,这些成为桓玄成势的政情、民情基础。桓玄建楚是桓温、桓玄父子两代人努力的结果：桓温执兵权而行北伐之事,再借北伐立威,收功于外,获誉于内;桓玄则在晋末统治集团多方权力角逐中脱颖而出,借父辈余荫兵权急剧膨胀,直至改朝换代。但他们即使在最盛时也未能取得全国兵权。北府将刘裕讨伐桓玄,最终以北府兵击败了以桓氏为代表的荆州兵,并实现晋宋易鼎。某一家族在某一地区的世袭兵权,很大程度上为东晋强藩割据大开方便之门,桓温军府便是兵权私家化的表现之一,这不仅与当时皇权受到削弱有关,也与魏晋以来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有很大关系。     

拓跋宗师考述

拓跋宗师是北魏皇族在"私"的家族场域设立的最高管理者,它是西晋宗师与游牧氏族长老制融合的产物,堪称宗室领袖与楷模。拓跋宗师始设于道武帝天赐元年,此后一度废弃,孝文帝太和改制予以恢复。此职限额一人,终身任职,例由德高望重、地位尊显、才学出众的宗室元老担任。拓跋宗师通过"宗议"干预皇族事务,具有纠举非违、训教督导等职权,对维护皇族秩序、规范宗室言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明清时期的北方宗族与地方社会——以河南新乡张氏宗族为中心

张氏宗族是明朝永乐年间由山西洪洞迁居河南新乡的北方宗族。在明末清初时,凭借宗族内正确的教育方针。张氏族人开始科举仕宦,涌现出以张缙彦为代表的科举入仕之人,张氏也逐渐成为当地望族。本文以个案的形式,考察了张氏宗族在地方社会中的发展状况以及其进行的一系列宗族建设,并且注重研究兴盛后的张氏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希望能使对北方宗族的研究进一步深化。     

曹魏西晋的皇帝诏令与行政运作

曹魏至西晋，拟诏机关为中书省。当时三省的机构职能尚未完全确定，拟诏机关及人员不绝对是中书省及其属官。诏令的形成过程，可以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在具体运作中，很多诏令直接指明了执行机构或具体执行者。为了正确贯彻自己的意图，皇帝还会在前诏的基础上发出新诏，对如何执行做出明确而详细的指示。在诏令的发布和执行过程中，会有多次的反馈和调整：反馈包括预前反馈和同期反馈；调整既有对诏令本身问题的调整，也有对执行不力、违背诏令精神行为的调整。曹魏西晋皇帝诏令的形成和执行过程说明当时的行政运作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