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方域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侯方域是明清之际士大夫的领袖人物,誉满当时文坛,但因其参加清廷乡试、献计剿灭榆园军,此类"变节"行为遭致后人颇多诟病。随着上世纪60年代《桃花扇》的改编和演出,更是引起了人们对侯方域严厉的道德批判。从目前的研究现状看,学界普遍关注侯方域的生平考辨与作品整理、入清前后的人格心态变化以及诗文研究等三个方面,而对于侯方域在晚明政治中的处境、其爱情与婚姻生活、侯氏家族与晚明战争的关系以及侯方域在南明政权下的游幕生涯等内容却关注不够,无论是研究角度、研究内容抑或是研究思路与方法,都值得进一步地深入探讨。     

侯方域家世背景与散文创作

明末清初，侯方域与魏禧、汪琬三家并举，其文章历来为人们所称道。一般认为，三家文章仍带明人习气，才情多而学识少，文章畅达有余而深厚不足。相对而言，侯方域因为后来《桃花扇》的渲染，他的“文章才情”更为后来学者所熟悉，但其“遗民心态”却往往被大家所忽视。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从易代之际的社会环境出发，依托侯方域自身的家世以及阅历，从公子性情、名士风流与遗民心态等方面，力图完整呈现侯方域文章创作的背景及其艺术特色。     

论侯方域《壮悔堂文集》中传的“小说气”

侯方域是清文大家,其传文有很明显的“小说气”特征,表现在题材的现实性、平民化及个性人物写作手法的典型化、细节化、戏剧化和写作功能的教化作用。其形成原因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哲学思潮、文学思潮以及侯方域本人的政治追求有密切的关系。     

从政治遗民到文化遗民——侯方域参加清廷乡试原因新论

侯方域参加清廷乡试,为清初文坛与遗民界极其重要的事件,长期受后人关注。然其原因,至今仍众说纷纭,成为一大聚讼。深入解读侯方域的作品,可以看出其晚年为学趣向与青年时的狂儒、异端大异,而近于醇儒。这一转变,与清初特殊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体现出他试图"以道易天下"、通过"济满以汉"的方式以保存汉文化的思想。这种转向表明,侯方域已由早期政治遗民转化为文化遗民。这必然影响到他对出处问题的思考,成为其参加清廷乡试的深层动机。这不仅是解开侯方域参加清廷乡试问题的关键,而且对研究明遗民的转型及出处策略的演变均有重要意义。     

侯方域晚年心态与顺治八年乡试

侯方域顺治八年乡试,一直为学术界所关注。然而有关这一事件的核心问题,即侯方域参加乡试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迄今尚未有一致的看法。从侯方域晚年的心态来看,尽管存在着仕与隐、明与清之间的痛苦抉择,但最终还是仕与清占据了上风。因此,侯方域参加乡试不是被迫,而是自愿。     

侯方域散文论

一六九九年(清康熙三十八年)大戏曲家孔尚任的传奇《桃花扇》问世,这是“借儿女之情,写兴亡之故”的一出宏伟的历史悲剧,它通过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演出了一部南明弘光王朝覆灭的历史。“两朝应举侯公子,忍对桃花说李香”,侯公子因晚节不终,得到后世的讽喻,说明文品和人品最终脱节,总是不好的。     

《桃花扇》第四十出《入道》的价值意义之再评价——以《桃花扇》的主题思想和结构模式为中心

清代孔尚任的传奇名剧《桃花扇》思想深刻,艺术精湛,影响深远.后世《桃花扇》的多种艺术形式的改编之作,却多赋予男女主角侯方域和李香君以不同的结局,这反映了改编者对原作第四十出《入道》的不同认识.本文结合中国戏曲史的发展和《桃花扇》的创作背景,通过对其主题思想、结构模式及两者关系的探讨,来重新认识《入道》的意义和价值.侯方域、李香君入道,既是剧作“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主题中儿女私情与家国公义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由剧作主题决定的复杂、完整的情节结构的必然收束.     

榆园军败因新探

史学界认为＂明末四公子＂之一侯方域对榆园军失败负有主要责任。其实,榆园军失败有多种因素,主要原因是活动范围小,首领意志不坚,与其它义军协同作战不够,清政府重兵镇压;而侯方域只不过是个被清政府利用的懦弱文人,并不是榆园军失败的关键人物。     

论侯方域明末江南之行的文学创作

河南著名文学家侯方域在明末时期多次游历江南,深受江南文化的熏陶。他在江南参与的政治文化活动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他与江南的官僚、复社名士以及秦淮歌妓广泛交游,深深影响了他文学创作的内容与艺术风貌。其诗歌和书信等作品,是他在江南多姿多彩的人生实录,真实反映出明末江南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具有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侯方域作品中的政治豪情、风雅情怀与乱世哀愁相互交织,既反映了早期的个性特质,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明末江南的文化精神。     

冒襄《朴巢诗选》的风格刍议

冒襄(1611-1693),字辟疆,号巢民,明末清初如皋人,复社后期领袖,与方以智、陈贞慧、侯方域并称明末四公子,著名遗民诗人。他是一代文宗,有《兰言》《朴巢诗文集》《影梅庵忆语》(洋洋四千言,是我国语体文鼻祖)等传世。他的如夫人董小宛乃秦淮八艳之一,冒董情话曲折动人。毛     

《桃花扇》与史实的巨大差别

本文通过对《桃花扇》中几个重要问题——尤其是侯方域与李香君的恋爱问题——的具体考证,以证实剧情与史实的乖离。     

侯方域与明末江南文化

明朝末年,代表江南地主利益的东林党崛起,江南成为党争的重镇。江南士人结社风气盛行,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复社。复社诸多名士积极与社会底层的秦淮歌妓交往,使党争文化、结社文化与歌妓文化充分融合。他们的政治豪情、名士才情与佳人艳情相互交织点染,形成了独特的明末江南文化。作为东林后裔,侯方域兼有济世壮志与名士风度,又雅好声伎,其个性气质与明末江南文化非常契合。江南文化的熏陶使侯方域成长为明末文人的代表,他在江南的活动也为江南文化的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     

宋荦的创作历程与明清诗风之递嬗

康熙年间，宋荦为全国诗坛执牛耳者之一，对清初诗风的流变有较大的引导作用。他与明清之际的侯方域有密切关系，一个是明末文坛的风云人物，一个是清初诗坛的风雅总持。其创作过程更是与明清之际的文学风尚相始终，在明清之际诗歌史上亦堪称典型。结合其创作历程分析其与清初诗风之递嬗关系，对认识明清文学的演变轨迹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孔尚任《桃花扇》的创作思想

从《桃花扇》“三易其稿而书成”的全过程来看，孔尚任的创作思想是有变化的。在他没有出山以前，其初衷只是单纯的吊明之亡，抒发兴亡之感。出仕以后，因为感激康熙皇帝的知遇，所以又产生了颂扬圣朝的构思。但是，淮扬现实生活的磨难，冲刷了他的颂圣意识。他到扬州和南京亲自访问了南明的遗民和遗迹，不仅获得了侯方域和李香君离合之情与南明兴亡的题材细节，而且引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在他回到北京以后，看到太平国的昆班新戏，促使《桃花扇》进入了定稿阶段。从剧作的主观命意来分析，作者徘徊在“吊明”与“颂圣”的矛盾中，为了“吊明”，他不得不先行“颂圣”，以免遭到文字狱的祸害。但客观意蕴却突破了主观命意的束缚，广大读者受到艺术感染的是亡明痛史激发出来的民族情绪。侯、李双双入道的结局，也是作者潜在民族感情的一种表现。     

从《国朝三家文钞》之编选看清初文风之转变

清初三大家侯方域、魏禧、汪琬因宋荦与许汝霖编选《国朝三家文钞》而得名。三大家的古文标举唐宋,主张革除晚明文章流弊,开创一代新风,这与编选者宋荦的审美理想相合。但宋荦编选三家之文最重要的目的是上呈御览,以歌颂康熙数十年“隆文治”之功劳。因此他剔除了三家文中有关社会政治等在其看来不够温柔敦厚之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文人对“醇雅”这一特定文风的认同与追求,同时也影响了人们对三家之文态度的变化,导致了三大家地位的此消彼长。从三大家地位的前后对比中,我们可以寻觅清初文风转变的某些端倪。     

虞和钦的诗文作品及其特质

虞和钦系清末民初中国传统士人转变为醉心科学的新型知识分子,一生撰写了大量诗文。他的诗文作品,既有原创诗文,也有诗文评论。通过对虞和钦的原创诗文、诗文评论加以简单介绍与评析,基于他“文辞服务于精神”的诗文风格介绍,分析了其诗之“质”、文之“质”,最后指出其诗文作品可启牖后学。     

试论《桃花扇》中李香君的艺术形象

孔尚任的爱国主义剧作《桃花扇》,产生于十七世纪末期。它以复社名士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为线索,概括了一个历史大变动时代的政治风云、社会风貌、阶级搏斗和人情世态:刻划了处于这个大变动时期的各个阶层、各种人物的形形色色的嘴脸;塑造了众多“身为下贱”“不以人齿”的小人物的爱国坚贞、崇尚气节、尤以挛香君为代表的可歌可泣、可敬可爱的光辉形象。两百多年以来,人们一直为其所表现的时代气氛所     

《桃花扇》传扬容美浅析

《桃花扇》传奇,是孔尚任(又名东塘,清初剧作家)通过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反映南明王朝一代兴亡的历史戏。戏成于公元一六九九年,在京邸上演后轰动全国,名噪一时。     

试论<桃花扇>曲律方面的几个问题

孔尚任的《桃花扇》传奇所用宫调以【仙吕宫】和【南吕宫】为主 ,力求使音乐感情与离合之情、兴亡之感和谐一致 ;男主角侯方域所唱之曲以【正宫】为主 ,女主角李香君所唱之曲以北曲【双角】为主 ,与各自性格吻合。     

视域融合角度下戏剧台词英译本对比探析——以《桃花扇》为例

《桃花扇》基于明清时期真实事件改编而来,它反映了侯方域和李香君之间至死不渝的爱情故事。结合接受美学视角中的"视域融合",将许渊冲译本和陈世骧与艾克顿、白芝合译的版本作为研究对象,将其台词翻译处理作为研究重点,尤其是如何处理台词翻译中的文化因素,从而探索翻译中国经典作品的文化因素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