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新史学的命运

〕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写的《新史学》打起“史界革命”的大旗，对封建史学展开猛烈批判。他在历史进化论的基础上提出新史学的历史观，建立起历史哲学，论说历史有客观的公理公例。五四运动后，到了本世纪２０年代，梁启超否定自己的新史学理论。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同志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和近代社会，提出建设现代史学的主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２０年代中国新史学发生的变化，留给人们的启示是：要发展新史学，就应当处理好历史观与方法论的关系，处理好理论与史料的关系，处理好输入新学理与史学理论创新的关系。五四时期的科学与民主的要求，对中国新史学的建设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新史学对良史的期望

100年前,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对中国传统史学作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的终结和近代新史学的诞生。 《新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梁启超重新界定了史学的性质、任务和研究范围,突出强调了历史哲学的地位和良史的作用。他指出: “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观,     

《新史学》:中国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树立

梁启超是中国最早以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其史学研究在中国学术领域里具有开创性的地位。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该文首次打出“史界革命””的旗号,对中国封建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初步树立起了新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历史哲学。一梁启超在《新史学》里开宗明义,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主张建立新史学。梁启超赋予史学以崇高的地位:“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①梁启超认为中国旧史学貌似极其发达而实则弊病层累,衰朽不甚,不能起到史学应有的功能。他对封建史学提出猛…     

新史学再认识

本文以梁启超的新史学主张为例,对新史学进行了重新认识和评价。全文共分四部分:在充分肯定新史学积极意义的同时,着重叙述了梁启超对旧史学的评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新史学在一些史学家的心目中,仍有很高的地位,并简要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背景;对梁启超的史学主张提出了新的诠释,认为他对新史学的批判,实际上是近代政治史学对传统政治史学的批判,采取的是过激否定的形式的论点,并从主客观两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得出结论的是,梁氏对旧史学的批判是有失公允的,应全面认识传统史学     

王国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近代新史学的理论建设

王国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近代新史学的理论建设方光华一、史学革命及其面临的问题戊戌维新后，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一个新史学思潮。１９０１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中国史叙论》，同年章太炎手校本《书》中《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都提出要撰著不同于旧史著的...     

20世纪“新史学”流派对史书体裁的综合创造

"新史学派"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三大史学流派之一。在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背景下,"新史学"派史家梁启超、萧一山、张荫麟、吕思勉等人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史学勇于进行体裁创新的优良传统,充分吸收中西史书体裁之长,不仅提出许多卓有见识的编纂主张,而且进行大胆地史学实践,创造出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综合体裁,对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二、寓传统体裁的精华于近代章节体之中;三、纪事本末体与典志体的大胆糅合。这不仅说明近代以来史书体裁的发展趋向多元和综合,而且也证明中国传统史书体裁与近代西方新史体之间存在共通性,其精华符合于近代史学的要求。     

试论二十世纪初年中国新史学思潮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史学界兴起了一股史学革命的高潮。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提出要撰著一部新的中国通史,继梁启超而起的有章太炎、夏曾佑、刘师培、邓实、陈黻宸、曾鲲化等人,他们对旧史学的价值标准以及书法体例作了较全面的批评,对新史学的内容提出了一系列设想并作了初步实践,为旧史学向近代新史学的过渡作出了贡献。 二十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梁启超与马克·布洛赫“新史学”思想比较研究

从比较史学的角度入手,沿着年鉴学派"两大史学主张"即"建立总体史的意图"与"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实践"的产生路径出发,认真比勘马克·布洛赫与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可以发现二位史学巨匠治史理念的"不谋而合"。马克·布洛赫"新史学"思想的成熟是建立在西方各种人文各学科成熟发展的基础之上,梁启超"新史学"思想则诞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但足见其史识卓绝。梁启超在其中西融会与古今贯通的学术背景下,在如何回答"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这两个史学上的最根本的问题上,不仅是在国内发时代之先声,而且也是站在当时的"国际前沿"的,以此也可以进一步窥见梁启超新史学久远影响力的奥蕴。     

新史学与辩证逻辑思维

史学有新旧之分,新与旧系相对而言,随着时代的变迁,史学也不断地在继承旧史学遗产的基础上予以更新。新史学不自今日始: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是唐代史学的改革;又如清代的章学诚著《文史通义》,也是一部新史学;梁启超写过一部《新史学》,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体系;特别是李大钊写《史学要论》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端。当前,我们有必要对于旧史学作批判地继承,并加以改革。改革的方面颇多,其中运用辩证逻辑思维方法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重建与解释:丁韪良的中国历史研究述评

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长期以来忽略了近代著名传教士丁韪良在中国史研究方面的开创性成就.本文认为,丁韪良从包括进化论史现在内的当时西方主流历史哲学出发,在梳理和总结传统中国史学缺点的基础上,对重建和解释中国历史、特别是在寻找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和分期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和建设性的见解,开创了近代以来中西重建中国"大历史"的先河,是梁启超"新史学"和蒋廷黻、费正清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声.本文在充分肯定丁韪良对中国史研究方面的划时代贡献的同时,也对其西方中心论和神学目的论提出了批评.     

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思维方式析论

近代中国多重危机交织,改交了中国人长期具有的大国主义和安全心理.强烈的危机意识及其催生的经世情怀,是20世纪初新史学思维方式的心理趋向和价值诉求.史学新观念的确立是新史学思维方式形成的标志:旧的世界图景的崩溃,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史学思维方式的观念基础;进化论与民史观的确立,推动了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性转变;科学观念的全面渗透,则最终实现了史学思维方式的近代化.在20世纪初形成的中国新史学思维方式中,致用与科学作为史学价值追求的两极,经常呈现"跷跷板"效应,无法有效统一,这直接影响到20世纪中国史学的走向.     

梁启超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

梁启超与中国史学的近代化陈其泰“世纪之交”的时代机遇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刻内涵当二十世纪曙光初露之际，梁启超发表了著名论文《新史学》，有如中国史学近代化正式发出的一声春雷，由此激起波涛澎湃的新史学思潮，成为本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关注的中心。历史之所以选择梁...     

“新史学”及其实质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中华民族危机严重的时期。为了救亡图存,先进的中国人如饥似渴地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梁启超语)。大量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包括史学理论和方法,被介绍引进中国。在这些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下,二十世纪初,形成了一股新的史学思潮,猛烈冲击着旧的传统史学。在新史学思潮的推动下,中国史学开始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两种新史学：梁启超与何炳松

1902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文章《新史学》,开启了中国20世纪早期新史学思潮。梁启超因此成为中国早期新史学的代表人物。22年后,也就是1924年,何炳松翻译的美国人鲁滨孙的《新史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结束了中国经日本引进西方史学理论的历史。何炳松由于介绍西方史学理论的成绩,特别是热心介绍和宣传美国新史学派的理论而著名于史学界,被誉为“中国新史学派的领袖”。何氏去世后,有人评价说:“何先生的史学是与梁任公先生并称的。任公先生以西洋史学方法治中国史,而何先生则     

20世纪初新史学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

20世纪初年以梁启超、章太炎、黄节、邓实、马叙伦等为代表的晚清新式知识分子,对传统史学进行了激烈批评,以“新史学”为中心进行了一场史学革命,其最初的意义不仅仅表现在中国现代史学之建立上。笔者认为在20世纪初史学革命中,新式知识分子借“史学”的革新,对“民族”、“国民”等近代概念进行了界定,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兴起。     

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今年是梁任公《新史学》发表100周年。100年前,梁启超批判旧史学有“四蔽”、 “二病”、 “三恶果”,提出要进行“史界革命”,建设“新史学”。并且说: “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任公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揭开了中国“新史学”时代的序幕。 新史学“新”在何处呢?台湾学者王尔敏认为,20世纪史学与前代的不同之处,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前人重通史,今人重断代。第二、前人重博雅,今人重深细。第三、前人重综合,今人重分化。     

中国史学走向变革的宣言

梁启超的《新史学》发表100年了。100年来,中国史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新史学”的倡导,历史考证学派的重大成就,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及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构成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辉煌画卷。 《新史学》的发表,在20世纪最初的三四十年间,曾经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倡言“史界革命”,关注历史哲学,推重历史教育等思想,至今仍有可资参考的价值。但是, 《新史学》同历史上的许多事物的出现一样,也有其片面性。对此,我们都应以历史主义的态度看待。本刊为纪念《新史学》发表100周年,约请史学界朋友撰写一组文章,予以发表,以飨读者。     

梁启超早期史学思想与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

<正>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奠基人,他在20世纪初年发表的以《新史学》为代表的一系列论著中,提出了新的史学价值观和历史发展观,并以此为武器系统批判了中国的旧史学,推动了近代的“史学革命”。梁氏之所以能成为“新史学”的开山宗师,不仅因其有着深厚的史学修养,更由于他能从国情出发,大胆引进外国的理论,并将其融会贯通,在应用中创新,在这方面,为后人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下面,我们便以他对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著《史学通论》的借鉴为例,一方面探讨梁氏早期史学思想的渊源,另方面分析他在引进外来思想方面的作法。     

梁启超的“史界革命”说

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民主思潮日趋高涨。在这股思潮中,批判旧史学,创立新史学,是一支冲击封建传统观念的巨大力量。当时,活跃于论坛的梁启超,既是封建旧史学的掘墓人,又是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奠基者。他首倡“史界革命”说,对中国新史学的创立和发展,进行了有力的推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何炳松与《新史学》

何炳松的《新史学》虽是译著,但反映了他进步的史学思想,主张历史研究要反映人类的全部活动。他还是近代有成就的进步教育家之一。他在“本位文化论”中提出根据中国特点,既不复古,也不盲从外国,以建立中国文化的观点,值得认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