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城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研究北大核心CSSCI

获得更高的教育回报是人口流动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城城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平均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在向较大规模城市流动过程中实现了个体收益的增长。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教育对城城流动人口收入增长的影响,探讨其城市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以及2013-2018年教育回报率的时序变动。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教育对流动人口收入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无论是只包含明瑟方程核心变量,还是引入不同特征的控制变量,个体的教育回报率均是显著正向的;第二,特大及以上规模城市中教育对城城流动人口收入增长影响显著高于其他城市;第三,2013-2017年城城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呈上升态势,2018年略有下降;第四,城市规模越大,个体受教育水平的提升越会增加流动人口进入具有较高门槛且工资相对高的职业的概率,同时也更倾向于选择成为雇员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基于此,文章认为要尽快消除限制大城市发展和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障碍,加快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实现人口等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     

职业流动、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及其代际差异

基于2013年我国七个大城市“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对策研究”调查数据，使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职业流动、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结果显示：一是人力资本对流动人口收入水平有着显著正向影响。但人力资本对两代流动人口的收入影响不同，其中受教育年限、现职业工作年限对新生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促进更大，在外务工年限对第一代流动人口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大。二是职业流动与第二代流动人口的收入呈现显著相关性，然而并非线性的影响，而是呈现倒U型非线性模式；但职业流动对第一代流动人口收入影响不显著。文章最后结合研究得出的观点和结论，探讨了本项研究的政策启示。     

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随着流动人口规模持续扩大,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全面提升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已成为社会经济转型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迫切任务。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教育发挥着基础性、持久性、引领性的作用,是实现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同时,受教育程度作为劳动者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用人单位对劳动者工作能力的评定。然而对于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流动人口来说,教育对这一群体的就业质量究竟有怎样的影响?本文将通过构建就业质量评价指标,运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受教育程度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影响,比较受教育程度对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就业质量影响的差异。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将会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就业质量,表现为收入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就业稳定性增加以及社会保障参保率提高;在流动人口内部,教育对男性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收入和就业稳定性的提高作用大于女性;而对减少女性流动人口工作时间,提升获得社会保障可能性的影响更大。根据研究结果,结合我国国情,建议重视对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的财政投入,加大落后地区的义务教育宣传力度,增加对落后地区女性的教育投资,保障女性流动人口的劳动权益。     

流动人口的社会特征及其收入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作者通过实际调查和分析结果证明,在经济发达地区打工的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等基本社会特征均对其收入水平存在显著性影响。男性比女性、已婚者比未婚者年龄大、收入高。受教育年限、在本单位工作时间和年龄的增长能不同程度地提高流动就业人口的收入水平。流动人口只有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尝试,掌握了生产技术并积累起工作经验后,就业岗位和收入水平才能相对稳定下来。一部分流动人口已明确表示愿意在打工地区定居下来,且收入相对较高或家乡与就业地区生活水平差距较大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正式迁移,男性和受教育年限较长者移民经济发达地区的愿望也更明显。     

基于广义人口结构的区域劳动生产率差异分析

人口结构变动通过作用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影响区域劳动生产率.本文采用中国1993-2014年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从人口年龄、性别、城乡分布以及受教育程度四个方面所衡量的广义人口结构对区域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人口结构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少儿抚养比下降、老年抚养比上升带来的正向影响仅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显著,人口城镇化为东部地区带来正向效应,却对西部地区产生抑制作用.高中教育对劳动生产率没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大专及以上高等教育则带来了正向影响.研究还发现,性别比例在中部地区导致劳动生产率呈现倒"U"型的变动过程,而其在西部地区则表现为"U"型的变动过程.由此,隐含的政策含义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缩小地区差异,有必要进一步放开生育政策,提高女性劳动力占比,均衡男女边际生产率,积极推进欠发达地区就近城镇化.     

人力资本、经济结构与流动人口从业状态

利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10年上半年进行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及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运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从人力资本和经济结构两个方面,对中国流动人口从业状态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受教育程度一般、接受过就业培训、工作经验较丰富的流动人口,其实现就业的可能性较大;流动人口迁入地的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结构比值越高、城镇居民粮食支出比例越低,流动人口实现就业的可能性越大。最后提出了旨在促进流动人口实现就业的相关政策建议。     

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根据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有长期居留意愿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进行分析,发现个体特征、流动区域特征和家庭经济特征共同影响其落户意愿。研究表明:年龄对20-39岁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无显著影响,40岁及以上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随着年龄增加而下降;女性的落户意愿高于男性;无配偶者的落户意愿高于有配偶者;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越高则落户意愿越高;户口为农业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最低,户口为非农业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最高;只考虑流出地因素,从东部地区流出对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影响最低,从东北地区流出影响最高;只考虑流入地因素,流入东部地区对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影响最高,流入西部地区影响较高;在流入地购买住房的流动人口落户意愿不高;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随着已购住房所在地行政级别的降低而逐渐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区域性;随着月收入增加,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先降低后提高;随着月住房支出增加,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提高。     

不同流入地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

了解不同流入地的青年流动人口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为建立稳固的社会支持系统和提升青年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水平提供理论基础.文章根据2015年3～5月对北京、上海和深圳年龄介于18～35岁青年流动人口的调查,对符合条件的2998名研究对象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不同流入地的青年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水平存在差异(P＜0.001),北京地区的青年流动人口生活满意度最高,深圳最低;不同流入地青年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对其生活满意度均有正向影响(P＜0.001);不同流动类型、教育程度、经济融入状况、健康状况的青年流动人口,其生活满意度水平存在差异(P＜0.05).政府部门应协同合作,结合属地情况,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提高其生活满意度水平.     

城镇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参保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京津冀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

个体因素、职业因素和地区因素显著影响城镇流动人口社会保障的获得性。本文基于2013年京津冀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详细分析当前城镇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现状及影响因素。交叉分析结果显示,城镇流动人口内部的阶层差异十分明显,部分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水平亟待提高。二元Logit回归分析结果表明,非农户口、教育程度的提高、单位的正规性和工作的稳定性对参保优势比具有显著的正效应;经济发展程度越高、体制机制越健全的地区,城镇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水平越高,但与本地人的差距也可能更大。     

流动人口带眷流动意愿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带眷流动意愿。研究发现,流动人口最愿意带迁自己的配偶、父亲和子女;社会认同、长期居留意愿和年龄因素对于流动人口的带眷流动意愿有着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他因素如性别、担心父母的养老、受教育程度、住房来源和来流人地的时间等因素对于流动人口带迁不同家庭成员有显著影响。     

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人力资本替代效应及影响分析

人口迁移流动是改变人口数量和人力资本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因素,人口迁移流动造成的人口数量和人力资本空间分布变化是否一致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一个需要更加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针对我国人口流动过程中形成的人口素质结构转变进行理论思考和实证研究,探讨其形成的经济原因和造成的经济影响。相关数据显示我国高等教育群体和中等教育及以下群体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净流向相同的状态,而2013-2015年以来各省陆续出现净流向相反的现象,形成了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的替代效应。高等教育人才的净流入地区是经济发达省份、地理条件优越省份以及少数民族自治区,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以及广东省等三大都市圈内的六个省市的高等教育净流入人才占跨省高等教育净流入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人口替代对当地的经济影响表现为三点:第一,改变当地劳动力资源禀赋结构,使高等教育群体及中等教育群体人数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第二,改变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影响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第三,拉大地区劳动力收入差距。据此提出两点政策建议:首先,地方省市可以通过市场化的产业结构调整手段控制相应的流动人口群体规模,而不必依靠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以及硬性提出人口调控目标来管理流动人口规模。其次,地方政府要做好地区经济规划以及定位,充分认识现在的人口替代对于未来地区创新能力以及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影响。     

广东老年人口婚姻结构变化特征与生活能力分析

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本文发现广东老年人口有配偶比例大幅度上升,丧偶比例大幅度下降,婚姻结构与全国趋同。老年人口婚姻结构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和城乡间差异显著但趋于缩小。流动老年人口有配偶比例更高、丧偶比例更低,对总体老年人口婚姻结构产生影响。有配偶老人生活能力最强,丧偶和未婚老人生活能力最弱,有配偶、离婚的流动老人生活能力更强一些。社会养老服务和保障应关注不同婚姻状况老人的差异性需求。     

影响流动女性自身发展能力因素的个案研究

影响流动女性自身发展的因素是一个十分复杂并需要加以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首先提出了分析影响因素的整体框架和思路，在此基础上，利用对福州市浦上工业区某服装厂的流动女性人口调查的数据对此分析框架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流动经历、个人特征及社会文化和体制是影响她仉自身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流动经历、受教育程度有利于农村流动女性的自身发展，而流动女性的年龄、传统的社会文化观念及户口制度，则会对流动女性自身发展产生一定的束缚作用。在此基础上就如何促进女性自身发展水平的提高提出了建议。     

The determinants and patterns of married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Korea

The present study investigates the determinants and patterns of married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Korea. Married women's employment in Korea is largely determined by age, urban residence,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usband's socioeconomic status, family income, fertility, and the lagged effect of work. Older age, rural residence, inferior household economic condition, and recent work experience are the major positive causes of married women's participation in the market work. On the other hand, younger women with preschool children, who currently reside in urban areas, enjoying better household economic conditions (due to higher socioeconomic status of husbands and/or higher family income) are the groups of women with the smallest probability of working in the market. Married women's employment pattern in Korea shows a pattern typical of less-developed and low-income countries in two aspects: married women working and characterized by a low level of educati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erms of work participation pattern is remarkable. Although Korea belongs to the advanced group of current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she lags behind with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terms of married women's employment. Moreover, it is difficult to predict in advance that Korea would have similar experiences as those of contemporary advanced countries.     

劳动力市场“退出援助”方式与政策探析

做好困难群体的再就业工作,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重新上岗。由于某些原因,现有劳动力人口中的一部分目前仍滞留各地再就业中心的大龄下岗困难职工,将可能永远无法再回到社会主导产业中去,或找到稳定的就业机会。所以,可否考虑在利用“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提供岗位援助,为其创造“边缘性”就业机会的同时;利用“消极劳动力市场政策”提供保障援助,重点做好社会保险的接续工作,帮助这部分特殊就业困难群体逐渐、直至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就业竞争,实现“下岗”向“退休”的平稳过渡。     

母亲劳动供给行为与中国农村儿童健康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数据,测度了母亲劳动供给行为对于中国农村儿童健康的影响,重点研究了全职和兼职母亲在儿童不同的年龄阶段进入劳动力市场对于儿童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母亲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不必然导致母亲照料儿童时间的减少,从事兼职工作的母亲由于工作的灵活性对于儿童的照料甚至比不参加工作的母亲更为充分;此外,在母亲劳动收入增加的正效应的作用下,母亲从事全职、兼职工作对于儿童健康有正的影响,但兼职工作的影响并不显著。在控制住儿童健康对于母亲劳动供给的反作用之后发现,母亲在儿童0～2岁阶段进入劳动力市场会对儿童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但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on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structure on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studied in recent decades using different methods to estimate the so‐called demographic dividend. Besides, education has been pointed out as a key factor in economic growth. We propose a decomposition of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into age and education effects. We illustrate the potentialities of the method, deriving an application to Mexico and Spain over the period 1970‐2100. To that end, we estimate the National Transfer Accounts age profiles by schooling level and apply them to recently available population projections stratified by education level. Our results confirm the role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in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but also reveal that education attainment can be even more crucial. Moreover, we find that how both age and education effects finally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depends to a great extent on the specific consumption and labor income age profiles in each country.     

Urban growth in China: past, prospect, and its impacts

Rapid growth and globalization of the domestic economy have dramatically accelerated urbanization in China, resulting in significant environmental impacts and challeng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sing a multistate model accounting for distributional aspects of age, sex, education, and migration in rural and urban regions, we estimate the magnitude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rough 2030 and examine some major associated sustainability issues.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for a range of assumptions, China’s urban population will nearly double from 2000 to 2030; (2) the labor force will constitute a larger share of total population in urban areas than rural due to internal migration of younger workers—this appears particularly true for the mega-urban metropolises of Beijing and Shanghai; (3) rural populations will experience more aging than urban; and (4) level of education among China’s rural labor force will remain low, which could pressure China’s industrial structural transition from an agricultural to a service-based economy.